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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治理视域中的边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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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是一个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围绕“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建构起来的。边疆乃国家疆域的特殊部分，即国家疆域的边缘。从古今中外边疆的情况来看，边疆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在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框架下来进行的。只有把边疆置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中，才能形成对边疆客观、全面的认识，进而才可能提出边疆治理的建设性意见，形成边疆治理的有效措施。因此，对边疆问题的任何讨论和研究，都离不开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如果将边疆与国家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既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也不能对边疆及边疆问题提出建设性的讨论，更谈不上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的良性互动。因此，要把边疆理论放到国家战略层面来思考研究，把边疆问题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处理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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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要准确理解边疆的地位和作用，必须把它放到国家视域中。今天被称为“国家”的这种政治形式或政治组织，是承载着国家权力的政治组织体系，以及该权力体系按照地域对居民的统治而构建起来的一个有形的社会团体，即国家政治共同体。就其本质而言，国家不过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而创设的政治形式，而且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最为有效的政治形式。一般表现为通过以暴力为支撑的权力体系对一定地域内的居民进行管理。“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的”[24]。这个权力体系被称为国家权力。国家这种政治形式被创建出来以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国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25]。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要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身，另一方面，要根据有效发挥作用的需要不断调整，从而形成国家形态的演进过程。每一个时代的国家，都是国家形态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形式，不同文明中的国家形态演进过程有很大差异。每个具体的国家都要面临两种基本关系或基本矛盾，即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或矛盾）以及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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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有国家的存在就有国家的治理，国家发展离不开有效治理，国家发展只能依靠国家治理。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基于边缘与中心有着诸多差异的客观实际，出于区别治理的需要，一定规模的国家往往将国家疆域中与核心存在差异的边缘部分区分出来，有针对性地采取特定的方式加以治理。这里所说的区分，实际上就是将这些边缘区域与内地区别开来并加以认定的过程。因此，边疆首先是一个地缘区域，是国家疆域的边缘部分；其次，更重要的是，边疆是特殊的政治区域。之所以说是特殊的政治区域，是因为边疆的文化、经济、宗教、生产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内地有着诸多差异，特别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与中原地区差别很大。历史上，中国边疆地区往往是少数民族政治势力，与王朝国家政权的关系仅仅是名义上的依附关系。这样，这些区域在政治上被认定为异于内地的特殊区域，是国家因素与地理因素结合的产物。因此，边疆不是纯客观的产物，对国家而言，并非有边缘地带即有边疆；也不是纯主观的产物，而是基于客观存在的国家边缘区域的主观认定和区分。这些被国家认定的边缘区域就是边疆。边疆构建依据都在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边疆认定是从国家整体发展需要出发，把核心区和边缘区区别开来，并对边缘区域加以特殊治理的必要认识的结果。这样的区分是对国家有效治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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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家是否把边缘性地带划分为边疆，如何进行边疆构建，如何治理边疆，主要取决于国家治理需求。并非所有国家都把国土的边缘性部分认定为边疆，如那些幅员太小的国家，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把国土的边缘区域划分出来。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或是因为其国家地理空间狭小而不可能再对这些地理空间加以划分，或是因为边缘和中心有着高度同质性而再无必要划分。即使是那些幅员辽阔的国家，因其边缘区域与核心区域几无不同，也没有必要划分出来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治理。而有些区域曾经被认定为边疆，但随着这些区域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异质性和差异性逐步消失，与国家的其他区域的同质性程度提高，这些区域就失去了原有的边疆区域所固有的特殊性，在发展中就不再被看做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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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些幅员较大，且其边缘性区域与其他区域尤其是核心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边缘区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的国家，才会将那些边缘性区域视为边疆，以采取特殊方式加以治理。