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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王朝国家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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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朝时期的治边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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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国家。自秦朝开始的边疆开发策略，受到了先秦时期“五服”或者“九服”的王朝地缘服事观的深刻影响。例如“五服”的治边理念，在《尚书·禹贡》记载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意思是说，以王畿为中心，以这一传统统治的区域来明确区别“四夷”，以“四夷”为王朝国家的边缘性区域，“内诸夏而外夷狄”。秦朝立国之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在边疆地区则设立与县同级的“道”来治理与建设边疆，具体而言，即秦王朝在中央政府设典属国，以“掌蛮夷降者”，例如，秦朝在今滇东北地区设立置守官，对当时的云南进行开发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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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代对边疆的开发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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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主要采用的是中央设立相应的行政区划制度来治边，但是又能够注意到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所谓《史记》中所言的“以其故俗治”。汉代的边疆开发与建设，比较注重对边疆地区固有的地域文化、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保留，不强行进行统治，而是给予较为宽松灵活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在确保边疆对封建王朝隶属关系的前提之下，保留当地民族首领的地位和权威，在中央王朝的指导下，由边疆民族首领进行统治，实行郡县与土长并存的“羁縻之治”。“羁縻之治”自西汉始成制度，借重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传统地位，按照这些首领统治当地的势力强弱，赐予王、候、邑君等封号，授予其“复长其民”的权力，允许他们与郡县参差而治。可见，汉代的边疆开发政策较为宽松，在形式上保持中央王朝政权的完整性的基础上，对边疆本地政权主要采用的是包纳、并置和允许相对自由发展的策略。这样，汉代的边疆开发与建设程度深浅，就与当地统治者的治理能力强弱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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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朝的边疆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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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边疆普遍推行羁縻府州制度，在做法上秉承了秦汉时期的“羁縻之治”，对边疆地区进行了相对紧密的统治。例如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置了都督府和边州都督府，这些地方政权具有比较明显的军事色彩，对所辖的羁縻州和蛮夷部落，负有抚慰和征伐管束的职责。相对于汉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和恢复民生的开发理念，唐朝对边疆的开发并非为了征收贡赋和征集壮丁，经过贞观之治，唐朝的国力渐盛，中央政权比较具有经济自信，转而对王朝国家的统一性比较重视，所以开发与建设边疆的前提是要控制边疆林立的蛮夷政权。因此，为了能够较好地控制边疆蛮夷政权，唐朝主要采用在边疆蛮夷部落设置州县，以中央王朝恩赐的形式来任命部落首领为羁縻机构的都督、刺史等官吏，象征性地向唐朝交纳少量贡赋，边疆地方政权的主要职责是在中央王朝征集出兵时应征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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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朝的边疆治理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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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朝相比，两宋时期的边疆治理开发政策更加严格且走向制度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宋非常重视县、峒等基层羁縻机构的设置，并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封建领主对农奴的隶辖关系，可以说是对羁縻的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使得边疆羁縻制度日趋完善。此外，虽然中央政权设置的羁縻州仍然以当地蛮夷的首领为官吏，依照唐制在羁縻州推行人口控制和计口授田的州县管理制度，但宋朝时期的边疆开发，对于不同区域的边疆地方政权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例如对居于西南边疆的大理国尽量强调其自主发展，保持形式上的独立；但是对于同样居于西南的贵州则积极经营，推行一系列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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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朝的边疆治理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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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推行行省制度，除中央王朝的腹地之外，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约十个行省，把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纳入到行省治理的范畴中来。元朝的边疆行省具有严密的统治系统，以云南行省为例，计有37路、5府、54州与47属县，此外辅以设立多处宣慰司与宣府司，各类统治制度严密而周全。在开发边疆方面，元朝的态度较唐宋时期更加开明，对边疆地区的资源进行了比较有效的开发与利用，例如主要通过大力发展交通业与农业，扩大矿藏开采的规模等方式，来有效提升边疆的社会发展水平；同时，还在边疆开征税赋把边疆的经济体系实质性地纳入到中央的治理体系中来，推行学校教育，进行开化启智，提高了边疆居民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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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时期，还实现了“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元朝统治者利用南方蛮夷之地林立的土司之间对于资源、土地、人口等相互争夺产生的矛盾，中央政权采用为土官授予官职和世袭继承合法性地位的方式，有效控制了边疆的土司，在此基础上也更利于中央政权加强对边疆的开发和治理。