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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认同问题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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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问题在边疆地区的日渐凸显，主要在于少数民族在各种认同序列中，将国家认同置于何种位置。在我国边疆地区中既存在少数民族内部的民族认同，也存在对国家的认同。如果民族认同被置于国家认同之上，被置于认同序列的最高位置，便产生了国家认同问题。国家认同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民族认同的考察与分析。只有在对民族认同及其特点的对比考察中，才能对边疆地区国家认同问题有更清晰的把握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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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认同，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它是“民族成员对自己与所属民族的同一性关系的认定或确认，是少数民族成员与民族群体之间的一种心理过程”[10]，它是民族共同体凝聚必不可少的重要心理和情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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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族认同是与生俱来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民族认同相对稳定的特点与民族自身的形成过程相关，尤其与长期发展浸润的民族文化休戚相关。从民族自身的形成过程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来看，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忠诚感、归属感和依赖感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因此，较之他们对国家的认同相比，各个民族对自身民族的认同要显得更为自然、深厚、稳固。西方人类学家格尔茨曾指出，“族群”内含两类社会关系，其中之一便是从血族、共同语言、宗教信仰和习俗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而格尔茨将这种社会关系描述为“被给予”的社会关系，即一生下来就居于其中的那个群体。[11]在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对民族认同的内在强化起到重要作用。民族文化对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每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都是在特定民族文化的价值偏好、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特定的心理与人格，而民族认同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心理过程”[12]，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与心理倾向，并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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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认同也是动态的。民族认同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特定阶段的时代特点。一是民族认同的程度整体增强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少数民族对自身利益的体认变得更加深刻，民族意识也日趋旺盛，同时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也变得更加深刻；二是民族认同的自觉性也呈日渐增强的趋势。突出表现在“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逐步由先天性因素导致的盲目认同向在认识到自己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理性化认同的方向转变，逐渐形成自觉的、主动的认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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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民族认同也是复杂的。民族认同具有先天的稳固特点，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实际也表明，民族认同的状况在不同少数民族上又存在不同表现。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民族的开放程度比较高，与其他民族融合的程度比较明显，那么其民族认同的程度往往显得弱一些；反之，如果这个民族的开放程度比较低，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上表现得比较突出的话，那么其民族认同的程度则相对要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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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的另外一种认同还有国家认同，从本质上讲，国家认同主要是各民族对自身与国家关系的一种确认，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中华民族认同、国家利益认同和国家信仰认同，具体表现为对国家的归属感、政治效忠、责任、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情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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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民族国家语境下，国家认同是将各民族及其成员紧密联结在一起的重要政治纽带。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国家的繁荣稳定无不以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前提。“当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文化共同体而存在时，将民族成员联结在一起的往往是基于血缘、地域、文化等而形成的天然纽带。而当不同的民族共处同一国家时，国家认同就成了联结民族与国家必不可少的政治纽带。通过国家认同这一纽带，不同的文化民族才能融入国家共同体，才能更好地培养民族及其成员对国家的归属感，激发他们的共同体意识，唤起他们的政治忠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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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保持着一个较高水平。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政治归属与认同，直接得益于国家对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所制定和实施的民族优惠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利益，通过一系列以关心、扶持少数民族利益为取向的民族政策，实现了少数民族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后，随着国家的日渐富强、民族优惠政策的相继实施以及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切实维护，这些因素都显著提升和强化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且这样的认同正由建国初期外在化的认同朝着内在性的认同转变，由建国初期自发的认同朝着自觉的认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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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不同少数民族在国家认同的强弱程度上表现又不尽相同。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周边关系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对于生活在内地或远离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国家认同问题一般表现得并不明显；而对于地处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他们的国家认同问题则比较突出甚至有些还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受民族文化、民族发展历史、族体规模、民族意识、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国内因素以及周边环境等国际因素的影响，各个少数民族在国家认同状况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有的民族的国家认同表现得要稳固些，而有的民族的国家认同却表现得相对模糊，还有的民族的民族认同被置于国家认同之上，而国家认同则表现得弱化、淡薄甚至受到严重挑战。而后两种情况则演化为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问题。其中，在有些地区国家认同问题初露端倪，而在有些地区则达到不容忽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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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问题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不仅国家的政策法规在边疆地区贯彻和实施的阻力会大大增大，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冲击、侵蚀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统一；而且，还使分裂主义思想和活动的可能性迅速增大，表现为民族分裂主义常常利用民族认同来侵蚀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基础，并造成多民族国家面临分裂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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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必须高度重视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问题，尤其是要妥善应对认同危机问题。