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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代环境对边疆地区民族问题及宗教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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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由过去发展到现在，且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烙上不同时代的特点。进入21世纪，边疆的民族与宗教状况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仅受到市场化、现代化等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这些新的时代环境使边疆的民族宗教问题表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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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利益分化对边疆地区民族及宗教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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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化是指由于社会结构性变革而使得一种既定的相对稳定的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重组并使得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急剧变化而引起的利益差别扩大化的过程。[6]我国的利益分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边疆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化成为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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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化的不断加剧，使新的利益群体不断涌现，并使边疆地区社会结构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市场化在打破原有经济体制的束缚，从而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市场化也打破了边疆地区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造成边疆地区利益多元化的复杂形势。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利益分化的广度、速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受边疆地区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地缘政治、周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这里的原有的利益关系解构，甚至突破了原有的以民族为基本分界点的利益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的利益群体跨越了民族之间的界限，融合了原本处于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地缘文化的人群，基于新的利益格局而结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使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利益关系由同质化走向异质化、由普同化走向分殊化”。而且，“这样的利益分化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仍将继续向纵深发展，在今后的利益格局中将会更加扑朔迷离”。以云南丽江为例，在丽江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开发发展过程中，云南丽江旅游开发的参与受益主体更多为外来人员、外来企业和当地的少数精英、能人等特殊阶层团体。而作为丽江旅游业发展主体的当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较少有机会参与到旅游开发中并从中受益。这使得纳西族在当地的社会利益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这种情况常常导致纳西族在心理上产生被剥夺感。如果这种利益分配情况得不到改善，那么这种心理上的被剥夺感将会不断积累、强化，造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影响纳西族的政治归属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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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化的不断加剧，也使得利益冲突和争夺普遍化，民族问题变得日渐突出。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快速发展，原有同一的利益分配方式逐渐被多元的、充满博弈的利益分配方式所取代，而且不同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在利益的争夺上变得愈发激烈。既涉及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现实利益的分配问题，也涉及民族之间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建构、法律政策、制度选择等政治权利的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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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化深入推进对边疆地区民族及宗教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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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现代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快速推进，给边疆地区带来了深刻变化。一场不仅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变革在少数民族地区持续展开。在经济生活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经济生产方式正遭遇挑战；在社会关系上，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以及自给自足的内在生活结构和缺乏社会流动的外部环境正逐渐被打破，少数民族社会正在“从单质化的刚性社会转型为多样化的弹性社会，具体表现为多样化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功能的恢复和现代发展，农村社会关系由机械联系向有机联系的变革，以及农村社会分层状况从固化到流动的转变”[8]。在政治生活上，伴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民族地区政治生活也处于新一轮的塑造过程之中，“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村社政治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村社政治体系”[9]；在价值观念上，传统的民族价值观念以及人们的内心世界因受到外来影响而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目前，少数民族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中。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在新的社会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而旧的社会力量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时代背景下，边疆地区各种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也逐渐凸显，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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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全球化对边疆地区民族及宗教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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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新的边疆观念正在建立，围绕边疆的争夺愈演愈烈，并滋生了诸多民族宗教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背景下，边疆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承担着日益频繁的政治整合与对外开放的功能。地处国家疆域边缘性部分的边疆已经成为现代国家之间主权和利益的边界，边疆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深刻地凸显出来，并使现代主权国家越来越认识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日渐凸显，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边疆，边疆的形势决定着国家的发展和未来。没有边疆，就无法成为大国；没有广阔的边疆，就没有未来，更没有未来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边疆愈发变成国际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口岸和通道，其经济价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关系到国家整个发展目标的实现。于是，围绕边疆的争夺愈演愈烈，各国边界上的“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理念愈发强烈；另外，在“边疆稳则国家安，边疆强则国家富”的边疆观念下，边疆地区越来越成为国外敌对势力进行渗透和破坏的重要屏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而且这样的渗透在宗教领域和一些宗教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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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使原本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起到凝聚民族国家的重要力量，也可以引起国家的动荡甚至分裂运动。