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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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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我国的社保基金不足，现在的现收现付都不能维持，将来因为老龄化而发生人口结构变化，社保基金更是面临入不敷出的困难。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是过去职工的劳动贡献中没有预留一部分作为退休后的养老金，这部分的欠账越积越多，达到了天文数字。国务院、世界银行、人民银行、各个研究机构，乃至金融界都在关心这笔资金有多少，如何筹集，如何使用，自己能在哪里参与其事。因为运作的资金数目巨大，出于利益的考虑，都表现出极大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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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对这笔欠账的规模的估计相差甚远，少的认为有几千亿，多的估计有两三万亿。但是大多数学者在一个问题的看法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这笔欠账构成国家负债的一个重要部分，迫切需要解决。前年以来想用国有股减持的办法，也就是把国有股出卖，将所得资金充实社保基金。也有建议出售国家土地，出售其他国有资产的办法。解决社保基金的建议和办法不下几十个，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哪个更可行，更有效率。但这里想说的是，社保基金实际上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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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保基金不是问题，这很容易理解。关键的一点是要想清楚，当代人的消费是由当代人生产出来的，不是20年前生产的。现在吃的粮食，穿的衣服等都是近一二年之内生产出来的，我们不可能用一二十年前生产的产品来消费。20年后也一样，那时人们消费的东西都是当年或者前一年生产出来的，并不是现在储蓄商品到20年后再来用。从个人来看，现在存钱，将来消费，是节约了现在的消费供将来使用。但是节约的是钱而不是实物。将来这钱能不能重新变成实物并用得上，其实是很难说的。从微观上看，这取决于储蓄投资是否有效；从宏观上看，取决于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取决于那时的人均GDP。换句话讲，哪怕现在一点社保基金都没有，只要经济增长良好，人均GDP每年都有几个百分点的增加，20年后大家的生活水平绝不可能比现在还低。所以说社保基金不是一个问题。值得担心的倒是那时的收入分配能不能更公平一些。万一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虽然人均GDP很高，可是有许多穷人生活依然困难，即使现在有足够的社保基金，穷人的日子仍然不好过。所以说，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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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社保基金自有理由。从个人来讲，每个人要有储蓄，社会还要帮助每个人储蓄，以备将来之需；从社会来讲，大家生产出来的GDP中要有足够的部分用于储蓄并转换成投资，以保证社会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均产出能够持续上升。但现在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将近40％，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实在没有必要再强调增加储蓄了。这几年总需求不足，大家都说是总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再叫大家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呢？不像在美国，总储蓄率一直偏低，只能靠借外债保证投资，他们强调要有足够的社保基金，增加储蓄，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储蓄率已经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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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因为储蓄率已经很高，强调社保基金是不必要的；那么从个体看，强调社保基金能不能增加分配的公平性呢？未必。因为现在的方向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而且以个人账户为主。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没有多少能力去建立个人账户，即使有的话，所存的钱也有限得很。退休以后，靠微薄收入建立起来的个人账户能不能让他们安度晚年，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有工资收入的时候尚且受穷，退休之后怎么可能变好了呢。所以拿当前建立社保基金的思路看，它并不能改进将来的社会公平。强调个人账户的思路是对过去社会保险中平均主义的纠正。平均是好的，但是它损害了效率，造成巨大浪费，所以回归到个人账户。当然，社保基金有保险的功能，能够起到一部分均贫富的作用，但是当今讨论社保基金的焦点不在这方面，而是怕现在不储蓄将来会入不敷出，是一个总量问题。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只要总储蓄率足够，就没有必要为缺乏社保基金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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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真的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将它的利息或利润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是不是真就解决问题了呢？有可能，条件是这笔资金要在几十年的长时期中都能有效地加以利用，都能投资到效益好的项目中去。这一点恰恰是很难保证一定能做到的。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太多了，要不然怎么会生出几万亿的银行坏账呢。到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欠了百姓几万亿的钱，问题就更麻烦了，发生社会动乱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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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不得不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走钢丝。我个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过于偏向效率，表现为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证。