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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和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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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100年里，我国的农业是一个相当高效率的行业。那时候工商业很薄弱，人口中约9/10都是务农的。国民收入主要靠农业。我国的农业不但养活了那时候的4亿人口，还有相当大的剩余可供出口。满清政府几次战争失利，割地赔款。《马关条约》就赔日本2亿两白银，庚子赔款赔八国联军4.5亿两白银（实际支付6.5亿两，包括利息），其他零碎赔款发生多次。这些负担最后大部分都落在农民身上。政府打败仗，农民来承担。满清政府被推翻后，连续近20年的军阀混战。各省之间常常兵戎相见。虽然打的仗都不算大，大多数的战事死亡不过几百，时间不过几月，但是对生产的骚扰影响不小。这些冲突也变成了农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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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我国的农民作出巨大贡献，军饷、兵源，最后都是农民的贡献。尽管有非常沉重的战争负担，总体来讲没有大规模饿死人。只有1938年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日军南下，不顾百姓死活，将花园口黄河堤坝炸开，淹死89万人，饿死可能达百万之众。此外八年中基本上保证了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抗战中交通瘫痪，商业联系被破坏，再加日本人搜刮军饷，农民生活困难，经济负担极重。但是全国没有出现严重的粮食问题。抗战胜利后一年开始了三年内战。双方动员的力量远远超过抗日战争的规模。但是粮食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从这些事实可见我国农业是相当高效的。生产力的水平靠的是生产关系的稳定，各方面都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的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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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解放之后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斗地主，分他们的土地和浮财，后来又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合作社还没有巩固，接着要求成立高级社。“大跃进”后要超英赶美，农业也要大干快上，成立了人民公社。这一切都是在违反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干的，都是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带头，用搞运动的方式推进。分地主的土地，是为了消灭剥削。看似有理，但是破坏了财产的所有权，这才有后来的强迫入社和土地入股等事情。土地所有权的破坏，其影响至今还到处在起坏作用。强迫加入合作社，出发点也是好的。合作肯定比单干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农民不愿意，因为报酬和劳动付出不对应，吃大锅饭。政府出于好心强行推广。这些措施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农产品的供应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农业越走越困难，几乎陷入绝境。政府想尽了办法，提出“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上山下乡”、“全民搞粮食”，但是统统都不见效。改革开放后小岗村的18户农民签了生死合同，搞包产到户，这才改变了中国农业倒退的形势，走出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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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农业是一个相当高效的行业，后来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业。其区别何在？一言以蔽之，在于有没有参与者的自由。不论出于什么好心，如果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好心也会办坏事。反之，如果有了自由的选择，虽然是坏的政策，也不会实施。自由可以屏蔽掉坏事，不让它发生。因为当事者最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这条原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基本道理，从政者万万不可违背这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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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农村讲究土地流转，出了许多新想法，有的取得极好的效果。农民可以出租土地，获取地租，把土地搞活，要素重新组合，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更多的财富被生产出来了。过去地主收地租是剥削，现在农民自己也收地租，算不算剥削？什么样的农民可以定义成地主？二者的界限何在？我认为只要双方同意就必定有益于双方，就不是“剥削”。所谓剥削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理论，事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自由的最高原则远远没有被大家接受。现在大量发生的强迫拆迁就是个例子。凡是强迫拆迁的都没有好结果。相反，如果尊重双方的基本权利，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土地的交换就能变为好事。一样的土地转换用途，用强迫的方法就必定失败，用自由的方法就一定成功。搞合作社也一样，只要自愿就出不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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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在农业方面是这样，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切记：自愿原则，不容随便破坏。政策的好坏不在乎制定者的判断，而在乎能不能在自愿的基础上行得通。除了税收、环保、防止不良外部性等少数几种情况需要强制干涉，政府切忌自以为是，强迫实施大家不愿意做的事。什么是市场？其实就是顺乎自然。计划为什么不好，就因为它违背民意。是谁有权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只有政府才能。所以政府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违背自然，造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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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不过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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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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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国的农民问题那么难解决？三农的问题那么复杂？政策每年都在出，而且都是一号文件，是最重要的政策，但是却见效甚微。原因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是在外围兜圈子。核心问题是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么多的研究、讨论、调研，统统都在外头兜圈子，谁也不谈所有权。这很奇怪。难道大家都不明白吗？未必。问题在意识形态上。公有制这顶大帽子吓得大家都不敢越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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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农业之外，公有制的限制早已突破了。