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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巴掌拍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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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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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一向被认为是政府的事，跟企业无关。这样的看法有它的道理。如果政府不腐败，企业绝不会主动搞腐败。所以我国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都不提反腐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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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过来看也是对的，如果企业坚决不搞腐败，政府想腐败也没有人去响应，政府也腐败不起来。可见反腐败是两方面的事，既是政府的事，也是企业的事。美国的法律禁止企业行贿，个别企业在中国搞腐败，对中国政府行贿，触犯了法律，被判有罪。相反，这些案件的中国涉案者至今还逍遥法外。由此可见两国法制的巨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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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讲，中国的企业很难抵制政府的腐败，不得不随势顺流，靠腐败来生存，甚至谋取竞争中的优势。企业行贿几百万上千万经常有所耳闻，小则请客吃饭，都是司空见惯。这种广泛性的社会腐败现象，正在腐蚀我们的国家，它不但扭曲资源配置，降低社会的产出，还恶化了收入分配，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一些发达国家里，官员接受服务对象的宴请是算贪污腐化，要被追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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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纠正我国这种广泛性的腐败，必须动员各种力量，民间的、政府的，甚至外国的，一起行动起来，展开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这对企业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它远比环境保护、按章缴税难得多。因为贿赂政府官员能够疏通办事的障碍，降低和政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有时候还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从单个的企业来看，行贿是能够优化企业盈利能力的有效措施。但是从全社会来看，这是降低经济效率，腐蚀道德标准的做法。企业如果不讲社会责任，行贿是它的最优策略，但是如果要讲社会责任，企业必须抵制任何方式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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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确是企业的一项社会责任，是责无旁贷的、别人不能替代的一项重大社会责任。企业不是不知道应该反腐败，但是企业反腐败的成本非常高。如果政府官员索贿，企业予以拒绝，企业要求政府办的事很可能会被刁难，甚至连生存都会受威胁。再说，反腐败也不是某一个企业的事，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见效。单独一个企业冒很大的风险去做一件没多大把握的事，确实太难了。这就是为什么企业的反腐败提不到日程上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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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从有可能做的做起，不管多么微小，日积月累就能慢慢起作用。这个办法就是企业要把反腐败放在自己的社会责任上，要教育员工，遵守企业的道德，尽力不搞腐败。企业的财务要透明，钱的去向要有交代，要把抵制腐败写在自己的员工守则上。大企业都有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要负起责任来，不许企业搞腐败。按照他们的经验，如果大多数企业联合起来，展开声势浩大的运动，就能够使企业的反腐败形成一股力量，能够极为有效地帮助政府的反腐败行动。例如，印度的企业联合起来反腐败，他们印制了两万多张面额为零的钞票，上面写着“不许搞腐败”，当政府官员索贿时就把这种钞票给他。企业联合起来和单个企业的力量是完全不同的。当企业联合起来时，双方的博弈形势就起了变化，贪污分子就不敢那么嚣张了。如果大家不行动，反腐败就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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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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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不平等必须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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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是一个很含混的词。由于含混，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理解。最直观的平等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特别是大家的消费差不多，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这就是平等的最直观理解。当我们看到当今的社会贫富不均，穷的穷，富的富；消费水平相差十倍百倍，不平之心油然而生，就想到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才发现解决平等的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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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不平等可分成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市场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非市场原因造成的。后者又可分为合法的和非法的。合法的非市场致富的例子如买彩票中头奖，或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这种暴富，虽然也是财富的不平等，很少有人会反对它，或要求取消它。顶多只是收缴所得税。非法的致富，如贪污、走私、贩毒、贩卖人口等，无疑都是大家反对的，必须予以取缔。话是这样说，做起来可不容易。差不多世界各国都有这种非法致富的活动，各国政府尽了很大努力，也未能完全消除。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管理水平较差，更不容易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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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就是市场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这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条件下，市场是一个自发的平等参与的交换场所。但现实世界往往不那么自由平等，即使法律所赋予每个人的自由平等也难以兑现。