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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 [:170314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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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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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 [:170314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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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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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降低了家庭的负担。从全社会来看，人口结构中婴幼儿的比例在减少，劳动人口的比例在上升，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从1964年的56％，上升到1982年、1990年、2000年的62％、67％、70％。2008年达到了73％。劳动力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增加，是与婴幼儿和老人的比例减少相配合的（因为总数必须是100％）。婴幼儿和老人是没有生产能力，只有消费需要的一个群体，这部分人口减少，就是降低了社会的人口负担。全社会劳动者比重提高，无劳动力的人口比重降低，全社会感觉轻松，这就是“人口红利”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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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量表示的人口负担状况，是所谓的“人口抚养比”，就是没有劳动力的人口（0～14岁的人口加上65岁以上的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比。这个比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65％左右，降低到2008年的37％。所以现在的社会在人口结构上是最轻松的时代。有些学者甚至计算出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说明我们的GDP的增长中，不完全是投入要素的增加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也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在国际比较中，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几乎超出一切国家，这也和人口结构中劳动力的比例高有关。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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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提出商榷的是，这部分利益将来是要偿还的。它不能成为真正的红利，实际上是一笔借债。从家庭的角度看，三代人实行一个孩子的政策，结果就是4-2-1的家庭人口结构。第三代的一个孩子上面面对一双父母，这对父母又各自面对上面的一双祖父母。当孩子长大成人时，由于人口的寿命延长，祖父母还活着，他们的年龄可能是60到80岁。在他们去世之前的二三十年中，需要生活，需要医疗，这些负担统统要由唯一的第三代承担。这时候社会的人口结构，由红利型转变成还债型。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降低，而婴幼儿特别是老年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人口的抚养比将大大升高。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将来是要偿还的。因此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红利，而是一笔借债。由于大家都把现在的人口结构对GDP的影响称为“人口红利”，产生了广泛的误解。为了纠正这种误解，正确面对现实，对将来不利的人口结构有所准备，应该迫切地将“人口红利”改称为“人口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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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产生了“人口红利”，但当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就变成了人口还债，这笔债务是要由我们的子孙后代偿还的。如果限制生育的政策长期不改变，社会将面临人口收缩和急速的老龄化。我国在改革开始时小学生人数是1.5亿，现在降低到1亿，在这期间人口增加了一半。可见年轻人占人口中的比例收缩得非常显著，他们长大后将表现为劳动力的不足。这样的局面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这将是一个严重缺乏劳动力的社会，人民的生活将极大地降低。所以我们应该及早回到一个正常的人口状态，既没有“人口红利”也没有“人口负债”的状态。这就是妇女的生育率大体上保持可持续的状态，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而不是只生1个。这是当前我国人口政策最紧迫的问题。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将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任务。因为富起来的百姓都不愿意多生小孩，妇女的生育率都低于2.1，人口都在缓慢下降。像日本、中国台湾等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都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更不用说澳大利亚那些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可是并不见效，百姓还是不愿意多生孩子。我国的上海同样出现了这种趋势。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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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小孩的政策，是因为人口增长过快。20年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为1700万左右，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减缓。虽然现在的总人口数比30年前增加了37％，但是每年新增人口的绝对数在不断降低，现在已经降低到600万左右。以人口的年增长率计，30年前的增长率约为1.3％，现在已降为0.5％，比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还低。如果这一趋势保持下去，到2021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峰值，人口的增加值降低到零。再往后人口总数将从增加变为减少。请看下面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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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曲线以1991年至2008年的人口增加数为依据，推导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可以看出，过去的人口增长有规律地在减缓。有一点上下波动，这是因为三年灾荒人口大幅度减少，以后又有超高的生育率所导致的。按照这个规律，到2021年时人口不再增加。在未来的10年中，每年人口的增加数从600万降低到零，平均每年增加约300万人。这10年中的总增加量只不过3900万人。2008年的人口数是13.28亿，所以中国人口的最高值不过13.7亿。不可能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14亿，甚至15亿。这里唯一可能引起争论的是官方统计的人口数是否可靠。新的人口普查也许能给这个问题进一步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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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问题的特征，早已从增长过快变成人口结构中抚养比超低，我们过着负担轻松的好日子。但是这样的日子很快将过去，反弹成为4-2-1家庭结构的老龄化社会。附带说一句，中国人口结构中另外一个也许更严重的问题是性别比失调。2008年年龄在1～4岁的孩子中男性人数与女性人数的比例是1.2∶3，5～9岁中这个比例为1.2∶1，10～14岁的为1.1∶6。在这长达15年的时间段中，男人中有20％的人找不着对象，一辈子不可能结婚。这将是一个空前严重的社会问题。男女比例失调也与计划生育有关。中国家庭都喜欢男孩，因而弃女婴经常发生，还有产前检查发现是女孩的就人工流产。这造成现在性别比失调的严重问题。