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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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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是众多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而且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这里的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国家认同问题也日益凸显，此外跨界民族问题也日渐突出，与此同时，宗教安全问题也比较严峻，且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给边疆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自身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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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影响。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是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方面，主要指“人们形成现代化的世俗——理智型态度”。在政策层面，“世俗化的政治文化就包含着积极的政治干预作为达到个人和集团目标的途径这样一种意识”；在政治过程层面，表现为人们政治效能感、能力感以及政治参与行为的大幅度增加；在政治体系层面，意味着传统型和魅力型权威的削弱，以及建立在政府有效性基础上的合法性的增强。[58]然而，在边疆地区，民族问题一个重要表现便是过于旺盛的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国家认同危机问题或族际冲突问题。而在宗教的民族主义倾向问题上，说到底无非也是宗教意识通过信徒的行为引发的社会、政治问题。因而，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宗教问题，都离不开对人们意识、态度的影响，产生一种“传统固化功能”[59]。其中，宗教“执行心理调适功能的同时，也产生相应的负功能——愚化教徒，使一些教徒的心态趋于保守、宿命和逃避现实”[60]。这一点在全民信教的民族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宗教因素对于民族群体保持和传承传统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礼仪习俗乃至生计方式都起到一种固化作用。在这样的影响之下，民族自身更容易保持对本民族内部传统权威的认同，更容易形成地域型政治文化或依附型政治文化，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参与型政治文化以及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形成。因此，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将对各民族本身政治发展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产生制约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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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一体化的影响。所谓民族政治生活一体化是指，“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民族政治生活朝着统一整体性的方向演变的过程”[61]。政治一体化是民族国家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统一的制度安排和政权架构既是增强国家权力渗透性，也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需要。在国家治理层面，面对民族这一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因其文化上的特殊性往往在制度安排上给予区别。然而，为实现国家政权的统一性，又需要将各民族的政治生活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与政治过程中来。实际上，在民族国家形态下，族际政治一个突出特点便是诉诸国家权力来协调族际利益关系，因而政治生活的一体化也就成为谋求本族体利益的政治前提，各个民族也只能在统一的国家政治屋顶下，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并促进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但是民族关系中不和谐的因素以及宗教矛盾的客观存在，则极大地阻碍了各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也制约了各民族本身融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其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等政治行为和政治运作的制度化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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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少数民族政治民主化的影响。政治民主既是政治发展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民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每一种民族政治形态中，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都体现着政治发展的程度。”[62]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讲，民主政治首先需要倡导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而这在传统的民族政治体系中是无法自主生成的。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来分析，政治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民族，其本身的政治体系不完备，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难以专业化，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而政治民主由于缺少制度载体也就难以建立。因此，边疆地区各民族在政治民主化的取向方面都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任务。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及其参与的形式。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参与成为少数民族成员进行利益诉求、实现自身权利或民族权利的重要方式与途径。然而，边疆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日益增多，尤其是群体性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爆发，不仅直接影响着边疆地区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边境地区的和谐与稳定，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政治民主化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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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多民族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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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地区，民族构成复杂、宗教种类繁多、宗教信仰多样化，民族间的利益矛盾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普遍存在，此外，由宗教自身、宗教与宗教之间发生的矛盾而引起的宗教纷争也时有发生，另外，由一些极端势力利用宗教所进行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或暴力恐怖活动，这些都直接威胁着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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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边疆地区政治稳定的影响。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宗教教义，都会对民族成员产生较强的凝聚和约束作用，进而能够成为采取集体行动的逻辑。由于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边疆地区的宗教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及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使得边疆地区的宗教更容易受到境外势力及其宗教组织的渗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一旦民族群体或信教群众的感情被极端思想激发出来，往往很容易走向狂热，甚至导致群体非理性行为，进而对边疆地区的政治秩序产生极大威胁和冲击。“较大规模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一旦生成，就会危及现有的政治行为，从而酿成政治不稳定。”[63]特别是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的多民族国家，人们的利益诉求、文化诉求以及政治诉求日益旺盛，当民族问题或宗教问题被各种“民族主义”势力利用作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之时[64]，这种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为载体的非法政治参与，就会超越现有制度的承载能力，进而产生亨廷顿所说的“政治动乱”[65]。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宗教神学、教义体系和民族主义，以及由二者交织产生的宗教民族主义，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群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乃至威胁到政治稳定。正如亨廷顿所言：“‘9·11’事件引人注目地象征着20世纪作为意识形态世纪和意识形态冲突世纪的结束以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这一时代，人们主要是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界定自己。”[66]宗教和民族都可以凭借强大的感召力，凝聚起大规模的稳定群体，并能够形成行为一致的集体活动，这在边疆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因而，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不同民族、教派之间的排斥与冲突，将会为社会和谐设置障碍，同时也激化了以族际冲突、宗教冲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矛盾。由此可以看到，无论是宗教因素还是民族因素都有可能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而危及到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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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拥有维持其生存、稳定和发展所需的与免遭内外严重安全威胁的处境”[67]。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还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特别是当二者演变、交织而衍生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即“三股势力”之时，这种影响更是不可估量。从当前国内外情形来看，这两个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通过暴力恐怖事件、分裂活动和外部干涉等三种途径实现。第一，自“9·11”事件以来，暴力恐怖行为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近年来，以民族或宗教名义发动的暴力袭击平民的惨剧，屡屡在世界范围内的多民族国家内部上演。在我国，从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到2014年昆明“301”暴恐事件已经向世人提出警告，由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引发的恐怖主义行为，其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已经逐渐超出了边疆地区，而成为影响整个国家安全的问题。第二，冷战结束以后，民族主义思潮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不断向全世界蔓延，并逐渐催生出民族分离问题和民族分裂问题，成为影响多民族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宗教因素又对民族问题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一种“好战的动员形式”与作为煽动族裔狂热的“额外论据”。