在许多国家里真正实行的是特权，官阶愈高，特权愈多，因而造成司法执行中偏向权势者。愈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的问题愈严重，而且造成收入的不平等。这也是穷国的百姓希望移民到富国去的一个原因。在那里特权的干预比较少，自由平等给百姓提供了比较多的机会，凭自己的勤奋，比较容易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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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假定，最初参与的平等性能够存在，在长时间的交换演化之后，也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所以我们可以说，市场是会造成收入不平等的。要彻底消灭不平等，就得取消市场。这条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试验过，包括中国。但是试验的结果是普遍的贫困。经过艰难的改革，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走上了市场经济，而且取得了成果。所以市场是致富之路，但又是分配不平等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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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分析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无非是四方面的。一是起点的不平等。有的人出生于富裕家庭，得到父母的关爱，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的人则相反，家里穷，上不起学，或者家庭生变，父母离异。二是天生的条件不同。有的人长得漂亮，有的人难看；有的人聪明，有的人笨；有的人健康，有的人天生就有疾病。三是个人的决策不同，导致后果不同。有的人选择学文，有的人选择学工；有的人选择艰苦努力，有的人选择清闲安逸，等等。四是个人的运气不同。有的人命好，处处顺利；有的人命苦，到处碰壁。我们来看看，上面这些导致财富不公的原因中哪些是可以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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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出生的家庭条件，这样的不平等，主要是原有的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出生的家庭有穷有富，上一代的不平等传给了下一代。这是造成一个人一生命运不同的最主要原因。虽然社会有一些安排，试图减少这种不平等，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社会救济制度，但作用远远不够。更激烈的措施例如把孩子集中起来统一教养，未必是良策，更未必能被疼爱孩子的父母所接受。穷妈妈也未必同意把孩子送给富人家。所以纠正这一类的不公平，比较稳妥的办法只有改善社会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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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本人出生时的条件不同，这些天生的条件差别显然是无法避免的。有些家族天分特别高，辈辈出人才，为人类作出杰出的贡献。我们没有理由为了公平去压抑他们，叫他们的贡献和普通人一样。有些人有商业头脑，善于经商，同样为人类作出贡献，自己发了财，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我们不但不应该限制他们，而且应该帮助他们成全他们的事业。可见这一类天生的不公平，也是无法改变的。一个人的相貌也和他成功与否有关。有些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她们赚的钱就多得多。汽车展览都要请漂亮女孩做模特，空姐也要讲究相貌。难道我们能够改变这种现实吗？不管是天分也好，长相也好，这些天生的区别所造成的收入差别确实很难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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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选择，只能由个人自己负责。绝没有个人的决策叫别人承担责任的道理。一个人决定去偷盗抢劫，总不能让别人替他去坐牢。一个人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他的成果也不可以让别人去享受。过去我们批评吃大锅饭，就是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弄得大家都没有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很不利，才决定引进市场经济，让每个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可见由于决策不同所造成的贫富不均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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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到运气的不同。运气有个人的，还有大环境的。个人的运气包括一生一世中所碰到的人，这些人所选择的决策，偶然性的因素非常多，而且都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所以称之为运气。我们无法用任何手段改变这些偶然因素。大环境的变化包括国际石油价格的升降，碰上宏观调控等等，都会影响一大片人。我们无法将一个人挑出来免除宏观对他的影响，更无法改变整个宏观形势，唯一的结果是听从运气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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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结论是没有办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或者说这些不平等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但是它的结果，过大的贫富差距又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最后的办法只能是在收入分配上采取温和的手段，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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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富人不是靠工资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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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消除经济活动中对不同社会阶层人的不同限制，取消特权，是缩小贫富差距更为彻底的方案。应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在这方面是有成绩的。每个人公平致富的机会比过去大大增加了。但是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利用权力获取巨额收入的机会在增加。它不同于贪污腐化，但跟垄断和禁止公平竞争有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美诸国、非洲国家等，或多或少都有这一类问题。它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有关，是比贪污腐化更难纠正的一个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对最终收入公平地征收累进所得税，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就不足为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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