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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第四章 台湾过去的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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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普及与“党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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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一句话：“人类最艰难的工程，唯政治与教育二事。”这句话放在1945年后，几十年来台湾的教育上，就得到了印证。在过去台湾，政治与教育常常密不可分，互为表里，统治阶层很了解这一点，而政治教育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当然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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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那时候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50年，一切都偏日化，在学校和公家场合讲日本话，在家里讲闽南语，这都是很平常的事。大部分台湾本省人在这50年间出生，自然觉得自己是日本人，尽管在那时候还是有些私塾，比较有钱的人家也会请一些老先生教些汉文儒学，但那只是少数。为了使台湾人民成为忠贞不二的“天皇臣民”，在日本殖民后期开展了“皇民化”运动：改日姓、取日名、重神道、神社参拜等，并在“国语（日语）运动”雷厉风行下，人人说日语、写日文，殖民政府当局以语言教育作为人民意识型塑或政治意涵的手段，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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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时候国民政府来台之际，面对的是一个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台湾，头等难题就是如何去除日本殖民的影响，建立中国化的教育，贯彻国家及政治意识形态，以稳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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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第一要紧的事，是立即成立国语（北京话）推行委员会，并于各县、市设立国语推行所，很多学校的台籍老师都只懂日文，几乎是到推行所上完课，马上回到学校教其他老师，然后再教学生，现学现卖。许多台湾人当年经历了“失语震撼”，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当年就有很多作家用日文写作惯了，在光复之后只能重新学习汉文，几年后竟然又用汉文写出经典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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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最近台剧和电影的流行，很多人发现台湾人把“和”这个字读“han”音。有个朋友每次听到台湾人说“我han你”都会起一阵鸡皮疙瘩，他恐怕没注意就连有文化者如李敖大师也会念作“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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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推行国语，请了一位字正腔圆的北京先生在广播中教国语，国语教学都以这个广播站为主。那位北京先生就是读成“han”。如果去听那些比较老的相声艺人，比如侯宝林的段子，也会赫然发现，他也读作“han”。还有一些老北京会说“咱俩谁和(han)谁呀”“这哪儿和（han）哪儿啊”，原来念作“han”是来自北京话，就是因为国语推行运动，所以全台湾都念成“ha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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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在1945年的除夕广播中就提到：“台湾既然复归中华民国，台湾同胞，必须通中华民国的语言文字，懂中华民国的历史。学校既然是中国的学校，应该不再说日本话、不再用日文课本。现在各级学校暂时一律以国语、国文、三民主义、历史四者为主要科目，增加时数，加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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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民政府在台初期的教育策略和基本方针，是通过国语国文、历史和“三民主义”的教学，来培养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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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民“政府”陆续迁台，台湾宣布戒严，在这段时间，对言论、出版、信仰等会牵扯思想的东西，钳制得都相当严厉。当年国民党的政策是“反攻大陆”，为了让全台上下都与“蒋总统”他老人家的心愿一同激情澎湃，上下一条心，于是，一切教育的方针是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再加上国民党的史观，痛斥共产党的可恶，“光复大陆”和“巩固领导”成了教育重点，而其中自然是以“国民党领导”为权力核心，这么说来，戒严时期台湾的教育就是“党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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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陆在“破四旧”，紧接着是1966年开始，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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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别于当时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在台湾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且定孙文的诞辰纪念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就在1966年孙文诞辰11月12日这一天，阳明山上中山楼落成，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文告，阐明“国父”孙中山与道统的继承关系，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之道统”，认为中国有一“道统”，其实这个中华文化道统，就是为了表示自己是中国正统政权的继承人，以中华文化之继承与发扬者自居而提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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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台湾人，一定在学校听过老师教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中国“五百年出一次圣人”“距离王阳明已经五百年了”。“国父、蒋公是圣人”这类当年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来自当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台湾，“国文课”除了课本之外，还有几本“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里面就是一些儒家经典的选读，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读到“吾道一以贯之”时，旁边的批注就写“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父、公的道统”，甚至以前还有人拍马屁，做了一个“中华文化道统示意图”，一系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父、公的道统”，现在看了都要脸红，可是那时候居然都很单纯地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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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中小学考试都考“反攻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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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到台湾的中小学，也许还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语：“复兴中华文化”“发扬中华文化”“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民主、科学是中华文化的基础”，那就是因为当年蒋介石认为“伦理、民主、科学”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内涵。从此之后，下面的人也开始强迫推销“伦理、民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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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成立，由“蒋总统”亲自担任会长，全台各界人士纷纷热烈响应，举办演讲、文物艺术展览、作文比赛，征集歌谣剧本，编印古籍今注今译，出版文化丛书等。在国民“政府”的有意引导下，台湾党政要人与学界名流也掀起了一股阐述中国固有优秀文化的浪潮。大学生联合会则声明，“国父”与“总统”的思想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因此必须“精心研读”，发誓要在“总统”伟大的号召下，努力发扬道统以早消灭“赤祸”。这对于巩固“国府统治”正当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复兴中华文化、承续道统”成了台湾这蕞尔小岛不可承受之重。当年在“蒋总统”的邀请下，也有很多大学者从海外来台，比如写《国史大纲》的钱穆在那时就从香港来到台湾，一同来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加持”。我大学读的是东吴大学，钱穆故居就在校园里一个安静的小山坡上，极少人参观，那时翘课就爱跑到里面打瞌睡或乘凉，现在想想真是后悔没有好好看看那里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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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总统”自认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传人，熟读儒家经典，并常有心得批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搞得风风火火，后来几十年，整个台湾教育都受到极大影响，连带着精神面貌、社会风气有明显变化。从文化层面来说，在学校里进行忠孝教育，推行孔孟学说，教授《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生活与伦理》《公民》等课程，对几代台湾人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台湾文艺学术领域都掀起了中华文化寻根以及复兴的热潮。可是别忘了，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政治目的，不断推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目的就在于“巩固领导中心”，比如前述课本里就加入许多“蒋公说……”以及“蒋公”读经典的读书心得，以前考试就常出现这样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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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总统蒋公”曾说：“三民主义”思想的本质，实际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内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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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正德、利用、厚生（B）伦理、民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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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亲亲、仁民、爱物（D）信心、望心、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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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在《三民主义本质》一文中说：“国父”建“国”之道，乃以（A）伦理（B）民主（C）科学（D）哲学为诚正修齐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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