土司制度使封建王朝的边疆治理延伸到了边远之地，但是也使得后来的土司逐渐势大，甚至对中央产生了裂隙与僭越，为明清的“改土归流”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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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朝的边疆开发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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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对边疆的开发注重军事化的开发方式。从制度上看，中央政权先后派遣大量军队镇守边疆，并以军队驻地为基础，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垦殖，对边疆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从地域上来看，明朝对边疆治理的重点在北方，中央治重兵防治北方的鞑靼、瓦刺诸部，在防区内兵民共治，防控外敌的同时垦田务农，加强边疆建设。对于南方，明朝在西南边疆推广商屯，使得西南边疆的人口快速增长，经济社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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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朝的边疆开发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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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边疆治理与开发，集中了前朝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中央王朝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边疆地区与中原腹地之间的差异，在边疆推行因地制宜的行政制度，在开发边疆的策略和方式上兼具边疆的现实情况，能够做到循边疆之习俗，施王朝之政事，比较典型的是，清廷在边疆厚养当地的少数民族头领，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按照边疆的具体情况，做到贡赏并举、推行年班。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边疆开发的问题上，清王朝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分野——道光以前，主要以放治和循俗为主要特点；道光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闭关自守意识成为主导，对边疆也逐渐采取内收政权、逐渐严苛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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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国时期的边疆开发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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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就推翻了封建帝制，这一时期的边疆开发与建设不再属于王朝国家时期，本节把这一时期置于此处，作为一种王朝国家时期边疆开发方略的延续和补充进行说明。北洋政府时期，中央重视和加强了对边疆的管理，主要在边疆推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既保留了一部分封建时期的治边措施，也加入一些所谓民主共和的特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认识到边疆的重要性，从重视西北到重视西南边疆的开发，并最终把西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作为主要的治疆方向。然而，南京国民政府终究对边疆的管理和认识不足，致使西南边疆多次发生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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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朝国家时期边疆的开发与建设的主要策略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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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时期到清王朝，边疆的开发与治理模式不尽相同，但是统治者对于王朝国家边疆地区发展的意义和价值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不管是屯田戍边、加强边防，还是发展交通、促进往来，都体现了不同的王朝国家对边疆的重视，中央在边疆推行了一系列的开发与建设策略之后，取得了相应的治边成效。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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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行羁縻之治与土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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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縻之治，指的是历代王朝统治者运用一定的制度，对边疆的四夷进行掌控和管理。因为中央朝廷施行的政策有效，所以能够达到“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5]的效果。羁縻制度自先秦时期始，在中国延续数千年，影响甚为深远。总体上讲，羁縻的特点是既能够有效地驾驭边疆蛮夷，又保持相对宽松的自主权，在边疆推行与中央王朝相匹配的任命官员、加封行赏的制度，对边疆起到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秦汉至宋代，羁縻之治相当宽松，边疆蛮夷受中央加封的官员并非朝廷官吏，不受朝廷严格管理，也无需纳贡；元朝时期，羁縻之治才真正成为正式制度，土官成为了中央命官，发展边疆的经济社会成为了重要的职责；明清两代则进一步将土官制度发展为土司制度，这一变化体现了中央王朝的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西南边疆的重要性，主要在南方推行土司制度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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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讲，不管是最初的羁縻之治，还是元朝强化发展的土官制度，还是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都体现了历代王朝重视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从探索最初的一种较为松懈的边疆开发与管理模式，逐渐发展为制度化的朝廷命官制度，在边疆实施与中央王朝有密切关系的开发与建设，在王朝时期起到了良好的边疆治理效果。然而，不容回避的是，土官的任命和土司制度的推行，难免致其势力渐盛，最终中央朝廷难以驾驭，产生势大盖主的乱象。如明朝时期，“朝廷若对土司调遣日繁，则急而生变；土司或恃功怙过，则侵扰益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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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农耕传统屯田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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