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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从康熙年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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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来台湾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大概从郑成功来台之后，许多广东和福建一带的闽南人、客家人跟着来台开垦。一直到了康熙皇帝时，施琅攻下台湾，康熙皇帝觉得施琅收复台湾居功厥伟，因此台湾政事全交由施琅处理。为了避免反清势力再度集结，对来台者的申请严格控制。有这么一说，施琅因为是郑军手下一个客家籍将领的手下败将，内心对客家人不爽，所以绝对不准客家人迁台，因此迁台族群主要是来自闽南的漳州与泉州。可是闽粤一带客家人呢，还是想办法绕道从闽南偷渡来台，他们来台之路比闽南人更艰辛，除了要面对恐怖的黑水沟，还要逃避官府的追查。有一首3000多字的客家山歌诗“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就是窖场（坟场）也敢去，台湾所在灭人山（必死无疑）……”就是在讲当年客家人渡台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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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将近一个世纪里，客家人口在台成长几乎是停顿，被大量来台的闽南移民所取代，到19世纪末，台湾岛上有250万汉人，客家人只有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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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客家人在人口上显得弱势，在与闽南人争田地、争水源等资源上闹得有点不开心，但是真正让台湾闽南人跟客家人爆发严重冲突，以至于种下心结的算是在康熙末期的朱一贵抗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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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贵是漳州人，渡海来台后做过不少工作，最后在现在台湾高雄一带以养鸭为生，传说他能指挥鸭子摆阵，所以也被称为鸭母王。当年台湾知府贪污滥权，引发百姓不满，为人豪爽的朱一贵被推举为盟主，自称明室后代，举兵抗清，反清复明。而刚好在附近客家庄屯垦的漳州人杜君英，也带着许多客家佣工，因他事起兵，两军合流，很快就打败清军，攻下当时台湾首府台南，众部将拥立朱一贵为“中兴王”，恢复明制，这是台湾第一次大型的反清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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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朱一贵与杜君英已经为了谁该称王的问题引发内讧，杜君英觉得自己功劳比较大，因为他先入台南城，而最早是约定谁先入城谁就称王。没想到朱一贵反悔，人多势众的闽南人当然拥立朱一贵了，为此，两者开始产生不和，客家军甚为不满，就抢夺几名妇女藏在官舍中。朱一贵因此不爽杜君英，虽然杜君英后来交出七名妇女，但朱一贵心想这样不行，两人迟早要翻脸，干脆先下手为强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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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朱一贵假意表示感谢杜君英的配合，就邀请客家子弟兵在台南赤崁楼这座城堡内大摆宴席，大吃一顿，杜君英不知是鸿门宴，就率部前往。客家军大快朵颐没多久后就突然感到肚子绞痛，抬头一看，城墙上都是弓箭手，出口城门都被关住了。朱一贵下令放箭射杀已中毒的客家军，然后再乱刀砍杀。杜君英虽然侥幸突围而出，但是无数客家精锐士兵都已惨死在赤崁楼内，他只好率领驻扎城外的客家军余众数万人向北逃窜，一路逃到台湾中部即现在的云林境内才得以休息，原本的五万客家大军，现在只剩下一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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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英派人穿过封锁，回到南部客家庄的根据地，告知闽人屠杀客家人的惨状，当地客家百姓暴怒，也开始对闽南人的村庄展开报复性的屠杀，朱一贵眼见闽南人被客家人攻击，决定派大军南下。怎么说客家人都不是闽南人的对手，为了保护身家性命和得来不易的垦地，客家人决定以拥护朝廷为名义，组成民兵讨伐朱一贵。他们将屯垦所在的屏东平原上的客家庄，划分为六个区域，按照位置分别命名为前、后、左、中、右、先锋六个“堆”，每堆管辖若干聚落，你可以把“堆”看成古代军队里的“营”，这个“堆”其实就是指“队”，在暗示自己如国家的军队一样，但又没那么明目张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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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六堆民兵与渡海赶来支持的清军，在高屏溪与朱一贵展开大决战，朱一贵败走，被清军歼灭，朱一贵与残部也被押至北京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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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的成立与联合清兵讨伐朱一贵，化解南部屏东一带客家人被灭族的危机，这样的举动也得到朝廷的“忠义”封赏，还让清廷终于解除粤籍人来台限制，此后潮州、惠州客家人纷纷渡台。“六堆”这种民团的联防组织方式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本来是战斗组织，逐渐变成当地客家人聚落所在的标志，现在你到高雄县原来六堆那一带，老一辈的人都还是讲某某堆而不是讲什么乡。对于客家族群来说，“六堆”也变成一种代表团结不屈服的精神和一种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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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说说天地会的故事：林爽文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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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客家人将“六堆”视为精神标志，而北部客家人也有特殊的精神标志“义民信仰”，这又扯到清朝时台湾的另一次大民变——林爽文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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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湾北部桃竹苗一带，有一些闽南人的农场，为了压低工资，他们就偷请了许多广东来的非法移民做工。