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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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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地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对边疆的治理需要开辟和发展出新的边疆治理观，形成新的边疆治理模式，以顺应全球化背景下边疆地区的发展格局。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治理需要确立一种价值理念，即从地理空间的维度出发，深刻认识到边疆人民是边疆地区的主人，是边疆治理的主体和主力。这是实施边疆有效治理的前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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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继续推进边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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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基础，发展经济是国家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而经济的良性发展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我国维护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各项工作环节，如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社会治安、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等问题，都必须与经济的发展保持一致性。边疆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市场化程度不高，其丰富的资源优势亦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边疆经济，是为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因此，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治理，需要重视经济的基础作用，正确认识和解决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差距大的现实问题，挖掘边疆经济发展的潜力，使之能在现代化背景下逐渐适应全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同时，要帮助边疆人民以开拓进取的精神脱贫致富，更多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实现了边疆地区经济的长足发展，才能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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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制定适合边疆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边疆地区所具有的特殊性，提醒我们在发展边疆经济时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结合边疆的历史，根据边疆目前的发展状况，改善经济环境，制定出适合边疆经济发展的有效战略。这是发展边疆经济的重要支点。有效的发展战略需要深刻了解边疆的历史和现状，才能实现边疆经济发展战略的传承和创新。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把握机遇，抓住西部大开发政策及“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政策优势，积极探索促进边疆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这一过程中，要增强边疆自我发展的潜力和能力，由外部“输血式”治理逐渐转为自我“造血式”治理，并充分认识到边疆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承载的是复杂而脆弱的生态环境现实。因此，边疆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统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又讲求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边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边疆社会政治长期稳定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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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建立和发展跨国区域经济合作。我国边疆地区与14个周边国家陆地接壤，有国家级陆地边境口岸43个，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多个地方对外口岸。特殊的地理空间，为边疆地区建立和发展跨国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对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边疆地区提高对外合作和开放水平，既能实现政治稳定的和平局面，又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另一方面需要结合边疆的多方优势，多渠道、宽领域进行多边、双边经济活动。国际性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边疆经济、政治的稳定，其中延伸出来的区域之间的共同经济利益，也是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治理的积极因素。因此，建立和发展跨国区域经济合作是经济发展层面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治理的支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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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边疆民主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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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稳定是维护我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政治保证，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治理要以政治稳定为基准，建立边疆有序持久的稳定局面。因此，维护国家安全，确保边疆政治稳定是边疆治理最紧迫的长期任务之一。加强边疆政治稳定的治理，除了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外，还要考虑边疆人民的利益，使制度内化为人民的一种心理情感认同，才能为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提供长效的政治文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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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搭建边疆地区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在中国快速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边疆地区作为一个民族分布众多、文化多元、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发展不平衡的区域，各种矛盾和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从政治层面上对民族制度的贯彻和民族优惠政策的宣传，使得有巨大差异的“民族”群体身份高度凸显出来，“民族”的原始概念被政治化了，因此强化了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特别是边疆多民族地区，民族认同情感基础更加牢固，这必然会削弱和淡化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但从国家角度看，自然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身份应该是作为国家的公民，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培育和增强边疆地区民众的公民意识对于维护边疆稳定、推进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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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边疆地区公民政治行为理念，首先要从边疆的实际出发，处理好公民意识与民族问题的关系，这是边疆民族公民意识的关键环节。其次，积极引导边疆民众对公民政治行为的认同和参与，在亲自体验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群体”到“公民个体”的转换。最后，政府的公共权力机构功能要充分凸显，真正维护边疆民众的权益在公平正义的轨道上运行。总之，边疆地区公民意识的培育需要渗透到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从而构建起边疆公民政治行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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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扩大边疆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体现之一，实现了边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但在具体贯彻实施中仍然存在不完善的环节。因此，拓宽边疆地区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加强边疆利益诉求机制，是促进边疆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措施，是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治理的群众基础。目前，我国大部分边疆地区，还缺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渠道和建设相应制度的自觉意识，呈现公民政治参与单一性、狭窄性的特点。这不能适应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扩大边疆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首先要发展教育，增强民主意识，提高边疆民族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意识，消除边疆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其次，建立健全边疆地区多样化的政治利益表达机制，确保边疆政治生活的有序和畅通。