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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贫富差距为何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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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极其辉煌的经济改革成就的光辉之下，始终有一个阴影，那就是所谓的三农问题。它表现为占全国人口60％多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面貌如故，和城市的高速发展相比较，显得非常不协调。这个阴影越来越清楚。它不但使我国大多数人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而且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它已经直接威胁到整个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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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收入差距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单独拿城市来说，差距还算有限（基尼系数约为0.32）；单独拿农村来说，差距也是有限的（基尼系数约为0.37）。但是拿城市和农村合起来看，差距就很大（基尼系数约为0.45）。所以我国收入差距的问题在于城乡之间。这个差距原来是不大的，就是近十几年里越来越大。这个过程差不多就是住房改革之后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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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房的私有化，大城市里的家庭，少则获利几十万，多则获利几百万。表面上看他们没有得到这么多的现款，但是由于近十年来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大城市的居住成本极大地抬高了。而已经有了住房的这些家庭是感觉不到的。可是对进城打工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面对极高的房价或租价，使得在城里定居越来越难了。这就是收入差距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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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城里人还能够从自有住房获得财产性收入。比如随着家庭人口变化出租部分空房；或者将房产抵押获得现金，以从事投资或投机活动。城里人因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不少人增购了第二套住房。而这对进城打工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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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不但有住房所带来的财富增加，而且在其他社会保障方面也远远超过农村人口。如最低生活保障、公费医疗、较高质量的义务教育、良好的城市服务。这一切农民是被隔离在外的。我国政府的政策设计是针对城市人口而忽略农村人口的。所以说，中国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政府造成的，未必是市场造成的。相反，市场还缓解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比如农民进城打工，极大地提高了农村人口的收入。现在农民的总收入中有一半来自进城打工。农民的这部分收入不是靠政府，而是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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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贫富差距任重道远，首要的任务是改变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习惯。特别在土地政策上千万不可再通过侵犯农民的利益来补贴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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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都在推行经济适用房，认为是解决民众买房难的一个好政策。一些人能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买到房，似乎没有人受损，当然是好事。真的没有人受损吗？天上会掉下馅饼来吗？没有的事。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么是谁受损了呢？是农民。政府用强制手段从农民手里低价拿地，再用所造成的价差补贴城里人以低价买房。这就是经济适用房政策背后的游戏。它的实质是让农民补贴城里人，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收入分配政策，是在我国已经扭曲了的收入分配现状中火上浇油。最近全国各地大量农民上访，官民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和土地有关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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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房是一个极端错误的政策。它不但从根本上违反了公平，而且不利于社会的财富创造，极大地损失了效率。公平和效率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是此消彼长的。要追求效率就得牺牲公平；反过来也一样，追求公平往往得牺牲效率。可是经济适用房政策是既无公平，又损失了效率，所以是一个极端错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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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济适用房有损于效率？因为市场分配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我国的房地产业在短短10年内创造出世界奇迹，盖的房比住房商品化之前50年的总和还多。全国人民极大地改善了住房条件，人均面积从不到10平方米增加到26平方米。这就是住房商品化所创造的奇迹。现在我们要改变它，用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取代商品化，其结果必定是效率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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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面积一定的条件下，经济适用房所用的土地越多，商品房的用地就越少。而能够买经适房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只能买商品房。现在商品房的供给减少，势必引起商品房的涨价。所以经济适用房政策极不利于房地产事业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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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经济适用房政策不但不公平，无效率，而且极大地破坏社会风气。因为这种住房的分配是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批的。凡是有权力审批的地方就容易发生权钱交易，会制造出贪污腐化的机会。而商品房是没有这种毛病的。批准一套经适房，得到的好处有几十万元之多。这样的好处谁不争取？即使花上三五万元送红包也还很值得。所以具有经适房审批权力的职位变成了肥缺。事实上各地能够买经适房的人多半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人。本来经适房是照顾低收入的人群，他们消费的住房应该是小面积的套房，但是许多经适房都盖成了100平方米以上的公寓。而且出出进进的有许多高级轿车。经适房在很多地方已经变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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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地方为了避免经适房审批中出问题，采用抽签分配的办法。的确，抽签能够保证机会均等，比较公平（但也只限于经过审批能够进入抽签的人）。结果是一套便宜几十万元的住房通过抽签分配。可这算是什么分配原则？是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原则，还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什么都不是，是赌场的分配原则。还好，这还不是最坏的分配方式，比贪污送红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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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到这儿，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弊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是我想要强调的还不是经适房，更严重的是十多年前停止福利分房时，把几乎全部国有住房以低价卖给了住房者。