当年，这些广东来的客家人就跟候鸟一样，都是季节性移民，所以大家称这些外省佣工为“客子”，因为是非法的，他们也不能自己出去开垦土地，只能帮别人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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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中叶，台湾吏治腐败，贪官横行，民众敢怒不敢言，怨气只能放在心里，另一方面当年天地会在台湾发展迅速，引起清廷的关注。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清廷开始对台湾的天地会展开镇压，到处搜捕该会会员，这也给贪官一个抢掠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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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是天地会会员的富商林爽文将这些看在眼里，他忍无可忍，毅然率众起义，号召百姓“剿除贪官，以保民生”。起义之后，势如破竹，从中部一路打到北部，而起义的消息传到南部，南部天地会成员也起兵，南北夹击当时的台湾首府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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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爽文的起兵势头太猛，引起清王朝的惊恐，清朝多次调兵遣将前往镇压，一直镇压不下，台湾局势岌岌可危，恐怕还会延烧到大陆去，动摇统治基础，最后乾隆皇帝任命了自己的亲信福康安为平台大将军前往平定，终于压制下来。林爽文兵败被俘，被押往北京，受尽酷刑后斩首，死时年仅32岁。这次起义人数多达数十万，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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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林爽文举兵之时，倒也不是全部的人都支持，尤其像台湾早期移民者大多数是单身汉，如果没工作就变流民，流民聚在一起就变乌合之众，加入起义也不是真的为了什么民族大义，只是想要抢钱抢粮抢女人。许多地方遭受烧杀掳掠以致民不聊生，所以一些不支持起义的地方，为了保护自己，在福康安来台镇压之前，都仰赖一些临时组成的民团或义勇军防堵，比如说台湾南部有个嘉义县，嘉义旧名叫“诸罗”，就是这里的义勇军协助平乱有功，乾隆皇帝特赐改名“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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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在北部农场打工的广东佣工呢？在农场主人及官方的组织下，他们也拿起武器，联合一些闽南人及少数民族组成义军，前往中部协助官军，或者留在原地保护自己开垦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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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场仗下来，有些人幸存，有些人牺牲，这些存活的异乡客为阵亡的亲友办了一场公共葬礼，合葬他们，地点就在今天台湾北部新埔这个客家庄。而这些牺牲也换得官方的批准，以后这些广东客家人有直接的土地拓垦权利，也就是说以前是非法打工的黑户，现在有合法户口，可以自由开垦。对北部的客家人来说，那些用血汗为大家争取种稻权益的人，还活着的就称为“开台祖”，牺牲的就叫“义民爷”。现在一般台湾人都熟知北部桃竹苗一带是客家人的地盘，就是当年那些粤籍佣工打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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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民爷被客家人供奉为守护神来崇拜，算是台湾及客家人独有的神祇。在客家庄都有“义民庙”，现在当地客家人延续了过去的集体性悼念，每年的义民祭是客家人最重要的庙会活动，如果看到一些台湾庙会活动的照片，里面有一只巨肥，大概超过三千斤的“神猪”被宰杀供奉着，每年都在比谁养的猪最肥，那就是客家“义民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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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和“义民祭”在客家人看来，都代表他们族群的精神支柱，是保家卫国、牺牲成仁的客家伟人，可是在很多外人看来，又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了。如果习惯了反清复明说法的，朱一贵、林爽文等人的起义是民族革命，是基于汉族的民族大义，起而反抗清朝的腐败统治，那么，协助清廷者便是不义之民，客家人变成朝廷的走狗了，客家族群也因此背负起“支持官方打击义军”的骂名。当然官方也有不同考量，客家族群人数最少，自然成为争取支持的对象，所以流传至今，很多人仍普遍有“客家人爱拍权贵马屁”“客家人都挺国民党”的刻板印象。在连战的爷爷连雅堂写的《台湾通史》里就有这种立场，认为台湾在清朝时候出现的多次民变，都是具有民族意识（其实是汉族意识）的“起义”事件，在这样的史观下，协助朝廷平乱的“义民”就跟汉奸没两样。因为连雅堂是闽南人，所以到现在客家人都一直很不爽他的史观，觉得他污辱了客家人的义民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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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台湾教科书新编，没有提到任何与客家相关的文化活动，因此引起客家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只好新编一部分讲客家的内容，加入客家人的“义民爷”信仰，但又说“义民爷”是一群“孤魂野鬼”，再度造成群情哗然，客家人几乎要暴动了。为此教科书二度修改，“义民爷”由“孤魂野鬼”更正为“忠义英勇”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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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贵、林爽文起义是义，客家人协助朝廷平乱也是义，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义，当然以当年只是少数的客家人来说，他们只是想求一个得来不易的生存空间而已，所以站在他们的立场，能在战乱之际起而执干戈以卫家园，也可以说是对其乡土、亲人有忠有义？那是台湾客家先民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为了消除身家财产受到的威胁，也为了语言文化的继续存在，奋起自力救济所展现的精神。而且，闽、客里都有“义民”，“义民”常常也不是真的“义”，台湾地方史就常有“治时闽欺粤，乱时粤杀闽”的记载，大多数时候只是为了报新仇旧恨，被官方利用而已。现在读到的台湾史里面，大家都只记得朱一贵起义，结果杜君英反而很少人提，在客家人心目中，杜君英确是一位勇于抗暴，保家卫民的英雄好汉。朱一贵现在在南部被当作神明供奉，大部分是闽南人去拜，而供杜君英的庙，一样香火鼎盛，都是客家人在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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