比如义务教育不能普及，穷困地区的教师工资被大量拖欠（在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工普遍超过8小时工作而无人为他们说话。这一系列的事说明了弱势群体在中国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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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现收现付制度行不通，但是要知道，拿实物消费来看，永远是现收现付的。也就是前面强调的，当代人消费的必定是当代人生产的。所以现收现付不会行不通，条件是经济有良好的增长，社会有公平的分配。如果发现社保基金有利于经济增长，像美国那样，我们就应该强调社保基金的充实；如果发现社保基金并不有利于经济增长，像我国现在的情况那样，就没有必要强调充实社保基金。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采用现收现付制。当然，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必需的。主要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保证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生活。这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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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国的税收占国家GDP的16％，无论和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相比较都属于最低的。大家抱怨税收负担重，是相对于政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的，并不是就其绝对量而言。像美国，税收占GDP的30％以上；北欧国家则占到50％以上。就拿我国现在的GDP水平来看，如果税收增加到GDP的30％，一年将多收1.4万亿，如果全部用来改善社会福利，全国每个人可多得1000多元。20年之后，人均GDP再翻两番，其他条件不变的话，每人可增加社会福利金4000元。连同已经有的部分，一个过得去的社会保障系统是可以建立的。这说明，通过增加税收，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资金平衡上是行得通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社保基金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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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谈到税收增加，解决社会保障所需的资金，并不是每个人都增加1000元税收，再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这样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关键是要向高收入阶层多征税，再把征来的税有效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如果高收入的人和低收入需要帮助的人各占人口总数的1/4，那么只要对高收入的1/4的人每人征收1000元税，分配给低收入的人，每人可分得1000元。其他占人口一半的中等收入的人不受影响。这样做对收入分配的干扰并不很大。但是如何确定谁是高收入者，谁是低收入者并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这种征税方式和分配方式都不是容易做到的，需要做大量的研究。与其研究如何筹集社保基金，还不如研究如何向高收入阶层征税，以及如何确定谁是最迫切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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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里的毒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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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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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福利国家？它是指全民都享受国家的福利，不分收入、家庭、教育、年龄，凡是本国的公民都能一视同仁地得到国家的福利照顾。它和济贫不同，济贫是帮助贫困人口。济贫是没有争议的，全世界不论东方、西方，古代、现代，一切国家都有济贫的政策和习惯。关于济贫的争议只是针对什么人，多大的力度，怎样避免腐败。等等，济贫的方向是没有争议的。拿富人的钱帮助贫困人口，或者拿普通人的钱帮助贫困人口，都没有问题，因为这能缩小贫富差距。但是人人有份的福利国家则不一定能缩小贫富差距。比如富人的年收入是100，穷人的年收入是20，差距为80。人人有份的福利政策让不分贫富人人都增加10单位的年收入，富人变成110，穷人变成30。他们之间的差距仍然是80。这说明福利国家不一定能缩小贫富差距，因此人们对此有很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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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由来已久。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福利总比没有强，所以都赞成福利国家。但是对于专家来说，他们多了一层思考，提出的怀疑很多。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福利所用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又用到哪儿去？普通人总以为政府的钱自有其来源，有钱用在自己身上总是好事。其实政府并不创造财富，反而要消耗财富。归根结底，政府的钱就是从纳税人手里征得来的。而且政府越大，管的事越多，花的钱必然也多。总体上看，政府从纳税人身上征税，再用在纳税人身上，有点多此一举。而且让政府多征税，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与其征税再返回不如少征点税，还能节省许多征税的成本和再分配的费用，总体上提高了效率。这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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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税收的确切来源和它的确切去向，福利国家无非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它好不好要看税是从谁手里征的，又花给了谁。如果是从较富裕的阶层手里征的，又用到了较贫困的人群，它纠正了过大的贫富差距，这样的福利有可能是好的。我用“有可能”，说明并不一定，因为它还有不良的副作用。如果税是从一般群众手里征的，又用到了一般群众身上，这种福利政策就多此一举。它没有改变收入分配，剩下的只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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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改变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努力去赚钱，也就是创造财富。