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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世俗化的倾向表现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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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世俗化，主要表现为部分宗教功能逐渐被非宗教性的社会功能所取代。具体又表现在：一方面，宗教越来越多地关注世俗事务，更加注重社会道德功能和人际感情的投入，更加关注生态环境、伦理道德，注重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发挥作用，并逐渐参与社会具体公共事务的运作。这种参与和关注，将越来越成为宗教所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和发挥的一个重要功能。在边疆地区，一些正式的宗教组织频频参与公益性的活动，开展禁毒教导、街头救助和救灾扶贫等活动；另一方面，在关注世俗事务的同时，世俗化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观念也被逐渐引入宗教活动中。如，西藏扎什伦布寺早在1985年就建立了一个公司，每年经营的收入可达100多万元，全年基本上能做到收支平衡。[53]在市场经济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边疆地区的宗教资源得到开发，寺观教堂等宗教场所成为旅游景点，这不仅丰富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质量。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宗教组织、宗教领袖，还是宗教活动，都与世俗活动结合得日趋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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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急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宗教获得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和社会影响力。不仅宗教信仰普遍、信仰类型多样、信教群众不断增多，而且呈现多元化的地域分布特征；与此同时，宗教不仅构成少数民族成员重要的精神生活支柱，而且对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且，受市场经济条件的影响，宗教不再只是作为单纯的思想信仰而存在，其社会性功能也更加凸显，商品经济和价值观念也被逐渐引入宗教领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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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外宗教组织的渗透活动不断加剧，宗教安全问题日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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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和敌对宗教组织一直企图对我国边疆进行渗透和破坏。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导致西方民主制度的日渐贬值，致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遏制中国的发展作为新的全球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利用宗教加紧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及和平演变活动，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此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包括宗教在内的国际交往日渐增多，境外敌对宗教组织也利用我国开放的形势特点，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包括窃取我国各方面的情报，甚至支持宗教界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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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渗透，是指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所从事的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境外敌对势力等利用宗教作为渗透的工具，打着宗教旗号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二是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并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展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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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渗透的地理分布来看，我国边疆地区一直是境外势力重点活动的范围。与此同时，在边疆不同地区宗教渗透的程度及表现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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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西北、东北等地区的宗教渗透从总体形势上要显得更加严峻。在西北、东北等地区，境外势力往往以宗教自由、人权等为借口，大肆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将一些邪教传入我国，在我国境内发展教徒，并教唆教徒作出一些极端的行为，破坏正常的宗教秩序；此外，还大肆进行以宗教为幌子的恐怖主义活动和政治分裂活动。包括宣扬“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蓄意歪曲经文教义，煽动宗教狂热，宣扬民族分裂主义、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言论等等。以新疆为例，国际敌对势力和一些宗教势力往往利用同一跨界民族宗教信仰的一致性，从而采取各种形式的渗透，向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青少年灌输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宗教狂热。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重建真正的伊斯兰秩序，要彻底摆脱‘蒙昧状态’，就要完全排除诸如民族主义、世俗主义、爱国主义等非伊斯兰的东西，建立由伊斯兰精神领袖统治的、严格实行伊斯兰法的‘伊斯兰国家’；‘伊扎布特’把对‘阿拉木’（非伊斯兰教法的）放大到对政府认可的一切都要抵制；纠集了民族主义思想的泛突厥主义则梦想建立一个由亚德里亚海滨到中国的‘大突厥国’，将所谓共同语言、共同历史、共同宗教而联系的‘突厥同胞’统一在一个‘突厥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里”[54]。而这种宗教渗透与此相比，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宗教渗透活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我国西北、东北地区那么突出和尖锐。不容忽视的是，云南等地的周边宗教极端组织的活动也在日益增加，国际宗教恐怖主义组织在缅甸等国家的活动也呈现活跃的趋势。这些都使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宗教安全形势呈现恶化的趋势。以云南省为例，由于目前云南跨界民族的宗教信仰程度相对较高，国际敌对势力和一些宗教势力往往利用云南跨界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同一跨界民族宗教信仰的一致性，从而进行各种形式的宗教渗透活动。以云南瑞丽市为例，瑞丽市隶属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有169.8公里的国境线，界碑60多座，渡口20多个；拥有瑞丽、畹町两个国家级口岸；瑞丽与缅甸木姐市、南坎县山水相连，在境外缅甸政府和缅甸“民地武”组织零星战争不止，影响边境安全和稳定。在这样的周边环境下，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间谍情报机关一直企图利用大通道的地理区位和多民族宗教的特点，并不断改变策略进行窃密策反和变换手法进行宗教渗透破坏活动。如，受到美国一些势力支持的“印缅爱与行动公谊会”，近年来以缅甸的跨界民族地区为据点，主要以缅甸的木姐、南坎县为阵地，大肆对云南省进行宗教渗透活动，在中缅边境传播基督教并发展教徒，并向中国境内散发经书和刊物。该组织曾在瑞丽市的目脑路建盖了一个建堂，并组建了“中国宗教传播执行委员会”，还拉拢瑞丽边民入教，借机了解我国境内信教人员的情况，以及我国党政军领导干部信教的信息等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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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的宗教渗透日益加剧，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与过去境外宗教渗透相比，新时期以来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手段、方式与渠道越来越多样化，并呈现出“政治恶意性、文化侵略性、活动国际性、手段多样性、组织秘密性、破坏严重性”[56]等特征。具体又表现在：一是以“政教分离”作幌子，使宗教渗透更具隐蔽性和复杂性；二是以高科技作手段，使宗教渗透更具广泛性和快捷性；三是以人权保护为由从外部施压，使宗教渗透更具煽动性和欺骗性；四是以华人为骨干向华传教，使宗教渗透更有地方性和适应性；五是以经济一体化、社会多极化作背景，使宗教渗透呈现出多样性和新异性。[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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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的极端恐怖主义倾向在一些区域表现明显，严重威胁边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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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境外反华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思想和政治渗透的趋势日益加剧。其中，一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他们以宗教的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目的，大搞暴乱和恐怖活动，使宗教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恐怖主义倾向表现比较明显。