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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艋舺”那时还没有“太子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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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戒严令是1948年公布的，到了1986年已经38年，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几乎在同一时间，韩国总统选举，全斗焕在压力下释放反对分子金大中，被迫与反对党领袖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在野领袖布托从伦敦返国，受到数万人欢迎。而当年的3月，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在选战中获胜，马可仕政权垮台，这给党外人士极大的鼓舞。台湾很流行一句话：“某某（自行代入其他国家或地区）能，台湾为什么不能？”台湾人一向有点看不起东南亚的“小黑黑”，可是居然连菲律宾都成功了，“菲律宾能，台湾为什么不能？”自然受到刺激，也鼓舞了党外人士。戒严令这不合时宜的玩意就首当其冲。党外人士选在戒严令公布的5月19日当天，在台北的龙山寺举办了一场“5・19绿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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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寺在台北的万华区，即艋舺，很多人通过《艋舺》这部电影认识了这里，它是台北市开发最早的地方，而龙山寺作为台北第一名刹，是当地居民信仰、活动、集会和指挥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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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早期很多党外政治人物都喜欢选择庙口作为政见发表或活动的地方。在华人世界当中，庙宇都是凝聚当地意见与活动的中心，所以在庙宇发表政见，除了可以有效传播之外，庙宇也是本地、本土的象征。如果军警想在庙里抓人，就给当地人一种好像国民党这个“外来者”入侵的感觉，搞大一点还可能导致民间信仰团体的抗议，当局不知道这种民间的反抗力量有多大，所以对庙里办活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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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你去那里，会看到一堆老头在瞎扯、聊天、下棋。从前的龙山寺就是个民间论政的地方，很多人会把一些想讲但不敢公开讲的写成大字报，贴在围墙上，不过男人一过中年就只剩下张嘴而已，警察也当他们打打嘴炮，只要不过激，也不会管太多。而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艋舺”这一带是传统上党外人士以及后来民进党的大票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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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月19日这天，艋舺的“太子帮”都还不知道在哪里。从清晨开始，几百名党外人士及群众到龙山寺里集合，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都写着“取消戒严”“百分之百解严”等字样的衣服，为什么是“百分之百解严”呢？因为当局总宣称，戒严令只限制了“百分之三”的自由，真不知道这“百分之三”是怎么量化出来的。不过这也是戒严以来，第一次有人敢公开提出“反戒严”的行动诉求，挑战国民党。本来要到目标“总统府”前去示威，没想到警方将大门一关，锁上，警方一千多人一圈一圈地围起来，他们都被孤立在里面了，所以他们只好在里面静坐抗议，并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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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14个小时的抗议活动中，宪警单位“不攻击、不驱赶、不抓人”，只打消耗战。五月的台湾已经相当热了，示威从白天奋战到黑夜，从艳阳高照、汗流浃背，持续到倾盆大雨，如落汤鸡一般。党外人士不曾打过这样的持久战，事先连粮食、饮水都没准备，每个人都饿得发昏。墙外不得而入的支持者见状，纷纷投掷包子、饮料等东西到里面补充战力。最后是在总指挥、“立法委员”江鹏坚与警方不断沟通，避免了擦枪走火的意外后才和平结束的。这场活动也通过党外杂志的宣传，突破了媒体的封锁，将理念宣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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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到1987年对台湾很关键，或者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每一年都很关键，每一年与前一年相比，变化都更甚。除了不断发生的示威抗议外，民进党的成立与解严是头等大事，敏感一点的人都嗅得到那种气氛，都在想：“应该就是这两年了吧！”国民党的角色也很微妙，很多人都惊讶，怪了，怎么国民党还没有大动作，难道是等着党外露出什么把柄再一网打尽吗？关于这点，后来也有人说，其实蒋经国故意纵容党外人士对体制的冲撞，实际上在压制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那几年不断传出蒋经国身体不好的消息，其实党外人士也担心蒋经国来日无多，国民党内右派如果抬头的话，势必会对党外采取高压手段。据说有一次党外人士组党聚会，席中就有人提议要替蒋经国祷告，希望他能多撑几天，要死的话，等反对党成立后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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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民×党到民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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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外人士用“党外中央后援会”的名义向台北圆山饭店订了9月28日这天的场地，表面上是为了当年年底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选举召开提名大会，所以大部分来参加的党外人士、记者都不当一回事，但实际上要干什么只有核心人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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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正式开始，没想到一改过去的情形，记者都被请出门外，执委会对外宣称，推荐候选人算是自家事，不需要对外公开。