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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利益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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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是滋生诸多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重要根源，不仅表现在国家认同的弱化方面，也是宗教渗透在边疆地区日趋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宗教渗透为例，改革开放与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其相对发展环境恶化，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民族之间和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差距日趋扩大。在此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安全问题与宗教安全问题更容易产生联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较为落后的生活经济条件影响民众的整体素质提高因而更易于为宗教渗透所利用；另一方面，宗教渗透在社会经济落后的情形下更易于利用扶贫、社会关怀等方式进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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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必须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解决边疆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针对边疆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问题，中央应继续加大对边疆地区的财政援助，确定中央财政每年向边疆地区的转移支付占全年财政收入的比率，进一步细化内地各省市对边疆地区的对口援助政策，规定每年援助的资金额度，使援助制度化、长效化。继续落实好对边疆地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在不断增加“输血”量的同时，改善边疆地区发展经济的环境，支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高边疆地区的“造血”能力，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出台一些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措施。针对边疆地区绝对贫困问题，国家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要有专项经费，在批项目、拨款上要有所倾斜，促进各项扶贫开发政策措施的落实；各边疆地区党政领导也要充分认识到贫困问题的严重性，解决贫困问题的紧迫性，提高执政能力。此外，还要加快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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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还须建立健全边疆地区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调机制，从而为边疆地区利益冲突的避免、或有效化解提供制度支持。其中，既可以通过政治、行政、法律的方式进行协调机制的创新，也可以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甚至利用民族文化的作用来进行协调机制的创新。在政治机制方面，要进一步理顺制度层面的关系，在引导制度内政治参与的同时，不断拓宽边疆地区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在民族文化机制方面，可以根据边疆地区的实际，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传统资源和当地民间组织的作用。由于边疆地区具有特殊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一些少数民族内部有处理和化解民族问题的特有规则和办法，当地政府可以把这些规则和传统纳入到处理政治参与的对策体系中来，力争以更小的治理成本来获取更好的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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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文化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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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通过巩固与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优势，从而为提升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精神纽带。增强中国各民族休戚与共、共存共荣的感情，培养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是增进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因此，要加快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建设，形成价值共识，促进价值认同，要在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坚持在边疆地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效整合各民族文化对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巩固与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优势，增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以文化为纽带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此外，还要将政治文化作为边疆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边疆各民族中大力培养和塑造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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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还须不断满足边疆各民族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为提升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精神动力。在建构国家认同的现实利益内容方面，其中不仅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文化利益，后者如“作为公民主体所获得的更为丰富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发展机会、诉求表达、文化尊重及荣誉感”[71]等要素。而且，“文化价值诉求是更为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内容”[72]。这在经济发展势头相对较好的村寨中反应得更为突出。以西双版纳曼芽布朗寨为例，村寨中平均每户人家都种有一定面积的橡胶树，布朗民众依托橡胶这一主要产业、在政府的扶持下不断致富。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布朗民众也极其注重传承本民族文化，有相当高的文化自觉意识，他们依托“布朗族弹唱”，积极传承和弘扬布朗族传统文化。因此，从今后的趋势来看，对于经济上有了较大发展的跨界民族来说，国家认同的构建就不能仅仅拘于物质利益上的满足，如何全面、真实地了解并有效回应其不断增长的文化价值诉求，将是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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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政策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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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要求改变“一体适用”的民族政策，着重研究边疆地区不同区域推行不同的民族政策的可行性。我国的民族格局是历史形成的，新疆、西藏的民族格局和民族问题与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是，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总量，淡化民族身份，弱化区别对待和差别意识，将对民族优惠改为对区域优惠，促进地区的整体发展，发展的成果惠及各族群众。”[73]在边疆的某些区域，民族意识的快速增长成为许多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滋生的重要根源。相当程度上，“强烈的民族意识会导致对其他社会身份的忽视及对其他社会责任的懈怠”[74]。因此，必须通过政策的及时调整以及民族政策的有效输入，以抑制民族意识的过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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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详见郭艳：《全球化时代的后发展国家：国家认同遭遇“去中心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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