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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同共治是边疆主动安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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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和社会转型时期凸显出来的边疆安全问题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问题体系。这个问题体系，不仅表现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相互交织；而且建构对象还是信仰、语言与文化具有十分明显异质性的多民族聚居之地；不仅“守边、管边、控边”的独立性、分散性和涉外性明显，而且“固边、治边、富边”的艰巨性、复杂性和自治性也十分突出。然而，边疆安全问题体系虽然十分繁复，安全建构的主体却十分单一，两者恰恰构成了鲜明的反差。长期以来，不管是王朝国家时期，还是民族国家时期，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都是边疆安全建构中当仁不让的主体。王朝国家时期，边疆安全主要是传统军事安全威胁，再加上民智未开，王朝国家作为边疆安全建构的唯一主体并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效应。在民族国家时期，尤其是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社会转型时期，边疆问题爆炸式的增长，政府作为边疆安全建构的唯一主体，在面临诸多新型的公共事务之时，要么顾虑重重，不愿介入（比如商业性工作者艾滋病的防治），要么主动介入（如戒毒人员的心理关怀），却收效堪忧。可以说，随着边疆安全问题大幅度增长，传统一元型政府管控的边疆安全模式，已经逐渐呈现出势单力薄，捉襟见肘之病灶。此外，虽然我国边疆地区依然存在着非常浓厚的政治贫困和文化贫困的现象，但是在一些边疆地区，现代意义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孕育和日渐长成之中，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正在觉醒，各种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也渐渐破土而生。因此，在当前我国边疆安全的建构中，我们应该正视各种社会组织的正向作用。善于激发和引导各种社会组织服务边疆。我们强调社会组织在边疆安全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不是要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强调边疆安全的建构，要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结合。毕竟，在当前边疆安全的建构中，“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化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52]。在当前多元的国家主体中，政府、社会、市场、公民每个参与者所拥有完成一项任务所需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技术和资源，比如政府长于战略规划、宏观调控和主导协调，市场善于资源优化配置，社会组织善于扶危济困与人文关怀，公民的长处在于公共理性和公民德性。这种多元社会所具有资源优势都是边疆安全建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这也决定了边疆安全建构需要政府与多元的社会主体充分发挥社会优势与长处，功能互补，相互合作、协同共进地完成边疆安全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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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安全的建构，不仅仅是国内多元建构主体相互合作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中国与周边国家通力合作的问题。由于边疆诸多安全问题都具有跨境的特点，仅仅只是从国内治理角度发力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比如边疆地区的传统安全的建构，就倚赖国家之间睦邻友好的理念、军事互信的担当和超越安全困境的智慧。而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毒品、艾滋病、走私、跨境犯罪、恐怖主义）而言，尤其是需要国家之间的联动、合作与共同治理。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的敌人，这就为国际之间通力合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面对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威胁，我国也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了多种合作，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为例。自1997年中国与东盟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以来，中国先后与东盟发表或签署《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备忘录》。2005年，东盟与中日韩（“10＋3”）的首都警方还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加强东盟与中日韩首都警察局合作的北京宣言》；2009年6月，首届东盟与中日韩武装部队非传统安全论坛又在中国顺利召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从禁毒合作到打击非法移民、贩毒洗钱，从跨境烟雾污染治理到疾病预防，成就斐然。当然，中国与周边国家由于对非传统安全轻重缓急、侧重领域和关注程度不一样，也由于各个国家之间还存在利益差异和国家隔阂，以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深入合作受到了很大掣肘和影响。不过，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国家之间依存度进一步加深，可以想见，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缘安全方面的多力合作与协同治理将会赢来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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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边疆架构是建构边疆安全的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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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架构是“一个描述和分析国家关于边疆的认识、现状和实践的概念，主要指一个由国家主导性的边疆观念、边疆的确定和调整、边疆治理以及作为对这些方面进行总结和概括的系统化认识的边疆理论构成的整体。其意义在于把握一个国家在边疆问题上认识和实践的总体面貌”[53]。我国的边疆架构，经历了秦汉的草创，唐代的发展和明清的演化，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边疆架构大致得到了确立，并形成了以下主要内容：其一，将边疆置于国家主权和领土框架内来看待和界定，传统有“边陲而无国界”的边疆观被彻底颠覆；其二，海洋边疆地位得到凸显，国家对海洋和海岛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海疆意识开始形成；其三，国家将边疆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关键区域，采取大规模实力、稳边行动，全面加强边防和边境管理；其四，国家开展了全面的边疆建设，促进了边疆的巩固、稳定和发展；其五，把边疆置于国际形势尤其是地缘政治格局的总体形势来看待，注重运用国际规则来解决与我国边疆有关的国际争端。[54]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边疆架构的建立，对于国家疆域的巩固、边疆稳定、边疆发展与边疆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自身的状态和国家发展的外部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迁，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安全内涵正在由边疆和安全两个维度不断立体式拓展，其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时代和形势的发展使得固有的边疆架构已经无法涵盖和适应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的国家需求了，这就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完成边疆架构的转型与重构，建构能够解释大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理论、边疆安全理论和边疆治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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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迅速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现在发展和创新自己的疆域构想和边疆架构正可谓应时而生。中国建构疆域构想及相应的边疆架构首先就是要进行边疆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的创新，以此来解决中国大崛起中的理论自证问题，否则中国将在西方边疆话语霸权下陷入“言说的贫困”和“崛起的困境”。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边疆理论，无论陆疆、海疆、空疆等硬边疆理论，还是利益边疆、战略边疆、信息边疆等软边疆理论，都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源于本国国家政治需要而创建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对美国国际关系、国际地位和国家行为的论证。