这个价格基本上不包括土地的成本。即使有一点，也十分有限。因为当时土地市场还没有发育起来。差不多每一个住公房的家庭都以很低的价格买到了自己的住房。其实就是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不过没有流到贪污腐化者的手里，而是流到了城市住房者的手里。所以也还说得过去。此中虽然有许多不公平的事件，但是最大的不公平发生在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这样大的国有资产分给了城里人，农村人口丝毫捞不着。当时大城市每个家庭的分配利益大概都在几十万元。这么大的利益分配极大地扩大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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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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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进城的住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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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这一点基本已取得共识。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农业是一个产出很低的行业。随着社会的发达，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从比例上看，会越来越低，所以农业的产出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经济越发达，农业所占的比重越低。像美国，农业产值只占GDP的2％。所以让农民致富的唯一出路是减少农民，鼓励他们进城。这就是城镇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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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过去的30年里城镇化有了很大的进展，城市人口从不到20％增加到了一半左右。在这一段时间里，总的情况是城市规模相对比较小，要它吸收极其广大的农村人口，有点像蛇吞象，消化一定是很缓慢的。但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现在城市和农村的规模相差不多了，今后城市越来越大，农村越来越小，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大大加强了，所以今后城镇化的速度会比过去的30年大大加速。尽管如此，我国的城镇化也不大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内就全部完成。在全部完成城镇化之前，农村人口的低收入状况还很难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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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速农民进城？过去认为是城市里的就业创造限制了农民进城的速度。这样的估计显然有它的理由。过去相对比较小的城市人口吸收相对比较大的农村人口，就业确实是一个限制性的因素。但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这一状态将发生变化，就业越来越不是问题，因为城市人口越来越大，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至少其困难性比过去大大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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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还认为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进城，特别在改革开放初期，户籍制度十分僵化，农民进城是不大被允许的。但最近这几年户籍已经大大放松，有些地区户籍已经完全放开。只有特大城市的户籍还有控制，但是放松户籍制度对加速农民进城的影响相当有限。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城里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户籍完全不受控制，能不能加速农民进城？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城市里的生活水平太高，所挣的几个钱不够生活开支。其中特别贵的就是住房。准确地讲，就是住房贵限制了农民举家迁移进城。他们选择的只能是做一个农民工。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里。夏天时打着赤膊，扇着扇子赶蚊子，一边看电视；冬天时雪花能飘到枕头上。只有到春节放假回家能和家人团聚几天，然后再流动进城来。由于居无定所，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固定的社区，甚至没有固定的城市，今年到这儿，明年就换地方。这种高流动性的人口对劳动者自己，对雇佣方，都很不利。他们也十分希望能够有固定的城市，固定的职业，固定的邻里，能够和家人常年在一起，孩子有固定的学校，做一个正常的人，而不是像候鸟那样常常换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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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住房贵的情况也是近十年才发生的。过去是福利分房，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效率低下，矛盾重重。大约十年前改成了市场分配，并在名义上停止了福利分房。住房市场迅速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通过商品房市场，巨大的财富被创造。现在我们到处都能看到高楼林立，城市面貌完全改观。这一成就不是福利分房所导致的，是住房商品化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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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商品化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财富分配上也造成一系列问题。如前所述，最大的问题是造成了城乡人民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在停止福利分房时，国家把当时住房的产权以很低的价格转移给了原住户。实际上也是国有资产流失，不过不是流给了贪官污吏，而是给了城市居民。每户原来住公房的居民因为那次的产权转移获得一笔巨大的收入，按现在的房价计算，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小城市的没有那么高）。以后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又以各种名义，暗中继续进行福利性分房，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国家损失上千亿元。获得利益的不是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而是各种能够接近特权的城里人。在这次分利的巨大盛宴中，整体而言城市居民是获利者，而农村人口分文未得。这是造成城乡收入差别的最主要原因。可是它并不表现为可见的货币收入，所以大多数人视而不见。它表现为今后农民进城要支付高额房租，而已经购买公房的城市人口却没有这笔负担。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严重阻碍了农民进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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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几年的商品房市场运作，我国各大城市的土地价格飞涨，住房价格同时飞涨。但是大多数原居民并不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住房，既不用花钱买房，也不用付房租。感到压力的是新进城的那部分人，包括大学新毕业的学生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其中一部分来自农村。他们中最困难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人数也最多。他们是未来城镇化的主要对象。不解决他们在城里的住所问题，城镇化就不可能顺利完成。这一严酷的事实是我们必须正面应对，无法回避的。我们要完成城镇化，要解决三农问题，要完成工业化，不解决进城打工农民工的住所问题，这些目标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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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二三十年中要进城定居的农民大约有6亿人口，差不多是现有城市人口的一倍。所以城市的总规模要扩大一倍。这么多人，每个人都要有其住所，如此巨大的住宅问题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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