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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分子最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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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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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但一般并不表现为官民冲突，也不会是群体事件。当前社会治安案件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并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因为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治安恶化并不出乎意料。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不会成为政治问题。现在最令人害怕的是群体的官民冲突，使政府紧张的也是这类事件的增多，而且性质越来越趋于暴力。它有可能转化成政治事件，导致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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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看清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有必要深入分析收入差距的性质。现在大家衡量收入差距的是一货币指标，拿钱的多少作比较。但是大家花钱最后得到的是享受，经济学中叫做效用。用享受衡量和用钱衡量有很大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现象。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大大低于所花的钱数，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有钱人吃海参鱼翅，比普通人吃肉，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鱼翅要卖三四百元，一碟带肉的菜不过二十几元。二者相差几百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别可说微不足道。一碟蔬菜三四元钱，比肉菜便宜十几元钱，但是所得的享受远比吃肉和吃鱼翅的差别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别，超过吃鱼翅和吃肉的差别，但是钱的差别却相反，吃肉和吃鱼翅所花的钱的差别，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钱的差别。再拿交通来讲，富人花几百万元开奔驰、宝马，穷人花几百元骑脚踏车，汽车比脚踏车走得快，但这个差别远没有钱的差别大。堵车的时候脚踏车还比汽车走得快呢。这充分说明了钱的效用递减，钱所提供的享受递减。在收入低时，一两元钱的差别可超过收入高时几千上万元享受上的差别。一个人少了一两元钱就可能挨饿。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又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差别。这一切都说明，钱多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少，钱少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多。拿钱买享受，在钱多的时候是很不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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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人提出，现在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比改革开放前小了。改革开放前是吃得饱吃不饱的区别，现在大家都吃饱了，区别在吃鱼翅还是吃肉或吃蔬菜。拿通信来讲，改革开放前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在家里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拿穿戴来讲，改革开放前淮河以北的穷人一般不穿鞋，只有在冬天冻得受不了才不得不买鞋穿。所以到了冬天有人到城市里收购旧鞋，拿到农村去卖。那时候享受的区别是冬天有没有鞋穿。现在鞋子很便宜，几十元钱就能买一双鞋，大家都有鞋穿了。富人钱多，买几千上万元的皮鞋，其额外的享受几乎等于零。再拿彩电来看，过去很少人家有彩电，现在农村每百户的彩电数为99.2台（2008年的调查），可说家家户户都有彩电，连公共汽车里都可看彩电。是不是差别比过去小了？现在的富人花钱买名牌商品，一块表要几万几十万，一个手袋要几千上万；穷人也能买几十元钱的表或手袋，性能上和名牌商品相差无几。当然不能说富人钱多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穷人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进城打工的人，住在十几个人的小屋里，有钱人住别墅。改革开放前只有国家领导人才有别墅行宫，部长级干部住得也很拥挤。现在有上千万个富翁住进了别墅，住的差别比过去扩大了很多。向前看，住的差别还很难缩小。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享受上的差别，而不是钱多钱少的差别。所以国家应该更多注意减少住的差别，帮助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条件，方法就是廉租房或住房补贴，而不是卖经济适用房给普通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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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的享受是指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而不是从攀比得到的满足感。买几千几万元的手表或手袋，得到的是从炫耀来的攀比满足感。严格讲，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消费是愚蠢的消费。为了别人的福利而消费是聪明的消费。比如买路边小摊的商品，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又帮助摆摊的人提高了收入，利人利己，是聪明的消费。这种消费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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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贪污分子最倒霉。他们贪污得来的钱很多，但是不敢露富，到处装穷，一点也没享受着，天天还要担心受怕。物质享受没得到，倒是精神负担非常重。两头都没捞着，非常不合算。如果他们想通了，就不会贪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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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花钱得到的是享受，所以拿享受作比较也许更合理。穷人富人在享受上的差别远没有货币收入的差别大。改革开放前收入都很低，相差几元钱所造成享受上的差别很大。现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基本的生活都有了保证，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小了。不过货币收入的差别是可以测量的，而享受的差别无法科学地测量。所以我们还不得不用货币的差别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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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在享受上的效用递减，所以把富人的钱给穷人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这对全社会有很大的益处。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富人捐钱给低收入者。对富人来讲他们所失甚微，而穷人所得极大。但是这种均贫富的行为万万不可用暴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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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做相反的事，拿穷人的钱去补贴富人。当然，很明显这种政策是不会发生的，但是隐蔽地补贴富人是可能有的。这值得大家密切注意。比如说，为了照顾穷人保持低电价，实际上富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穷人得到的好处。因为富人用电量远超过穷人用电量。结果是拿广大电力用户的钱去更多地补贴了用电量大的富人。这种为了穷人而被富人搭便车的例子比比皆是。本来是想缩小一点贫富差距，结果适得其反。而且这种政策很难纠正，因为表面上这是为了穷人，叫起来振振有词，反对它要冒很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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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税率，减少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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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税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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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贫富差距，缓解的办法无非是两条，一是政府的力量，二是民间的力量。