[68]将民族主义同宗教情感结合起来，为分裂分子瓦解现行国家政权合法性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依据。第三，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往往同“民族自决原则”以及保障“少数人权利”等理论思潮联系起来，被贴上“集体人权”的标签。而这样的现实情况，则授予了鼓吹人权理论以及“人权高于主权”口号的一些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由此，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会对国家主权、政治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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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多民族国家政治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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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往往聚居在边疆地区，多民族国家的边疆也往往被称为边疆多民族地区。与此同时，多民族国家往往又是多宗教国家，这一特性在边疆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尽管如此，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产生的影响却不仅仅局限于边疆范围，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建设都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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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国家认同建设的影响。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认同主要意味着各个民族对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这对于国家的统一、稳定以及政权合法性的维系都是不可或缺的。边疆地区生活着较多民族，每个民族往往既保持着对本民族的认同，又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然而，这两种认同之间并非总能达成和谐一致的关系，在一定的情景之下二者甚至会表现为一种矛盾，即表现为以各个族体为单位的“集体忠诚冲突”[69]。当民族认同过于旺盛，产生强烈的民族意识甚至是民族主义之时，国家认同往往面临受到削弱的危险。边疆地区的民族，由于地理上的偏远同其他民族的交往较少，对国家的认知、情感也较内地更为淡薄；另外，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边疆地区也是最容易受到国际势力渗透和影响的区域，而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则成为瓦解多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突破口。因此相比内地，边疆地区的民族更容易产生国家认同问题，这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突出。另外，由民族及宗教问题引发的群体性暴力犯罪事件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不仅严重破坏了民族关系和社会和谐，同时也增大了部分群众的不安全感，引起部分群众对政府处理突发事件、保障社会安全稳定能力的怀疑，并产生少数民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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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国家制度建设的影响。这尤其体现在一些边疆地区中出现的过于强烈或者极端的民族认同及宗教认同，相当程度上使得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受到削弱。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便是在边疆地区改造原有的异质性的地方民族政权、巩固国家权威，并将特殊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整合到同一性的国家中来，以保证政权贯彻到边疆多民族社会的基层，以提升国家政治的统一性；然而，强烈的民族或宗教认同使得边疆地区部分人群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往往更多地围绕传统的民族权力或宗教权力展开，遵从的是民族的“习惯法”或宗教教义，甚至由此产生对国家合法性、国家法制的怀疑态度。在缺乏现代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文化的条件下，必然影响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以及政策法规在边疆地区的有效推动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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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五节 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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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广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深远、巨大。新形势下，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已成为影响边疆稳定局势的重要诱因。纵观世界，民族、宗教无小事，民族、宗教问题已成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并成为一个世界性、长期性和矛盾尖锐性的复杂问题。世界上大多数战乱、冲突、动荡和暴力恐怖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民族宗教问题相交织，其中有的因民族宗教问题而直接引发，有的则因民族宗教问题而加剧。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如何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加强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治理，关系到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新时期必须加强对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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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利益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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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是滋生诸多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重要根源，不仅表现在国家认同的弱化方面，也是宗教渗透在边疆地区日趋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宗教渗透为例，改革开放与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其相对发展环境恶化，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民族之间和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差距日趋扩大。在此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安全问题与宗教安全问题更容易产生联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较为落后的生活经济条件影响民众的整体素质提高因而更易于为宗教渗透所利用；另一方面，宗教渗透在社会经济落后的情形下更易于利用扶贫、社会关怀等方式进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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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必须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解决边疆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针对边疆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问题，中央应继续加大对边疆地区的财政援助，确定中央财政每年向边疆地区的转移支付占全年财政收入的比率，进一步细化内地各省市对边疆地区的对口援助政策，规定每年援助的资金额度，使援助制度化、长效化。继续落实好对边疆地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在不断增加“输血”量的同时，改善边疆地区发展经济的环境，支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高边疆地区的“造血”能力，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出台一些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措施。针对边疆地区绝对贫困问题，国家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要有专项经费，在批项目、拨款上要有所倾斜，促进各项扶贫开发政策措施的落实；各边疆地区党政领导也要充分认识到贫困问题的严重性，解决贫困问题的紧迫性，提高执政能力。此外，还要加快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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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还须建立健全边疆地区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调机制，从而为边疆地区利益冲突的避免、或有效化解提供制度支持。其中，既可以通过政治、行政、法律的方式进行协调机制的创新，也可以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甚至利用民族文化的作用来进行协调机制的创新。在政治机制方面，要进一步理顺制度层面的关系，在引导制度内政治参与的同时，不断拓宽边疆地区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在民族文化机制方面，可以根据边疆地区的实际，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传统资源和当地民间组织的作用。由于边疆地区具有特殊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一些少数民族内部有处理和化解民族问题的特有规则和办法，当地政府可以把这些规则和传统纳入到处理政治参与的对策体系中来，力争以更小的治理成本来获取更好的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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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文化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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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通过巩固与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优势，从而为提升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精神纽带。增强中国各民族休戚与共、共存共荣的感情，培养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是增进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因此，要加快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建设，形成价值共识，促进价值认同，要在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坚持在边疆地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效整合各民族文化对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巩固与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优势，增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以文化为纽带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此外，还要将政治文化作为边疆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边疆各民族中大力培养和塑造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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