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幅员广大，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确存在着诸多实际差异，不可能采取与核心区一样的治理措施，而必须采取特殊的治理才能起到作用，出于国家发展的实际，这些国家有必要将这些区域区别开并加以特殊的治理；另一方面，边疆认定的客观事实表明，国家对这些边缘区域与核心区存在的差异有着明显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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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是否划分边疆以及如何划分边疆主要取决于国家地理空间的客观实际和国家发展的主观需要。边疆是被建构起来的，是主客观的产物。其客观基础是异质性边缘区域的客观存在；主观上，则是国家对在治理和发展中需要将其划分出来区别对待的主观需求。因此，边疆不仅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更是文化—心理的产物和结果，渗透着浓厚的历史文化认知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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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边疆的形成，与中央集权制的王朝国家形成后边缘区域与内地的差异性以及王朝国家治理需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秦统一六国建立统一而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即面临着如何对疆域内存在巨大差异的区域进行有效治理的问题。但秦王朝仅存在15年就灭亡了，如何治理存在巨大差异的边疆这一逐渐凸显出来的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之后的两汉王朝承接先秦业已存在的“一点四方”和“五服”、“九服”观念，针对中原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外围区域为“四夷”（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实际，将中原区域确定为国家核心区，把王朝国家统治能力所能及的核心区之外的区域确定为边缘区，即夷狄区，并对该区域采取特殊的方式进行治理。夷狄区实际上是边疆的最早形态。两汉王朝的边疆划分方式以及对其采取特殊治理的做法，在此后的历代王朝中都得到继承和发展，并逐步明显地称之为边疆。可见，边疆是国家出于发展需要的实际而构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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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边缘”模式与边疆重要作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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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之所以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与“核心—区域”这一国家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纵观古今中外的国家（除少数袖珍国家外），绝大多数都拥有或占据着一个庞大的地理空间，这一地理空间又处于由同样占据一定地理空间的国家之中。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所占据的地理空间不可避免地具有核心、边缘的区别。正是这样的地缘政治事实使国家在发展中总是要划定核心区和边缘区，并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对核心区和边缘地带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从而形成了“核心—边缘”的划分模式和治理模式。该模式是国家发展中的一个普遍模式，无论是古代王朝国家，还是现代民族国家都如此。只要国家仍旧是国际政治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核心—区域”模式就会伴随其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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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核心—边缘”结构中，核心区域乃国之根本，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不仅是国家建立的根基，也是国家积聚力量的基本条件，决定着国家的存续和发展，所以，国家都殚精竭虑、苦心经营治理核心区。核心区域的治理成效、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一个国家一旦失去这个核心区域，或者对核心区域的治理失败，或者这个核心区域被其他力量控制、摧毁，这个国家就灭亡或名存实亡了。因此，核心区在国家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不言而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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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核心区外围的边缘地带则是国家的“安全活塞”，拱卫国家的核心区域，为国家核心区域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条件和安全保障，支撑着国家的发展。边疆就是这样的边缘性地带。正是由于边疆对国家发展发挥着如此重要的影响，所以，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其是否具有开拓边疆的实力，都有开疆拓土、拓展边疆以捍卫核心区域的内在冲动和诉求。历史和现实事实也一再表明，开疆拓土、拓展边疆是国家发展中的一个普遍性现象。这种普遍性的国家行为，不同点无非在于，有的国家不仅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边疆，也实现了边疆的拓展；而有的国家则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失去了边疆，或由于经营不善而导致边疆崩塌，最终导致国家一蹶不振，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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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看，对那些遵循“核心—边缘”模式的国家而言，边疆对国家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这是因为，第一，边疆影响国家的规模。