最后，加强边疆地区基层民主政权建设，从群众基础作为出发点，使边疆地区的公民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提高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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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整合和协调边疆地区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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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内在肌理，是民族精神内核的存在载体，文化作为软实力的表征力，对社会的政治稳定具有精神上的内化作用。边疆既是一个地理单元，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空间。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边疆地区的突出特点，因此，要实现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善治，维护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在边疆的治理过程中必须整合和协调边疆的多元文化，建立现代公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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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树立边疆多元文化互动和涵化的健康文化心态。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边疆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激烈调适的交叉路口。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边疆地区各民族间多元文化的交流必然会产生碰撞、冲突，从而有可能演变为激烈的民族问题，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因此，现代社会急剧变迁中，为了维护边疆的和谐发展，在整合、协调边疆多元文化的过程中需要树立边疆公民的健康文化心态，深化多元文化相互尊重、和谐并存的意识，使多元文化在互动和涵化的过程中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丰富文化系统，增强边疆文化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树立我国边疆地区公民健康的文化心态，一方面要重视本民族传统深厚文化的社会价值，增强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要渗透国家体系下的一元文化，以优秀的文化精髓凝聚坚强的民族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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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中华民族文化构建国家认同。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传统汉民族所创造的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而边疆民族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作为国家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保持了自身的本土文化。以文化认同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意识，需要整合、协调边疆多元文化的治理理念，梳理好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关系。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共同体下所有公民对主导文化的集体认同，而族群认同只涉及个体族群。我国边疆地区文化认同建设的关键在于把边疆民族的族群认同纳入到国家认同的范畴之下，建立一个在中华民族共同的认同基础之上的国家认同，同时充分顾及到在“一体”格局下的“多元”民族文化的价值，国家认同作为一种文化和政治的认同，而族群认同则是文化的认同。[30]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建边疆民族地区对国家的认同是一个循序渐进和文化空间适应的长期过程，需要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下，通过推进文化的整合力度，建立起具有一元化意义的“中华民族文化”，以此来缩小边疆民族文化与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归属感，牢固边疆社会的稳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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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加强边疆的法治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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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在治理国家中具有公平性和正义性的基本特征，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依法办事。我国边疆的国家安全具有脆弱性，需要法治的坚强外壳抵御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不利因素，为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的有序发展提供最有力的保护屏障，从而发展民主政治，实现对边疆的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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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加强边疆地方法治实践探索，科学立法。由于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地缘政治敏感复杂、民族构成众多等现实原因，法治建设水平也具有不平衡性。而在边疆多民族分布地区，仍然存在着本土民族的传统民间习惯法和规范原则，对民族内部成员起到约束作用。但有些民间制度却有不合理的成分，必然会与国家体系下的法治建设框架产生正面冲突，阻碍边疆地区民主法治的步伐。因此，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依法治理，需要从边疆的实情出发，深度挖掘边疆的民间法治资源，加强边疆地方法治的实践探索，做到科学立法，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做到边疆民间法律文化与国家法律文化的有效融合，逐步形成具有边疆民族特色的法治框架和制度体系，建立促进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法治保障。如2012年4月1日，《拉萨市民族团结进步条例》颁布，将每年9月定为民族团结月，9月17日定为民族团结进步节，成为全国首府城市当中唯一以地方性法规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城市。可见，边疆地区地方法治的实践探索是我国边疆地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运行环节，可以促进边疆社会的和谐发展，丰富法治建设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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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建立完善的打击与防范法律机制，推进边疆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我国边疆地区法治建设的过程中，社会管理是否有序运行是关系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治理成效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我国边疆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逐渐深入，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不利因素除了传统安全问题外（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分裂活动等），还出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泛指直接影响边疆各族人民生活安定与生存质量的非法因素，包括走私毒品、艾滋问题、跨境犯罪、非法跨国婚姻等等，如今已成为边疆硬治理的重要任务。[31]面对边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的双重挑战和威胁，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法治治理需要建立起完善的打击与防范法律机制，依法坚决打击和处置破坏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并根据时代背景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积极推进边疆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把边疆的矛盾和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促进边疆社会持续协调有序的运行，维护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维护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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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治理需要多方结合，以边疆所处特殊空间地理位置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探索适应边疆的有效治理模式，保证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促进国家的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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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精选》，王沪宁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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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伟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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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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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建中：《政治稳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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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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