从后一种表现形式上，民族主义不仅推动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魁北克试图脱离加拿大的全民公决……也让我国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越显敏感而尖锐。而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原本单纯的民族认同被附加了政治色彩，从而使得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与国族认同构成巨大威胁，进而严重影响边疆的社会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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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二节 边疆民族问题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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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特有的地缘环境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的共同影响下，边疆社会的民族问题涌现出一些新的内涵和时代特点。新时期边疆民族问题的新特点，与边疆自身的发展状况有直接关系，此外，边疆民族问题的新特点也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边疆地区的建立与推进，从而带来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中产生的，此外也是在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不断凸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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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认同问题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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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问题在边疆地区的日渐凸显，主要在于少数民族在各种认同序列中，将国家认同置于何种位置。在我国边疆地区中既存在少数民族内部的民族认同，也存在对国家的认同。如果民族认同被置于国家认同之上，被置于认同序列的最高位置，便产生了国家认同问题。国家认同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民族认同的考察与分析。只有在对民族认同及其特点的对比考察中，才能对边疆地区国家认同问题有更清晰的把握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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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认同，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它是“民族成员对自己与所属民族的同一性关系的认定或确认，是少数民族成员与民族群体之间的一种心理过程”[10]，它是民族共同体凝聚必不可少的重要心理和情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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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族认同是与生俱来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民族认同相对稳定的特点与民族自身的形成过程相关，尤其与长期发展浸润的民族文化休戚相关。从民族自身的形成过程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来看，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忠诚感、归属感和依赖感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因此，较之他们对国家的认同相比，各个民族对自身民族的认同要显得更为自然、深厚、稳固。西方人类学家格尔茨曾指出，“族群”内含两类社会关系，其中之一便是从血族、共同语言、宗教信仰和习俗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而格尔茨将这种社会关系描述为“被给予”的社会关系，即一生下来就居于其中的那个群体。[11]在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对民族认同的内在强化起到重要作用。民族文化对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每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都是在特定民族文化的价值偏好、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特定的心理与人格，而民族认同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心理过程”[12]，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与心理倾向，并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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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认同也是动态的。民族认同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特定阶段的时代特点。一是民族认同的程度整体增强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少数民族对自身利益的体认变得更加深刻，民族意识也日趋旺盛，同时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也变得更加深刻；二是民族认同的自觉性也呈日渐增强的趋势。突出表现在“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逐步由先天性因素导致的盲目认同向在认识到自己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理性化认同的方向转变，逐渐形成自觉的、主动的认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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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民族认同也是复杂的。民族认同具有先天的稳固特点，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实际也表明，民族认同的状况在不同少数民族上又存在不同表现。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民族的开放程度比较高，与其他民族融合的程度比较明显，那么其民族认同的程度往往显得弱一些；反之，如果这个民族的开放程度比较低，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上表现得比较突出的话，那么其民族认同的程度则相对要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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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的另外一种认同还有国家认同，从本质上讲，国家认同主要是各民族对自身与国家关系的一种确认，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中华民族认同、国家利益认同和国家信仰认同，具体表现为对国家的归属感、政治效忠、责任、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情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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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民族国家语境下，国家认同是将各民族及其成员紧密联结在一起的重要政治纽带。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国家的繁荣稳定无不以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前提。“当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文化共同体而存在时，将民族成员联结在一起的往往是基于血缘、地域、文化等而形成的天然纽带。而当不同的民族共处同一国家时，国家认同就成了联结民族与国家必不可少的政治纽带。通过国家认同这一纽带，不同的文化民族才能融入国家共同体，才能更好地培养民族及其成员对国家的归属感，激发他们的共同体意识，唤起他们的政治忠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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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保持着一个较高水平。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政治归属与认同，直接得益于国家对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所制定和实施的民族优惠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利益，通过一系列以关心、扶持少数民族利益为取向的民族政策，实现了少数民族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后，随着国家的日渐富强、民族优惠政策的相继实施以及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切实维护，这些因素都显著提升和强化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且这样的认同正由建国初期外在化的认同朝着内在性的认同转变，由建国初期自发的认同朝着自觉的认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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