历史和现实表明，那些规模较大的国家，其疆域面积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大都是通过边疆拓展实现的；第二，边疆丰富的物质财富大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物质实力，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第三，边疆为国家发展扩大提供丰富的资源供给。一方面，由于地理构造的原因，边疆往往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另一方面，历史上，边疆资源开发滞后于内地，使这些资源大量保存下来，从而能够为国家发展持续提供资源供给；第四，边疆为国家的核心区提供安全保障。拱卫核心区的边疆，不仅是军事设防之地，也是国家军事安全屏障，而且为国家的军事安全提供战略纵深，在外敌入侵时，边疆为国家提供战略回旋余地和缓冲空间；第五，影响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领土边疆常常与邻国接壤，利益边疆等新形态边疆，甚至会覆盖到其他国家的疆域。因此，边疆治理、边疆经营状况和效果以及边疆的变动，都会影响到地缘政治格局乃至国际关系形势，对国家发展造成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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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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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古今中外边疆的建构理论与历史，可以清晰看出，边疆不是纯客观的产物，而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和结果。从主观方面来看，是否是边疆取决于统治者对疆域边缘的认知；从客观方面来看，这些边缘区域与核心统治区有着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差异，而当统治者把这些区域看作异质性区域时，就形成了国家的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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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一旦被构建起来，它在国家发展中就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边疆的有效拓展，极大地支持了国家发展。这样的例子很多，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历代以来，那些强盛的王朝，都拥有广阔的边疆，而广阔的边疆又为王朝国家发展提供强大支持，从而对王朝国家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集权制国家，其疆域东至东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自秦王朝以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所建立的王朝国家周边都未出现能够与之抗衡的政治共同体，而王朝国家的统治者又多有开疆拓土、扬威德于天下的雄心，于是王朝国家强大的国力和辉煌的文明对周边的其他民族不仅产生了政治上的吸引力、军事上的威慑力，而且也产生了经济上的影响力和文化上的感召力，结果是周边的其他民族纷纷内附、归附、臣服、降服于中原王朝，由此便拓展了王朝国家的边疆。而拓展的边疆又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发展，形成王朝国家发展与边疆有效拓展的双向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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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统治初期，帝国统治者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开展了一系列统一全国的行动，包括[26]：统一东北诸部和收服漠南蒙古；灭明统一中原及江南地区；战胜漠西卫拉特蒙古及西域诸部，收服北、西北、西南广大地区；通过雅克萨之战和外交谈判，确立中俄东段、中段边界。最终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代表清王朝发展顶峰的清代乾隆时期，其边疆的范围更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之最。“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历代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的管辖”，将“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并给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带来巨大的影响”，“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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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也大抵如此，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美国。美国将边疆与国家紧密联系起来，不仅将国家在拓展疆域过程中所获得的新部分称为边疆，而且将边疆的拓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美国发展兴盛史就是一部美国边疆发展开拓史，割裂美国边疆的开拓与其发展关系的认识，就无法理解美国的国家崛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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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边疆学派的创始人特纳几乎把美国的国家发展史等同于边疆的开拓和发展史。特纳说：“一部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部的拓殖史。一片自由土地的存在，它的特别萎缩，以及美国拓殖的不断西进，解释了美国的发展进程。”[28]针对美国过去研究重视东部忽视西部的问题，他指出“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29]，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对于边疆的概念，特纳把它与“自由土地”、“移动的边疆”等联系起来，边疆的发展、开拓程度和水平就是美国国家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在他看来，美国边疆的不断西延，不仅扩展了国家疆域，而且对美国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铸就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不断开拓和勇于创新的民族精神。