拿目前的情况看，两方面都很不得力。我国政府一向是一个以城市为目标的政府。低保、医疗、福利分房、失业补助，统统只有城市人口才有份，而恰好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我国的税收名义上是收入的累进税，而事实上是累退税，按交的税占收入的比例来看穷人比富人要交得多。在民间扶贫方面，政府的态度是鼓励，但是要把民间的钱交给政府，由政府来管。但是正因为政府扶贫问题很多，既不透明，又无法监督，百姓不愿意把钱交给政府，结果是民间扶贫得不到发展。两条路都不很畅通的结果是，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可能。大家喊了多年的缩小贫富差距口号，可以说实施的进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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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方面看，有多种措施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比如限制奢侈品的生产和进口，放宽个体户和流动摊贩的管理，提供免费就业培训，鼓励针对贫民的小额贷款等。但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对富人多征税。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税制是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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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从交换中征税。比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都和交换有关，他们占了总税收的56％。这部分税收的主要成分具有累退的性质。因为交换是和消费成正比的。消费越多缴税越多。富人在总收入中消费所占的比例较低，储蓄所占的比例较高，而储蓄是不交税的。相反穷人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于消费，都要交与交换有关的税。虽然穷人的人均消费比富人少，但是从消费占收入的比例看穷人所占的比例高，所以纳税的比例也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税制是累退税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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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有针对性对富人征税的是个人收入调节税（下称个调税）。在我国针对工薪所得有累进税制。这个税一共分十级，收入从零开始，到起征点为止，税率为零。然后分九级累进，最高税率为45％。这个累进税是一个基于理想的税制设计，想得很圆满，但是无法执行。实际上执行的结果变成了累退税。现在的个调税主要是从工薪阶层征的，富人的收入主要并非来自工薪，所以对他们的收入根本征不着累进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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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调税是针对个人收入征的税。按理说，有一份收入就该交一份税。我国人民一年中所创造的总财富就是GDP，其中大约有30％由政府征收（税收和各种政府收费、罚款等），剩下的70％成为企业的收入和百姓的个人收入。粗算起来，个人收入约占GDP的一半多。我国的目标税率是20％，即工薪之外的各种个人收入的征税税率都定为20％，如房屋租赁收入、奖金、临时的劳务收入、原定的存款利息所得、专利使用费、股息、偶然所得。所以总体来算，个税应该占GDP的10％左右。世界各国的税制很不相同，但是个税所占GDP的比例都相仿佛，大约也是10％。可是事实上我国个税只占GDP的1.2％，可见有巨大的漏损。再拿老百姓可支配收入来计算，个税只占2.5％。拿个税占总税收的比例看，只有7％，而其他国家占40％～50％。凡此种种都可以估计出我国的个税只征收了连一小半都不到，大部分都没有征收到手。这一估计也符合我国大多数税务专家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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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是有成本的，包括税务的计算、检查、督促、监督。各种税收的征收成本是不同的。像增值税征收的成本比较低，因为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有记录可查。而个税征收的成本最高，无论纳税人或税务当局都要花大量人力物力作记录、计算、核对等。之所以要费力征收个税，就因为它具有纠正贫富差距的功能。但是这一功能只有个税能够全部征收到位时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在我国，个税发生巨大漏损的情况下，事实上起了反调节的作用时，我们需要清醒地重新估计个税的作用和征收办法。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个税真正起到缩小贫富差距作用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它们征税已有多年历史，有了成熟的征收检查办法。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百姓过去从来不交税，大家很不习惯于纳税，偷漏税的情况比较普遍，尤其是个税。因为税务当局没有办法了解每个人的收入情况，偷漏税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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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个税改革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它原先的个税分四个档次，起征点以下为零税率，以上到年收入5万卢布的税率为12％，到年收入15万卢布的为20％，超过的部分税率为30％。它的累进比例比我们的温和，但是同样发生偷漏税的情况。在2001年税改时提高了起征点，从年收入3168卢布提高到4800卢布。同时将12％以上的累进税统统取消，改为12％的统一税率（外加1％的社会保障基金）。按理说，既提高了起征点，又免除了累进税，税收收入应该大幅度降低，可是事实上税改的当年个税收入反而增加了25％，次年又增加了21％。俄罗斯个税改革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刺激了其他东欧国家。先是6个东欧国家学习了俄罗斯的税改，以后世界上总共有20多个国家效仿了俄罗斯的个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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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个税改革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尝试。其之所以敢于作出这样的尝试，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推测，偷漏税的积极性和累进税率成正比，累进税率越高偷漏税越多。既然我们很难对个人的收入进行监督，让个人自愿缴税的办法只能是降低累进税的税率，一直降低到完全取消，改为统一税率。虽然从名义上看是有利于富人，其实反而是一个比现有状况更公平的征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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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情况类似于俄罗斯，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百姓过去都是不交税的，纳税大家都很不习惯，偷漏税是普遍的。所以他们的经验对我们特别有用。但是光降低税率还不够，还要加强检查，对偷漏税的给予惩罚。我们不妨考虑改为统一税率，取消累进税。同时每个城市按人口多少抽查100～500个高收入者的全部收入，发现偷漏税的，根据情节给予1-5倍的罚款，并将姓名公布于众。凡是买房买车的，出国旅游的，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的，都可能是高收入的对象。哪怕抽查的比例极低，但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富人就不敢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偷税漏税。同时，领导干部要带头，公布自己的纳税情况。把偷漏税看成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高收入的偷漏税者不但要罚款，而且在社会上被公布，让他们丧失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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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长期得不到缓解，个调税反而起了逆调节作用，个税改革刻不容缓。俄罗斯的成功经验应该使我们觉醒。在若干年后，等征税机制完善以后再逐步转到个税的累进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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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为社保基金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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