而在福利制度中，人们会努力去钻空子，交钱的时候躲着走，分福利的时候抢在前。整个社会的奋斗方向被扭曲，从财富创造变到了财富分配，人们的力量用于互相抵消的内耗，而不是增加社会财富。用纳税人的钱扶贫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扶贫是必要的，产生些副作用可以想办法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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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我国的税制是不利于穷人的。或者说，穷人交的税从占收入的比例上看比富人多。比如穷人的收入中有25％交了税，而富人只交了18％，因为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与商品的流转有关，也就是和百姓的消费有关。富人的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低，储蓄所占的比例高；穷人则相反，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高。所以富人纳的税从占收入的比例而言，比穷人低（绝对值是高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本来是用来缓解贫富差距的，但是我国的收入调节税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富人多数都逃税，事实上这部分税收主要是从工薪阶层征得来的，它起了反调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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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税收没有扭曲，也还有支出方面的问题，即政府用于福利的钱花给了谁。如果是花给了一般老百姓，从大家手里拿钱再用给大家，这就像前面所说的，多此一举。而且钱从大家手里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里是有漏损的。不但有征税和再分配的行政成本，还有贪污腐化的腐败成本。大家交出去100元钱，拿回来的恐怕连90元钱都不到。所以这种福利还不如减税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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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福利开支用于低收入人群，这样的福利是有意义的。但是福利措施的对象一定是最低收入的人群，不是中低收入的人群。道理很简单。有限的钱应该用于最低收入的人群，而不是用于中低收入的人群。把最困难的人置于不顾，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如何确认谁是最低收入的人，是很困难的。但问题往往不是确认的困难，而是根本的方向性错误。比如经济适用房是帮助了最困难的人群吗？显然不是，经适房是帮助已经有了几十万元钱的人。他们不是最困难的人。相比之下，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比他们困难得多。但是他们买不起房，所以解决他们住房的政策应该是廉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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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分析清楚了福利款是从哪儿来的，又用在了哪些地方，谁会赞成福利国家？谁又会反对福利国家？按理说，赞成福利国家的是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人，他们有望从国家的福利政策中获得好处。反对的是那些收入高的人，因为他们的收入有一部分给了别人。如果举手表决的话，低收入的人占多数，所以福利国家的建议往往容易在议会中通过。但是社会中难免有人利用福利政策偷懒，能够工作也不工作，靠福利补助过日子。对高收入的人，高福利政策会降低他们挣钱的积极性，因为多挣的钱给别人花了。结果是社会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财富的创造减少，社会弥漫着“懒汉”思想。这是福利国家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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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世界上还是有不少国家选择福利国家的道路。在这些国家里，政府照顾人们的基本需要，不但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费用，包括医疗、交通，甚至住房，而且每个人每年还能分到国家的福利款。而且这种分配是人人有份的，不管你收入有多高或多低。实施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基尼系数低到0.3以下，和我国改革开放前差不多。他们的经济增长也并不很差。这一经验很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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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说，养“懒汉”的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我认为这和人类的本性有关。人们追求富裕，同时也追求平等。富裕和平等两大目标都是我们所要的。这里的平等是指满足每个人的生理需求的平等。人与人相比生理需求是差不多的，可是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收入分配可远远不是平等的。企业家、歌星、运动员等的收入千百倍于普通人。这一需求和收入的差距使人们感到不可接受。一些高收入的人一掷千金，他们吃一顿饭够穷人一年的饭费；他们的住房像宫殿一样，而穷人只能蜗居在斗室之中。福利国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使人窒息的社会不公，即使牺牲一点效率也能够为大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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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清楚地说明，效率和平等是相互冲突的，不能得兼的。多一点效率就要少一点平等。究竟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如何选择？或许可以说，当国家很穷时应该多考虑效率，等富起来之后应该多考虑平等。并不是说穷国就不需要平等，起码的平等，人人有饭吃，这是必要的。但是更多的收入的平等会妨碍进一步的财富积累，此时让市场充分发挥其财富创造的功能，使全社会尽早富起来。但是，随着市场的发育，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虽然穷人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差距太大而愤愤不平的感觉会越来越普遍，社会就必须转型了，由强调效率转向强调平等。现在的中国可能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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