这在西北、东北等地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在西北地区，境内外少数分裂分子互相勾结，在国际国内大肆进行以宗教为幌子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新疆，极端的民族宗教问题已演变为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他们打着宗教的幌子，制造宗教狂热，鼓吹对“异教徒”进行“圣战”，大搞武装暴乱、打砸抢烧严重暴力恐怖活动；在西南地区，达赖集团中的一些分裂主义分子在境内外大搞西藏独立；东北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也强势抬头，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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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利益分化的加剧，宗教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由民族宗教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持续增长，暴力犯罪化趋势也日益明显，而且宗教问题还常常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新形势下的民族宗教问题与过去相比显得更加棘手复杂，带来的危害性与破坏性也更大。尤其是以“藏独”和“疆独”为代表的民族分裂势力，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和境外分裂势力的组织策划下，以宗教为掩护，挑拨我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企图颠覆我国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常常成为分裂主义分子进行思想渗透和政治反动的工具。不仅表现在境外分裂势力利用宗教制造动乱，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法非集会或者游行示威；也表现在境外分裂势力常常利用宗教为掩护，传播反动理论，培养分裂分子，并以非法宗教活动进行极端的政治表达。例如，震惊中外的2008年“3·14”西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以及2014年云南昆明的“301暴恐事件”，这些都是宗教民族主义倾向和恐怖主义倾向的重要表现，也都充分警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极为凸显的民族宗教问题和边疆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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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四节 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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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下，我国边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日渐突出，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而且，民族问题又常常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在客观上又使边疆的民族宗教问题更加复杂，这些民族宗教问题不仅对各民族自身、包括对边疆的政治稳定以及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建设都产生了诸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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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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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是众多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而且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这里的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国家认同问题也日益凸显，此外跨界民族问题也日渐突出，与此同时，宗教安全问题也比较严峻，且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给边疆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自身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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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影响。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是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方面，主要指“人们形成现代化的世俗——理智型态度”。在政策层面，“世俗化的政治文化就包含着积极的政治干预作为达到个人和集团目标的途径这样一种意识”；在政治过程层面，表现为人们政治效能感、能力感以及政治参与行为的大幅度增加；在政治体系层面，意味着传统型和魅力型权威的削弱，以及建立在政府有效性基础上的合法性的增强。[58]然而，在边疆地区，民族问题一个重要表现便是过于旺盛的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国家认同危机问题或族际冲突问题。而在宗教的民族主义倾向问题上，说到底无非也是宗教意识通过信徒的行为引发的社会、政治问题。因而，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宗教问题，都离不开对人们意识、态度的影响，产生一种“传统固化功能”[59]。其中，宗教“执行心理调适功能的同时，也产生相应的负功能——愚化教徒，使一些教徒的心态趋于保守、宿命和逃避现实”[60]。这一点在全民信教的民族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宗教因素对于民族群体保持和传承传统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礼仪习俗乃至生计方式都起到一种固化作用。在这样的影响之下，民族自身更容易保持对本民族内部传统权威的认同，更容易形成地域型政治文化或依附型政治文化，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参与型政治文化以及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形成。因此，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将对各民族本身政治发展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产生制约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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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一体化的影响。所谓民族政治生活一体化是指，“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民族政治生活朝着统一整体性的方向演变的过程”[61]。政治一体化是民族国家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统一的制度安排和政权架构既是增强国家权力渗透性，也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需要。在国家治理层面，面对民族这一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因其文化上的特殊性往往在制度安排上给予区别。然而，为实现国家政权的统一性，又需要将各民族的政治生活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与政治过程中来。实际上，在民族国家形态下，族际政治一个突出特点便是诉诸国家权力来协调族际利益关系，因而政治生活的一体化也就成为谋求本族体利益的政治前提，各个民族也只能在统一的国家政治屋顶下，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并促进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但是民族关系中不和谐的因素以及宗教矛盾的客观存在，则极大地阻碍了各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也制约了各民族本身融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其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等政治行为和政治运作的制度化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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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少数民族政治民主化的影响。政治民主既是政治发展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民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每一种民族政治形态中，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都体现着政治发展的程度。”[62]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讲，民主政治首先需要倡导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而这在传统的民族政治体系中是无法自主生成的。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来分析，政治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民族，其本身的政治体系不完备，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难以专业化，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而政治民主由于缺少制度载体也就难以建立。因此，边疆地区各民族在政治民主化的取向方面都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任务。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及其参与的形式。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参与成为少数民族成员进行利益诉求、实现自身权利或民族权利的重要方式与途径。然而，边疆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日益增多，尤其是群体性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爆发，不仅直接影响着边疆地区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边境地区的和谐与稳定，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政治民主化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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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多民族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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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地区，民族构成复杂、宗教种类繁多、宗教信仰多样化，民族间的利益矛盾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普遍存在，此外，由宗教自身、宗教与宗教之间发生的矛盾而引起的宗教纷争也时有发生，另外，由一些极端势力利用宗教所进行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或暴力恐怖活动，这些都直接威胁着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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