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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间冲突与竞争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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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和作用、影响的关系”[39]。在这种关系中，主要涉及民族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具体说主要涉及“基于利益关系之上的经济关系、基于同一国家基础上的政治整合……以及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同化等”[40]。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以支持、帮助、扶持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取向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大力促进了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也使各民族对自身的利益感受和利益认知变得强烈起来，自我发展意识也日渐增强。伴随这一过程直接带来的则是民族间的摩擦和冲突在日益增多。其中，既有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民族之间的经济矛盾，也有民族之间的政治对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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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文化冲突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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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鼓励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更加注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使少数民族文化得到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又为不同民族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平台；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在范围变得更加广泛，程度也变得更有深度，而且在交流的领域上也更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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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因文化的差异又直接带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与矛盾。尤其是狭隘民族文化主义在一些民族中萌生，当本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侵害，甚至只是单纯涉及民族文化差异性的行为，都会表现出一些激烈的反应，甚至激发为文化冲突，转化为群体性冲突事件。随着族际互动的日益普遍，表现形式的日益复杂，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也将变得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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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族经济关系的区域性差距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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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边疆各民族的民族关系，从性质上说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一个以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为基本特征的民族关系；然而，由于社会利益分化的加剧以及市场竞争机制的影响，民族关系在实际上又表现出民族平等的不完全性、民族团结的相对性、民族间互助合作的有限性和互助与竞争的共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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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机制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那么，伴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健全，市场发挥社会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则不断显现，在此过程中，资源分配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所带来的地区差距的扩大越来越凸显出来。一方面，蕴涵在优势地区中的经济实力很快显露出来，另一方面，民族地区逐步丧失了国家照顾和扶持政策的优势，地域偏僻、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劣势很快被凸显出来；另外，不同民族地区相互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日益凸显。而这种经济差距和地域差距对民族关系也带来了深刻影响。[41]伴随着地域差距的逐步扩大，各民族间对社会资源的争夺呈日益激烈之势。这种争夺和经济矛盾不仅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之间，也表现在少数民族之间。其中，既涉及不同民族在经济秩序上的争夺与矛盾，也涉及不同民族之间在土地、山林、草场、水源等自然资源上的争夺与矛盾，还涉及少数民族与国家在经济权益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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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益诉求日趋旺盛且非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方式日渐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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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自我意识与分界意识的日渐强化，各民族围绕自治权、立法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方面的争夺日渐突出，此外，各民族对国家在政治利益方面的诉求日趋旺盛与频繁，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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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民族关系中的摩擦和矛盾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实质都是族际间的利益争夺”[42]。如果说在利益分化的初期，各民族间的利益争夺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的话，那么，伴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认同的日趋强化及民族认同自觉性的逐步提升，各个民族之间在政治权利方面的争夺则变得愈来愈激烈。能否有效协调好各种民族政治关系，直接关系到边疆地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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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边疆地区民族政治生活中涌现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边疆地区政治参与呈持续膨胀的趋势，而且非制度政治参与方式的爆发及影响波及程度比以前大大提高。伴随着社会利益分化的快速发展，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问题在边疆地区日渐突出，并形成了形式多样、程度不等的利益冲突和利益争夺，进而激发了不同群体为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利益诉求或者说利益表达，其中围绕国家权力进行诉求或表达的政治行为便可视为政治参与。这其中，既有经济利益的诉求、民族利益的诉求、宗教利益的诉求，也有政治利益的诉求和社会其他方面利益的诉求等等。从利益表达的形式来看，可以分为一般意义上的利益表达、较为激烈的利益表达和制度外的利益表达。从利益表达的发展趋势来看，近年来边疆地区政治参与迅速发展并日趋活跃，其中非制度政治参与频繁发生尤其是群体性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爆发，不仅波及范围广，而且破坏力极大。无论是2008年云南省的孟连事件，还是2013年云南西双版纳景洪暴力事件，都直接影响着边疆地区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边疆地区的和谐与稳定。边疆地区的政治参与具有突出的民族性、宗教性甚至受地缘政治、跨境民族等因素的影响，这里的地缘政治、跨境民族、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不仅是滋生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温床，也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爆发后各种矛盾交织与叠加的重要诱因。加强对边疆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有效治理，促进政治参与的有序发展，攸关边疆地区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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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三节 边疆宗教问题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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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与民族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民族又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民族问题的发展状况相类似，边疆地区的宗教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及边疆自身环境的变化，边疆地区的宗教问题因而表现出一些新的情况，出现一些新的趋势，需要及时的考察、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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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影响力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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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形势下，宗教影响力依然广泛而深远，并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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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和区域分布的广泛化，是现阶段宗教影响力的突出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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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保障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的民族宗教政策环境影响下，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公民权利得到广泛落实，边疆地区宗教信仰的种类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以及地域分布明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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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信仰的种类来看，表现出种类多样性和教派齐全性的特点。其信仰的宗教既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这五大宗教，也包括在独特的民族文化中衍生出的本土化的原始宗教，如萨满教、白族信仰的本主教等等；与此同时，我国信教群众的人数也有了大幅提升，此外，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团体的数量也都有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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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信仰的地域分布来看，表现出多元性的地域特征。突出体现在各宗教分布广泛却又相对集中，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差异较大。虽然宗教信仰在我国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但不同地区的宗教信仰却不尽相同，其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相比不仅信教人数要多，而且信仰的宗教类型也丰富多样。其中，西北地区受伊斯兰教影响较大，群众多信仰伊斯兰教；而在西南地区，佛教的影响力则要更显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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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为例，该自治区现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萨满教等宗教。其中，伊斯兰教是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信仰群众约760万，占信教总人数的60%左右。包括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在内的十多个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据统计，新疆现有宗教活动场所达2.4万余座，其中伊斯兰教清真寺2.39万座、宗教神职人员2.9万人；此外，各级宗教团体88个，其中自治区和地、县级伊斯兰教协会79个。[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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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藏藏族自治区为例，作为藏传佛教的发源地，西藏藏族群众中的大多数和门巴族、珞巴族等民族都信仰藏传佛教。在西藏，从事佛事活动的信教群众随处可见，且经幡四处悬挂，刻有佛教经文的玛尼堆到处堆放。据统计，西藏共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1780多处，僧尼4.6万多人，活佛350多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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