近年来，族群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问题一直是多学科多领域关注的一个重点，目前围绕两者的关系日渐分化出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矛盾冲突论。这种观点把过高的民族认同视为对国家认同的挑战；[15]一种是调适共生论。这种观点倾向于强调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和谐共生的可能性；[16]还有一种观点强调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问题的讨论要特别注意其探讨的地域性范围。[17]以上不同观点、不同视角的研究将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其中导致不同观点的分歧主要源于研究路径的不一样，或者研究方法的不一致。作者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长期并存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必然有冲突发生。解决目前边疆地区出现的国家认同问题的根本思路，主要在于有效协调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切实维持和稳定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将国家认同维持在较高水平，并对国家认同进行持续不断的建设，这也是多民族国家今后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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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界民族问题不容忽视并在部分区域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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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民族问题是边疆地区特有的一种民族问题。从内涵上来说，跨界民族首先是民族同时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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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边疆跨界民族之间往来日益密切，交往日趋频繁，并在此过程中涌现了一系列走私问题、贩毒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宗教渗透问题等等，并给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带来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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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跨界民族问题中，表现最突出的便是跨界民族的认同问题。从本质上讲，“跨界民族问题是因现在国家政治疆界对民族聚居地域的分割所产生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不一致、民族凝聚力与国家向心力失衡而导致的民族问题”[19]。由于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族在地理位置上相邻，表现在同一民族分布在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而且在生活方式、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些因素均使得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更容易受到其他认同因素的影响，并大大提高了跨境民族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产生冲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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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不一，边疆不同区域的跨界民族在国家认同情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有不同的区域特征。其中有些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程度普遍要高些，有些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程度普遍要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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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程度的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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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目前跨界民族的认同状况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表现得非常坚定，同时民族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且高强度的民族认同在不同程度地削弱、侵蚀乃至消解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同。第二种类型：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比较明确。这两种类型的认同关系在边疆地区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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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类型：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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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同状况在西藏、新疆等西北地区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些地区跨境民族问题的实质，主要是跨境民族与所在国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差异被外部力量所利用，在国外分裂势力的渗透与宗教势力的利用下，内部的民族意识被高度强化，民族利益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如，一旦民族利益与国家政策发生冲突时，维护民族利益便成为跨界民族的首要选择，并往往会采取一些制度外的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利益博弈，从而给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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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严峻的是，在部分地区还滋生了民族分裂主义，泛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家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国家认同受到严重的削弱甚至侵蚀，并出现了国家认同危机。如，存在于新疆的“三股势力”，表现为暴力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西藏藏传佛教中所谓的“西藏独立”，这些行动的实质都是民族分裂主义。这些跨境民族在争取“民族自决”的过程中，常常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涉与利用。这些外来势力利用我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鼓吹少数民族“自决、独立、自治”等，在边境地区煽动少数民族以非法极端的方式争取政治权利，策划实施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甚至是暴力事件，妄图颠覆我国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全。再加上，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相互勾结，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相互纠缠，使得我国边境地区的民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与棘手，不仅使原本的内部矛盾转化为国际性的民族分裂问题，而且也使民族问题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使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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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比较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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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同状况在云南等地表现得比较突出。以云南为例，云南是我国西南地区跨界民族数量最多的一个省份，达到16个，分别是壮族、傣族、苗族、彝族、独龙族、怒族、布朗族和德昂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阿昌族、瑶族、哈尼族、景颇族、布依族。云南境内跨界民族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深刻的认同，他们依托地缘的基础作用和族缘的纽带作用，与境外跨界民族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民族内聚力表现得非常稳固；与此同时，境内跨界民族对自己与国家身份的确认也都表现得十分明确，其国家认同随着国家民族优惠政策的相继实施以及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而得到有效提升，总体上达到一个较高程度。而且，这样的认同既以少数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涵盖在民族成员的思想观念之中，同时也表现在民族成员的政治实践和具体行为当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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