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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益诉求日趋旺盛且非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方式日渐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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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自我意识与分界意识的日渐强化，各民族围绕自治权、立法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方面的争夺日渐突出，此外，各民族对国家在政治利益方面的诉求日趋旺盛与频繁，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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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民族关系中的摩擦和矛盾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实质都是族际间的利益争夺”[42]。如果说在利益分化的初期，各民族间的利益争夺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的话，那么，伴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认同的日趋强化及民族认同自觉性的逐步提升，各个民族之间在政治权利方面的争夺则变得愈来愈激烈。能否有效协调好各种民族政治关系，直接关系到边疆地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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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边疆地区民族政治生活中涌现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边疆地区政治参与呈持续膨胀的趋势，而且非制度政治参与方式的爆发及影响波及程度比以前大大提高。伴随着社会利益分化的快速发展，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问题在边疆地区日渐突出，并形成了形式多样、程度不等的利益冲突和利益争夺，进而激发了不同群体为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利益诉求或者说利益表达，其中围绕国家权力进行诉求或表达的政治行为便可视为政治参与。这其中，既有经济利益的诉求、民族利益的诉求、宗教利益的诉求，也有政治利益的诉求和社会其他方面利益的诉求等等。从利益表达的形式来看，可以分为一般意义上的利益表达、较为激烈的利益表达和制度外的利益表达。从利益表达的发展趋势来看，近年来边疆地区政治参与迅速发展并日趋活跃，其中非制度政治参与频繁发生尤其是群体性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爆发，不仅波及范围广，而且破坏力极大。无论是2008年云南省的孟连事件，还是2013年云南西双版纳景洪暴力事件，都直接影响着边疆地区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边疆地区的和谐与稳定。边疆地区的政治参与具有突出的民族性、宗教性甚至受地缘政治、跨境民族等因素的影响，这里的地缘政治、跨境民族、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不仅是滋生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温床，也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爆发后各种矛盾交织与叠加的重要诱因。加强对边疆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有效治理，促进政治参与的有序发展，攸关边疆地区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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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三节 边疆宗教问题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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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与民族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民族又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民族问题的发展状况相类似，边疆地区的宗教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及边疆自身环境的变化，边疆地区的宗教问题因而表现出一些新的情况，出现一些新的趋势，需要及时的考察、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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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影响力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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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形势下，宗教影响力依然广泛而深远，并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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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和区域分布的广泛化，是现阶段宗教影响力的突出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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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保障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的民族宗教政策环境影响下，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公民权利得到广泛落实，边疆地区宗教信仰的种类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以及地域分布明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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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信仰的种类来看，表现出种类多样性和教派齐全性的特点。其信仰的宗教既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这五大宗教，也包括在独特的民族文化中衍生出的本土化的原始宗教，如萨满教、白族信仰的本主教等等；与此同时，我国信教群众的人数也有了大幅提升，此外，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团体的数量也都有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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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信仰的地域分布来看，表现出多元性的地域特征。突出体现在各宗教分布广泛却又相对集中，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差异较大。虽然宗教信仰在我国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但不同地区的宗教信仰却不尽相同，其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相比不仅信教人数要多，而且信仰的宗教类型也丰富多样。其中，西北地区受伊斯兰教影响较大，群众多信仰伊斯兰教；而在西南地区，佛教的影响力则要更显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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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为例，该自治区现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萨满教等宗教。其中，伊斯兰教是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信仰群众约760万，占信教总人数的60%左右。包括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在内的十多个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据统计，新疆现有宗教活动场所达2.4万余座，其中伊斯兰教清真寺2.39万座、宗教神职人员2.9万人；此外，各级宗教团体88个，其中自治区和地、县级伊斯兰教协会79个。[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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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藏藏族自治区为例，作为藏传佛教的发源地，西藏藏族群众中的大多数和门巴族、珞巴族等民族都信仰藏传佛教。在西藏，从事佛事活动的信教群众随处可见，且经幡四处悬挂，刻有佛教经文的玛尼堆到处堆放。据统计，西藏共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1780多处，僧尼4.6万多人，活佛350多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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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该自治区现有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道教五大宗教。