这些理论要么充当了国家战略建构的理论指南，要么成为了国家全球行为的经典诠释。反观中国自身，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显著的提升，我们关于国家崛起却尚未建构出一种具有国际说服力的，体现中国和平共处、包容和合、发展共赢的地缘政治理论和边疆理论。“一直以来，中国总是困扰于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认为他们的理解在很多场合是误解甚至曲解，但问题是中国本身没有提供给外在世界认识中国的方法。中国不能为外在世界提供能够解释自身国际关系和外交概念和理论，外界就很难理解中国”[55]。既然现有的西方边疆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崛起，也无法从理论上给边疆安全以理论支持，那就需要我们基于中国崛起的本土实践、国家利益和边疆安全形势，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理论。当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边疆理论的建构，并不是要将当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并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和接受的边疆理论推倒重铸，而是要在改造西方边疆理论，在剔除其霸权色彩和强权意识的前提下建构我国的边疆理论，这就需要我们在全面把握现代国家理论和疆域理论相衔接，又能服务于中国崛起的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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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架构的创制在实践层面就是根据国家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凸显边疆治理架构的开放性、整体性、现实性、全面性、建设性，构建一个从陆地边疆到海洋边疆、从平面边疆到立体边疆、从领土边疆到非领土边疆的全方位的完整的边疆架构。[56]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边疆安全观都是内敛式边疆安全观和平面式边疆安全观，注重的是陆地疆域的安全。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与国家的政治沟通、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越来越紧密地结合成利益共同体，边疆安全也与国家周边的地缘政治生态存在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得当代国家边疆安全的建构，不能仅仅着眼于陆地边疆安全的建构与维护。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需要以海权为支撑。“雅典的崛起、西班牙的崛起和英国的崛起往往都伴随着国防军事力量对海上生命线的绝对控制。”[57]“从当代战争模式来看，领土边疆无论建设得多么牢固，也无论防御力量部署得多么强大，都无法成为保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从全球经济运行来看，领土边疆无论海关控制多么严密，也无论企业监管多么精细，都无法成为国家利益外溢的牢固栅栏。”[58]没有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文化边疆和信息边疆的安全，领土边疆的安全也难以得保障。因此，当代我国边疆安全的建构，必须从宏观层面综合考虑边疆安全战略和地缘战略的问题，高屋建瓴、宏观统筹、协调推动、与时俱进，才能实现我国的边疆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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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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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平、白利友：《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及认同政治》，载《思想战线》，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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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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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颉刚：《中国边疆学会宣言及会章》，见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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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潇枫：《安全哲学新理念：优态共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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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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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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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小军：《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的战略再审视》，载《国际展望》，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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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英国学者巴特费尔德提出“霍布斯恐惧”概念，指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个体始终处于相互疑惧的状态，因为在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中国家就像单个的个人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之下，人人都欲保持个人的自由，但是同时又都欲得到支配别人的权力，于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了一种相互恐惧的关系，即时刻担心着对方对自己的威胁。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页。中译本的译文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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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文彰、姜红明：《当代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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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袁三标：《从文化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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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云南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2006年版，第687—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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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霖：《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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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赵长林等：《基尼系数和泰尔熵指标的分解分析比较》，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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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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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胡惠林：《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全球化前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策论》，载《学术月刊》，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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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鲁刚等：《社会和谐与边疆稳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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