就这样，大门一关，门口又出现了保安守卫，在门外的人不会想到，在那紧闭门内，正有一股强烈风暴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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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锁的门内，10人小组中的谢长廷、尤清等人突然提案变更议程，开始讨论组党事宜，并且当天立刻组党。此话一出，现场沉默了一会儿，知情的人紧张地看着台下的反应，事先被蒙在鼓里的人听了一阵错愕。因为“组党”这个议题在党外已经吵了很久，吵来吵去都没什么结果，所以虽然吓了一跳，大多数人心里还是想“反正就讨论讨论而已，最后肯定又是不了了之”，倒也没引起太大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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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又从前面传来一张联署书，台上一喊：“愿意担任组党发起人的，请在上面签名。”大家才知道这次是玩真的，一阵骚动过后就认真了起来。最后，由德高望重的外省籍党员费希平担任当天的主席，一边联署，一边讨论党名、组党时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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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耗去了一天的时间，到了下午6点，费希平宣布：“民主进步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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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外的记者等了一天，早已躺的躺，打茫的打茫（“打茫”是台湾军中术语，“偷懒”之意），浑然不知场内发生了历史性的大事，直到几分钟后的记者会，这个消息才如炸锅般地传了开来。一阵混乱后，夹杂着兴奋与恐惧，许多与会人士像逃离战区一样冲出圆山饭店大门，急忙找地方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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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成立了，在几年的时间里看不到什么正面的报道，提到民进党，言必称“民×党”“×进党”或者“所谓的民进党”，在戒严期间组党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坚决否认民进党的存在。支持民进党的民众也非常两极化，一种充满了激进，毫不讳言自己是支持民进党的，充满随时可以上光明顶一般牺牲奉献的殉教热情，其实哪有那么严重。另一种只能默默支持，毕竟整个社会的风气还不太能接受民进党，一说自己支持民进党，好像被当作异类一样，甚至还会被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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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没解严时，众党外人士，一直到民进党人的命运都取决于蒋经国，只要底下人看到他“龙颜”稍有不悦，眉头皱一下，就知道要抓人了。这些党外人士也深知这一点，做什么事都是抱着上光明顶殉教般的悲壮精神在进行的。民进党成立后，国民党内部定调是“党外偏激分子”，据说民进党一成立，情治部门立即呈上这些人的名单，请示是否抓人，蒋经国看了一眼，只淡淡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既不承认，也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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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后，蒋经国与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会面，在接受访问时，他亲口说，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于是新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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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嘉年华”般的街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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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台湾街头运动发生冲突最频繁的几年。各种运动蓬勃发展，工运、学运、农运、环运、老兵……眼花缭乱。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开始学着走上街头争取权利，有时索性先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在当时都被凝聚到反国民党的大旗之下，只能说当敌人强大到一个地步，所有可能与之对抗的人，或者可能使之改变的人，都可以是朋友。有个台湾人从小看长大的卡通《无敌铁金刚》，里面有句歌词是“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要和那邪恶来对抗……”所以，自认是正义的一方，都先站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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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的游行场子里，都会听到指挥者、演讲者大声自称“咱台湾人（我们台湾人）”，所以群众也在“咱台湾人”的激情召唤下一次次地走上街头。这在当时也形成了一种共生现象，社运人士还有民进党人，各种不同的诉求一定会在同一个抗议场子出现。在街头，只要作为指挥车的“民主战车”一声令下，大家都一起往前冲。在议会里，党外公职人员也通过提出法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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