其中，信教群众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该自治区现有清真寺3760座，拱北、道堂92处，活动点592处；阿訇3600多人，满拉6200多人。此外，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也有相当数量的寺庙、宫观、布道所和宗教神职人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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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现有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和原始宗教六种宗教。其中，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26个民族都有宗教信仰，除回族之信仰伊斯兰教之外，其他民族至少信仰两种宗教。云南省宗教状况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云南省信教人数在不断增长。其中，增长较快的是汉传佛教、道教、基督教信教人数；持平稳增长的有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信教人数。第二，跨界民族的宗教信仰程度不断扩大。据统计，“云南8个跨界民族聚居州市的宗教信徒占全省宗教信徒的48.6%，占当地人口总数的15.6%（远高于全省平均数值的8.8%）”。“按照不同宗教在全省的比例划分，佛教占46.5%（汉传佛教占33.5%、藏传佛教占1.6%、南传上座部佛教占100%）；道教占30.1%；伊斯兰教占18.7%；基督教占54.4%；天主教占32.7%。”[46]据统计，云南现有宗教活动场所4789座，宗教教职人员9000余人，宗教团体96个。[47]从少数民族的具体信仰类型来看，再如东北三省，宗教信仰类型也十分广泛，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以吉林省为例，其中基督教活动场所1300多处，佛教寺院105座，道观125座，清真寺近90所，天主教73所。[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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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和心理层面，此外对政治生活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且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并构成现代边疆政治区别于传统边疆政治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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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民族、宗教之间自古以来就呈现出一种无法割裂的联系。历史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刻主宰、并影响着边疆各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仅包括对民族成员精神世界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同时也上升到政治体系层面，成为传统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方式。“从原始时代起，宗教就渗透到人们的一切行为之中……没有宗教的神化，人类的道德行为，价值准则，以及社会秩序、政治制度、律法体系是难以维持和巩固下来的。”[49]其中，宗教向政治的渗透，或者说神权向政权的渗透，成为传统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彝族的鬼主统治（又称神守统治）（这种政治统治的突出特点是神权与王权的合二为一）、藏族的政教合一体系、基诺族的长老体系等等。这些统治体系都是政治关系神权化和神秘化的重要表现，其实质乃是用宗教来论证权力的合法性，用宗教来巩固自身的政治统治，而这也成为传统政治区别为现代政治的一种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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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现代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政治体系的日益分化和文化的日益世俗化，与此同时，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逐渐分离且变得疏远。这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总体格局和重要趋势。当然，在不同地区，宗教与政治分离的实际程度又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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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边疆的情况来看，宗教对边疆政治生活的影响总体上呈日渐式微的趋势，但这种影响依然有所反映，而且由于受边疆地区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以及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依然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并成为边疆地区民族政治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实力量；而且，宗教的政治影响常常通过宗教神职人员表现出来，这些宗教神职人员依凭特殊的宗教理解力与创造力，控制着影响民众生活的信仰工具，从而具有特殊的影响力与支配力。表现在：宗教神职人员不仅在宗教秩序的维护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某些公共管理领域也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他们在村社生活中所享有的独特威望也是正式权力主体常常借助的一个重要资源。如当边疆地区的正式权力主体在某些政策执行环节中受挫时，正式权力主体也会转而对宗教精英这类体制外权力进行充分的动员，通过对他们的广泛动员，借助并利用他们在民众中的特殊声望与力量，来博取民众对相关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当少数民族成员的利益要求通过制度内的渠道得不到充分满足时，一些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也会成为民众的一个重要选择。突出表现在，在民众诉求的客体上，对宗教神职人员的诉求也成为一种重要的诉求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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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少数民族政治生活的影响外，宗教对信教人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并构成宗教影响力最突出的方面。在边疆地区尤其在那些地处边远的农牧地区，宗教仍然是当地群众重要的精神生活支柱之一；而且，信教人员几乎涵盖了生活贫困到富裕的不同经济利益人群。以彝族为例，在一些传统彝族社区中，彝族民众的生活至今依然程度不同地笼罩在宗教崇拜的神秘色彩之下，宗教信仰至今依然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内化为彝族民众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彝族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土主崇拜与自然崇拜等。在彝族民众看来，神灵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些神灵均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自己的生死祸福，因此被普遍视为精神上的权威，并虔诚地加以信奉。相当程度上，自然神灵不仅是一些彝族民众的重要崇拜对象，也是重要的诉求对象。当民众遇到一些生产生活问题，如在婚姻上有解不开的心结，在生产上碰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当通过制度内的渠道遇挫时，他们会到土主庙前烧香跪拜，或请专门的神职人员来做小法事，以逢凶化吉、消灾避难。[50]另外，根据对西部地区宗教信仰状况的一项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边疆地区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花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上的时间、精力和钱比以前更多。[51]如在宗教信仰氛围浓郁的藏区，许多群众家里“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拥有家庭宗教用品，门类也相对齐全，特别是城市的信徒家里逐步出现银制供灯、供碗等昂贵的宗教用品，城市家庭的宗教用品数量多、质量高、门类齐全，这与城市居民的财富观念有一定的关系。拥有镀金佛像和银制供灯供碗象征着家庭富裕”[52]。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通过宗教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从而对教徒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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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世俗化的倾向表现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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