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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税率，减少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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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税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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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贫富差距，缓解的办法无非是两条，一是政府的力量，二是民间的力量。拿目前的情况看，两方面都很不得力。我国政府一向是一个以城市为目标的政府。低保、医疗、福利分房、失业补助，统统只有城市人口才有份，而恰好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我国的税收名义上是收入的累进税，而事实上是累退税，按交的税占收入的比例来看穷人比富人要交得多。在民间扶贫方面，政府的态度是鼓励，但是要把民间的钱交给政府，由政府来管。但是正因为政府扶贫问题很多，既不透明，又无法监督，百姓不愿意把钱交给政府，结果是民间扶贫得不到发展。两条路都不很畅通的结果是，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可能。大家喊了多年的缩小贫富差距口号，可以说实施的进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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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方面看，有多种措施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比如限制奢侈品的生产和进口，放宽个体户和流动摊贩的管理，提供免费就业培训，鼓励针对贫民的小额贷款等。但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对富人多征税。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税制是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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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从交换中征税。比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都和交换有关，他们占了总税收的56％。这部分税收的主要成分具有累退的性质。因为交换是和消费成正比的。消费越多缴税越多。富人在总收入中消费所占的比例较低，储蓄所占的比例较高，而储蓄是不交税的。相反穷人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于消费，都要交与交换有关的税。虽然穷人的人均消费比富人少，但是从消费占收入的比例看穷人所占的比例高，所以纳税的比例也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税制是累退税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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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有针对性对富人征税的是个人收入调节税（下称个调税）。在我国针对工薪所得有累进税制。这个税一共分十级，收入从零开始，到起征点为止，税率为零。然后分九级累进，最高税率为45％。这个累进税是一个基于理想的税制设计，想得很圆满，但是无法执行。实际上执行的结果变成了累退税。现在的个调税主要是从工薪阶层征的，富人的收入主要并非来自工薪，所以对他们的收入根本征不着累进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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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调税是针对个人收入征的税。按理说，有一份收入就该交一份税。我国人民一年中所创造的总财富就是GDP，其中大约有30％由政府征收（税收和各种政府收费、罚款等），剩下的70％成为企业的收入和百姓的个人收入。粗算起来，个人收入约占GDP的一半多。我国的目标税率是20％，即工薪之外的各种个人收入的征税税率都定为20％，如房屋租赁收入、奖金、临时的劳务收入、原定的存款利息所得、专利使用费、股息、偶然所得。所以总体来算，个税应该占GDP的10％左右。世界各国的税制很不相同，但是个税所占GDP的比例都相仿佛，大约也是10％。可是事实上我国个税只占GDP的1.2％，可见有巨大的漏损。再拿老百姓可支配收入来计算，个税只占2.5％。拿个税占总税收的比例看，只有7％，而其他国家占40％～50％。凡此种种都可以估计出我国的个税只征收了连一小半都不到，大部分都没有征收到手。这一估计也符合我国大多数税务专家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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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是有成本的，包括税务的计算、检查、督促、监督。各种税收的征收成本是不同的。像增值税征收的成本比较低，因为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有记录可查。而个税征收的成本最高，无论纳税人或税务当局都要花大量人力物力作记录、计算、核对等。之所以要费力征收个税，就因为它具有纠正贫富差距的功能。但是这一功能只有个税能够全部征收到位时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在我国，个税发生巨大漏损的情况下，事实上起了反调节的作用时，我们需要清醒地重新估计个税的作用和征收办法。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个税真正起到缩小贫富差距作用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它们征税已有多年历史，有了成熟的征收检查办法。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百姓过去从来不交税，大家很不习惯于纳税，偷漏税的情况比较普遍，尤其是个税。因为税务当局没有办法了解每个人的收入情况，偷漏税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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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个税改革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它原先的个税分四个档次，起征点以下为零税率，以上到年收入5万卢布的税率为12％，到年收入15万卢布的为20％，超过的部分税率为30％。它的累进比例比我们的温和，但是同样发生偷漏税的情况。在2001年税改时提高了起征点，从年收入3168卢布提高到4800卢布。同时将12％以上的累进税统统取消，改为12％的统一税率（外加1％的社会保障基金）。按理说，既提高了起征点，又免除了累进税，税收收入应该大幅度降低，可是事实上税改的当年个税收入反而增加了25％，次年又增加了21％。俄罗斯个税改革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刺激了其他东欧国家。先是6个东欧国家学习了俄罗斯的税改，以后世界上总共有20多个国家效仿了俄罗斯的个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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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个税改革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尝试。其之所以敢于作出这样的尝试，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推测，偷漏税的积极性和累进税率成正比，累进税率越高偷漏税越多。既然我们很难对个人的收入进行监督，让个人自愿缴税的办法只能是降低累进税的税率，一直降低到完全取消，改为统一税率。虽然从名义上看是有利于富人，其实反而是一个比现有状况更公平的征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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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情况类似于俄罗斯，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百姓过去都是不交税的，纳税大家都很不习惯，偷漏税是普遍的。所以他们的经验对我们特别有用。但是光降低税率还不够，还要加强检查，对偷漏税的给予惩罚。我们不妨考虑改为统一税率，取消累进税。同时每个城市按人口多少抽查100～500个高收入者的全部收入，发现偷漏税的，根据情节给予1-5倍的罚款，并将姓名公布于众。凡是买房买车的，出国旅游的，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的，都可能是高收入的对象。哪怕抽查的比例极低，但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富人就不敢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偷税漏税。同时，领导干部要带头，公布自己的纳税情况。把偷漏税看成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高收入的偷漏税者不但要罚款，而且在社会上被公布，让他们丧失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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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长期得不到缓解，个调税反而起了逆调节作用，个税改革刻不容缓。俄罗斯的成功经验应该使我们觉醒。