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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边疆架构是建构边疆安全的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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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架构是“一个描述和分析国家关于边疆的认识、现状和实践的概念，主要指一个由国家主导性的边疆观念、边疆的确定和调整、边疆治理以及作为对这些方面进行总结和概括的系统化认识的边疆理论构成的整体。其意义在于把握一个国家在边疆问题上认识和实践的总体面貌”[53]。我国的边疆架构，经历了秦汉的草创，唐代的发展和明清的演化，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边疆架构大致得到了确立，并形成了以下主要内容：其一，将边疆置于国家主权和领土框架内来看待和界定，传统有“边陲而无国界”的边疆观被彻底颠覆；其二，海洋边疆地位得到凸显，国家对海洋和海岛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海疆意识开始形成；其三，国家将边疆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关键区域，采取大规模实力、稳边行动，全面加强边防和边境管理；其四，国家开展了全面的边疆建设，促进了边疆的巩固、稳定和发展；其五，把边疆置于国际形势尤其是地缘政治格局的总体形势来看待，注重运用国际规则来解决与我国边疆有关的国际争端。[54]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边疆架构的建立，对于国家疆域的巩固、边疆稳定、边疆发展与边疆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自身的状态和国家发展的外部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迁，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安全内涵正在由边疆和安全两个维度不断立体式拓展，其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时代和形势的发展使得固有的边疆架构已经无法涵盖和适应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的国家需求了，这就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完成边疆架构的转型与重构，建构能够解释大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理论、边疆安全理论和边疆治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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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迅速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现在发展和创新自己的疆域构想和边疆架构正可谓应时而生。中国建构疆域构想及相应的边疆架构首先就是要进行边疆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的创新，以此来解决中国大崛起中的理论自证问题，否则中国将在西方边疆话语霸权下陷入“言说的贫困”和“崛起的困境”。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边疆理论，无论陆疆、海疆、空疆等硬边疆理论，还是利益边疆、战略边疆、信息边疆等软边疆理论，都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源于本国国家政治需要而创建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对美国国际关系、国际地位和国家行为的论证。这些理论要么充当了国家战略建构的理论指南，要么成为了国家全球行为的经典诠释。反观中国自身，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显著的提升，我们关于国家崛起却尚未建构出一种具有国际说服力的，体现中国和平共处、包容和合、发展共赢的地缘政治理论和边疆理论。“一直以来，中国总是困扰于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认为他们的理解在很多场合是误解甚至曲解，但问题是中国本身没有提供给外在世界认识中国的方法。中国不能为外在世界提供能够解释自身国际关系和外交概念和理论，外界就很难理解中国”[55]。既然现有的西方边疆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崛起，也无法从理论上给边疆安全以理论支持，那就需要我们基于中国崛起的本土实践、国家利益和边疆安全形势，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理论。当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边疆理论的建构，并不是要将当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并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和接受的边疆理论推倒重铸，而是要在改造西方边疆理论，在剔除其霸权色彩和强权意识的前提下建构我国的边疆理论，这就需要我们在全面把握现代国家理论和疆域理论相衔接，又能服务于中国崛起的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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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架构的创制在实践层面就是根据国家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凸显边疆治理架构的开放性、整体性、现实性、全面性、建设性，构建一个从陆地边疆到海洋边疆、从平面边疆到立体边疆、从领土边疆到非领土边疆的全方位的完整的边疆架构。[56]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边疆安全观都是内敛式边疆安全观和平面式边疆安全观，注重的是陆地疆域的安全。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与国家的政治沟通、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越来越紧密地结合成利益共同体，边疆安全也与国家周边的地缘政治生态存在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得当代国家边疆安全的建构，不能仅仅着眼于陆地边疆安全的建构与维护。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需要以海权为支撑。“雅典的崛起、西班牙的崛起和英国的崛起往往都伴随着国防军事力量对海上生命线的绝对控制。”[57]“从当代战争模式来看，领土边疆无论建设得多么牢固，也无论防御力量部署得多么强大，都无法成为保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从全球经济运行来看，领土边疆无论海关控制多么严密，也无论企业监管多么精细，都无法成为国家利益外溢的牢固栅栏。”[58]没有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文化边疆和信息边疆的安全，领土边疆的安全也难以得保障。因此，当代我国边疆安全的建构，必须从宏观层面综合考虑边疆安全战略和地缘战略的问题，高屋建瓴、宏观统筹、协调推动、与时俱进，才能实现我国的边疆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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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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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平、白利友：《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及认同政治》，载《思想战线》，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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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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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颉刚：《中国边疆学会宣言及会章》，见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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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潇枫：《安全哲学新理念：优态共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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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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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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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小军：《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的战略再审视》，载《国际展望》，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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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英国学者巴特费尔德提出“霍布斯恐惧”概念，指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个体始终处于相互疑惧的状态，因为在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中国家就像单个的个人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之下，人人都欲保持个人的自由，但是同时又都欲得到支配别人的权力，于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了一种相互恐惧的关系，即时刻担心着对方对自己的威胁。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页。中译本的译文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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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文彰、姜红明：《当代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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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袁三标：《从文化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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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云南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2006年版，第687—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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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霖：《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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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赵长林等：《基尼系数和泰尔熵指标的分解分析比较》，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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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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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胡惠林：《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全球化前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策论》，载《学术月刊》，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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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鲁刚等：《社会和谐与边疆稳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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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余潇枫等：《边疆安全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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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董兆武、刘仲康：《2006—2007年新疆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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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董兆武、刘仲康：《2007—2008年新疆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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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张桥贵：《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社会问题研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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