特纳这样写道：“美国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一个单线的前进运动，而且是在一个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上回复到原始状态，并在那个地区有新的发展的运动，美国的社会发展就是这样在边疆连续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着。这种不断的再生，这种美感似的流动性，这种西北扩张所带来的性机会以及与简单的原始社会的不断接触，提供了支配美国性格的力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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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指出：“美国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一个单线的前进运动，而且是在一个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上回复到原始状态，并在那个地区有新的发展的运动。美国的社会发展就是这样在边疆连续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着。”在特纳看来，边疆对美国历史的重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31]：第一，是边疆促成了美国特殊的民族性；第二，是边疆使美国摆脱“旧社会”的思想，使美国社会具有与之不同的特点，有着强烈的“拓荒者”精神，因而边疆是美国式民主的产生地；第三，是边疆为美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安全阀”，“开拓边疆也以另一种方式减少了我们对英国的依赖”[32]，是边疆对美国发展影响的重要方面。边疆对于美国发展的意义可见一斑。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一部美国历史，是不断拓展‘边疆’的历史。从大西洋西岸向太平洋东岸的移动、从北美大陆向海外进而向地球各个角落的延伸、从地球表面向外层空间的发展，是美国从北美‘大陆边疆’向‘全球边疆’的发展过程。”正因为如此，“美国能够在短短的两百多年里，从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壮大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从一个位于大西洋西岸的孤立国家演进为一个影响巨大的世界大国、从一个并不先进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工业强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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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经营和变动，会影响到地缘政治格局乃至国际关系形势，对国家发展造成直接影响。从动态历史进程的角度看，一个国家边疆的现行状态，是该国长期治理、经营的结果，是国家发展的现实成果。边疆实际状况又会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拥有广阔、稳定、巩固的边疆，能够为国家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从一定意义上说，边疆决定国家的未来，边疆的有效治理为国家提供强大的发展动力。相反，一旦国家的边疆治理不当，经营不善，则会对国家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仅会导致国家发展滞后、拖累整个国家，甚至会拖垮一个国家，导致国家的败亡，这也是国家发展中“核心—边缘”模式发挥作用的另一种表现。“大国衰落的标志是对边疆控制的萎缩，大国边疆转移了中心地带的政治经济是大国衰落的结果”[34]。纵观历史，边疆不稳、边疆动荡、边疆崩塌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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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唐朝的“安史之乱”虽然只是边疆省份的节度使之乱，但它却引发了唐帝国的内部矛盾，最终导致王朝国家的瓦解。在西方，庞大的古罗马帝国的衰败，与边疆的丧失直接相关。“在它的政治生命晚期，边疆急剧萎缩，边界大规模地倒退回原始状态，直至只剩下一个孤单的城堡”[35]，最终被彻底摧毁。而“在英帝国的世界里，边疆就是它苦心经营的殖民地”[36]。由于各种原因丧失殖民地这个海外边疆后，退回本土的英国终于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苏联的解体与边疆问题紧密地连在一起。联邦国家解体导火索是边疆民族分裂主义对联邦的直接威胁。苏联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始发于其西部边疆的波罗的海地区的三个共和国，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继而引发了苏联瓦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其南部地区的南高加索是民族矛盾和冲突的另一个热点地区，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中亚五国等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极其泛滥，纷纷通过国家独立宣言，宣布为主权国家。苏联民族分裂主义的严重影响还表现在许多民族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的主体民族的分裂主义膨胀，它们纷纷要求民族独立自决。苏联边疆的民族分裂主义最终发展成为难以遏制的民族分离大潮，从而导致联邦国家的最终解体。[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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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边疆动荡或崩塌导致国家衰亡的历史事件中，可以概括出边疆动荡或崩塌影响国家发展的几种情况[38]：一是边疆动荡或危机引爆国内矛盾，造成国家动荡；二是边疆的丧失、被蚕食或分裂，导致国家的衰弱或分裂；三是边疆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与国家的制度不一致，引发边疆与核心区之间的矛盾；四是边疆萎缩导致重要资源地的丧失，削弱国家的发展能力；五是边疆危机导致地缘政治环境恶化，影响国家的发展。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会对国家发展造成根本性的影响，直至国家最终分裂乃至衰亡。边疆矛盾激化或崩塌会导致国家衰亡的事实，不仅从反面说明边疆治理失败对于国家发展的消极影响，也从正面说明有效的边疆治理对于国家发展的积极意义。只有得到有效治理的边疆、巩固而稳定的边疆，才能对国家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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