在若干年后，等征税机制完善以后再逐步转到个税的累进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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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为社保基金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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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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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我国的社保基金不足，现在的现收现付都不能维持，将来因为老龄化而发生人口结构变化，社保基金更是面临入不敷出的困难。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是过去职工的劳动贡献中没有预留一部分作为退休后的养老金，这部分的欠账越积越多，达到了天文数字。国务院、世界银行、人民银行、各个研究机构，乃至金融界都在关心这笔资金有多少，如何筹集，如何使用，自己能在哪里参与其事。因为运作的资金数目巨大，出于利益的考虑，都表现出极大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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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对这笔欠账的规模的估计相差甚远，少的认为有几千亿，多的估计有两三万亿。但是大多数学者在一个问题的看法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这笔欠账构成国家负债的一个重要部分，迫切需要解决。前年以来想用国有股减持的办法，也就是把国有股出卖，将所得资金充实社保基金。也有建议出售国家土地，出售其他国有资产的办法。解决社保基金的建议和办法不下几十个，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哪个更可行，更有效率。但这里想说的是，社保基金实际上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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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保基金不是问题，这很容易理解。关键的一点是要想清楚，当代人的消费是由当代人生产出来的，不是20年前生产的。现在吃的粮食，穿的衣服等都是近一二年之内生产出来的，我们不可能用一二十年前生产的产品来消费。20年后也一样，那时人们消费的东西都是当年或者前一年生产出来的，并不是现在储蓄商品到20年后再来用。从个人来看，现在存钱，将来消费，是节约了现在的消费供将来使用。但是节约的是钱而不是实物。将来这钱能不能重新变成实物并用得上，其实是很难说的。从微观上看，这取决于储蓄投资是否有效；从宏观上看，取决于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取决于那时的人均GDP。换句话讲，哪怕现在一点社保基金都没有，只要经济增长良好，人均GDP每年都有几个百分点的增加，20年后大家的生活水平绝不可能比现在还低。所以说社保基金不是一个问题。值得担心的倒是那时的收入分配能不能更公平一些。万一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虽然人均GDP很高，可是有许多穷人生活依然困难，即使现在有足够的社保基金，穷人的日子仍然不好过。所以说，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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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社保基金自有理由。从个人来讲，每个人要有储蓄，社会还要帮助每个人储蓄，以备将来之需；从社会来讲，大家生产出来的GDP中要有足够的部分用于储蓄并转换成投资，以保证社会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均产出能够持续上升。但现在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将近40％，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实在没有必要再强调增加储蓄了。这几年总需求不足，大家都说是总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再叫大家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呢？不像在美国，总储蓄率一直偏低，只能靠借外债保证投资，他们强调要有足够的社保基金，增加储蓄，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储蓄率已经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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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因为储蓄率已经很高，强调社保基金是不必要的；那么从个体看，强调社保基金能不能增加分配的公平性呢？未必。因为现在的方向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而且以个人账户为主。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没有多少能力去建立个人账户，即使有的话，所存的钱也有限得很。退休以后，靠微薄收入建立起来的个人账户能不能让他们安度晚年，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有工资收入的时候尚且受穷，退休之后怎么可能变好了呢。所以拿当前建立社保基金的思路看，它并不能改进将来的社会公平。强调个人账户的思路是对过去社会保险中平均主义的纠正。平均是好的，但是它损害了效率，造成巨大浪费，所以回归到个人账户。当然，社保基金有保险的功能，能够起到一部分均贫富的作用，但是当今讨论社保基金的焦点不在这方面，而是怕现在不储蓄将来会入不敷出，是一个总量问题。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只要总储蓄率足够，就没有必要为缺乏社保基金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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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真的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将它的利息或利润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是不是真就解决问题了呢？有可能，条件是这笔资金要在几十年的长时期中都能有效地加以利用，都能投资到效益好的项目中去。这一点恰恰是很难保证一定能做到的。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太多了，要不然怎么会生出几万亿的银行坏账呢。到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欠了百姓几万亿的钱，问题就更麻烦了，发生社会动乱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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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不得不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走钢丝。我个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过于偏向效率，表现为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证。比如义务教育不能普及，穷困地区的教师工资被大量拖欠（在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工普遍超过8小时工作而无人为他们说话。这一系列的事说明了弱势群体在中国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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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现收现付制度行不通，但是要知道，拿实物消费来看，永远是现收现付的。也就是前面强调的，当代人消费的必定是当代人生产的。所以现收现付不会行不通，条件是经济有良好的增长，社会有公平的分配。如果发现社保基金有利于经济增长，像美国那样，我们就应该强调社保基金的充实；如果发现社保基金并不有利于经济增长，像我国现在的情况那样，就没有必要强调充实社保基金。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采用现收现付制。当然，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必需的。主要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保证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生活。这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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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国的税收占国家GDP的16％，无论和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相比较都属于最低的。大家抱怨税收负担重，是相对于政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的，并不是就其绝对量而言。像美国，税收占GDP的30％以上；北欧国家则占到50％以上。就拿我国现在的GDP水平来看，如果税收增加到GDP的30％，一年将多收1.4万亿，如果全部用来改善社会福利，全国每个人可多得1000多元。20年之后，人均GDP再翻两番，其他条件不变的话，每人可增加社会福利金4000元。连同已经有的部分，一个过得去的社会保障系统是可以建立的。这说明，通过增加税收，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资金平衡上是行得通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社保基金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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