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私营企业，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本不可能成功。私营企业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半边天下。唯独农业，公有制还在起作用，它起的阻碍作用非常明显，其核心问题就是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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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民是什么权利都没有的一个群体。即使挨饿也不能从事公社以外的生产；不能选择工作；不能流动，挨饿也只能在当地饿死，不许出门讨饭；不许自己结社，只能听命于政府；不能改变农民身份；无权像城里人那样享受政府分配的生活用品；农民不能坐飞机，当然更不能出国。大约5年前农民还没有资格考公务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以上这些歧视一个个都被逐步取消了。唯独土地的所有权还在禁区里。要想解决三农问题，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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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是人权的一种。奴隶是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他本身还不属于他自己，何来对财产的权利。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经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自由人应该有对财产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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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财产权是人权的一种？因为人权的出发点是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每一个人划分一个权利的界限。比如生存权，说的是每个人的生命得到保护，不容他人侵犯。这就避免了个人与个人之间，或政府与个人之间对生存的侵犯。信仰权也一样，各人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别人不得干预，从而避免彼此的冲突。个人之间的互相侵犯也需要政府来解决。因为个人是很弱小的，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一个人的财产被偷了，他自己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报案，请警察局来破案。所以人权的保护问题大部分变成了政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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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可以买一台电视机放在家里，这是他的财产，是受到保护的。如果小偷偷了他的电视机，他可以报案，警察局有责任为他立案，侦查破案。这就是财产所有权的体现。但是对农民而言电视机不是他最重要的财产，土地才是他最重要的财产。而恰恰土地是不让农民拥有的。他们被剥夺了对土地的所有权。政府可以随时随地转移土地的所有权，不需要得到农民的同意。或者说，你不同意也没办法，你去报案，法院是不会受理的。你不得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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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斗地主，分田地，农民得到了土地，以为他们具有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过了没几年，搞合作化运动，生产资料都要归公，由队里统一经营。后来搞人民公社，除了一小块自留地，其他的地都归了公。就算自留地也是没有所有权的。到1978年，搞责任制包产到户，各家临时分了一块地，但并不固定，随着人口的变动，地块要重新分配。土地的所有权归小队集体。农民还是说了不算，没有发言权。由于对土地没有明确的所有权，发生了公地悲剧，大家只管使用，不管维护，地力下降，有机质减少，而且生产积极性不能保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策规定土地承包30年不变，甚至50年不变。可是所有权还是模糊的。更准确地讲，农民还是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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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和所有权相关的问题，政府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再三强调承包制不变，延长承包期，又说要加强土地的流转，又是土地入股，土地可以作抵押，土地可以置换出租，还有小产权制，花样多得眼花缭乱。但是最根本的所有权问题始终避而不谈。而恰恰所有权才是问题的根子。它是绕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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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贫困者“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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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的经验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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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十年，国家的金融业不断从农村抽走资金，把有限的农民储蓄调动到其他地方搞建设，是造成农村经济停滞不前、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大家对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重要性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但是办法何在？各种方法都在试验。政策的放宽，允许多种所有制的资金进入看来是一条好主意。但是具体的办法还没有制定出来。由于国际经验的积累，作为农村金融的一个重要方面，小额贷款得到认可和重视。这里就我1993年以来运行小额贷款的局部经验，谈一些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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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额贷款要靠市场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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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是一种扶贫方式，因为它的贷款额度比较小，一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元，所以不适合农村企业，只适用于贫困农户。由于额度小，对信贷员的业务能力要求比较低，他不像正规信贷员，必须有经济知识，只要认真负责，能够判断借款农户的信用水平就可以了。小额贷款要能够成功，必须有一定的主客观环境。比如家庭有劳动力；附近有市场，能出售产品；有起码的资源，如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还有相应的技术，不论是养殖，还是副业，等等。所以小额贷款不适用偏僻地区、不能接近市场的农村。农民借了小额贷款干什么用，由借款户自己决定，不要干涉。有些小额贷款和推广某种技术捆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是效益大，但是也增加了风险。市场一旦变化，产品价格下降，还款就会大面积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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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应了解农民对资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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