在一些特殊的县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性别比就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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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不是增长过快，而是老龄化。事实上我国的老龄化已经不可避免。如何应对即将来到的老龄化社会？从个人的角度看问题和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结论是不同的。从个人看，只要年轻时储蓄，老年时就有备无患。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个人储蓄未必能够解决老龄化问题。这里涉及现在如何借钱给将来，或者现在如何向将来借钱的问题。前面提到的人口欠债，就是现在向将来借钱的一个例子。现在大家日子过得很舒服，将来子孙后代要还债。搞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一个事实：当代人的消费都是由当代人的生产提供的，不是由前人的储蓄提供的。当代人吃的粮食是由当代人生产的，不是几十年前的祖先储蓄在米缸里的。更不用说当代人需要的医疗、教育等，也都是当代人提供的。所以解决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不是简单增加储蓄所能解决的。要思考当代人如何能把钱借给未来的人，现在这一代人生活苦一点，将来的人活得容易一点。也包括如何避免向将来的人借钱，现在的人活得容易一点，但是苦了将来的人。比如通过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被破坏了的环境将来是要治理的，这笔钱要由将来的人承担，因此就变成向将来借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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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储蓄，必定有另外的当代人借钱。不可能只有储蓄而没有借钱，而且借钱的人必定也是当代人，不是未来的人。如果这个借钱的当代人把钱用于购买家电、汽车，或婚丧嫁娶，花掉了，这样的一借一贷，对将来没有任何帮助。如果借钱的人是企业家，把钱用于发展生产，增加了将来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借贷可能缓解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但是还要符合一个条件，即这种生产力所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少，要比现在工厂中劳动力和资本的比例低。否则照样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开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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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可以避免向将来借钱，减轻下一代的负担。类似的，维护好一切设施，保持它们的良好状态，也可以减轻下一代的负担。房屋、道路、桥梁、机器等，都需要经常的维护，不能实行“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寅吃卯粮政策。人的健康维护同样是有利于减轻下一代负担的办法，特别是保护老年人的健康，他们的医疗服务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突出负担。减少他们的疾病，能显著地减轻老龄化社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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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缓解子孙后代的负担。用我们的储蓄建设地铁、机场、高速公路和铁路等。我们的子孙后代出生时，基础设施已经建好，他们可以坐享其成，不必再用自己的储蓄去建设这些设施。他们要负担的只是设备的维护和运作。住房等方面的投资也起类似的作用。但是建筑的质量必须能经受住几十年上百年的折旧消耗。从这方面看，中国的建筑质量普遍较差。我们很难看到几百年历史的建筑，而在欧洲就有许多老建筑。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建起来的中国建筑能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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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知识的积累。子孙后代利用我们获得的知识，能够生活得更好。哥伦布用87个人的船队横渡大西洋，现代妇女一个人就能横渡太平洋。这就是知识造成的差别。教育也能起类似的作用。还有看不见的制度的改进，也能改善子孙后代的生活。比如世界和平的保证，消除武器竞赛和战争威胁，可以大大减轻人类的经济负担。应对气候变暖的成本远不及战争开支的损失。但是，愚蠢的行为也会增加社会的成本，比如恐怖主义大大增加了社会的安全成本。将钱借给外国也是一个把钱借给将来的方法。现在我们把节约下来的钱借给外国人，等将来他们还钱的时候，我们的子孙拿到我们现在的储蓄。条件是外国没有老龄化的问题，否则他们还想把钱借给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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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应对老龄化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及早采取有效措施。不可听天由命，坐等老龄化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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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 [:170314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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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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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 [:1703147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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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GDP极大化到幸福极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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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是全国人民一年中所创造的财富总量。经济学家追求的是在资源约束下GDP的极大化。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做得非常成功。30年来生产的财富总量增加了15倍。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极其罕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不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可见高楼林立，连中小城市也到处能见到兴建的工地。如果30年前的一个人睡一觉今天醒来，一定以为身处外国。贫穷落后的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直不起腰的窘迫状态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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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应该承认，我们在财富的分配上做得很不好。农村的状况始终没有多大改变。下一阶段我们要下大力气改善财富的分配。有了财富总量的增加，改善分配应该说是比较容易的。如果财富总量不增加，光谈分配，结果是穷人之间的内斗，愈斗愈穷。这正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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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改革开放30年来，GDP的极大化也碰到了问题。首先是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光顾着财富的生产，环境被破坏，资源越用越少，这就碰到了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更重要的是GDP虽然增加了，但是人们并不感到满意。追求GDP还有什么意义呢？这说明从根本上，我们的目标出了问题。如果财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拿GDP衡量社会发展确实是有问题的。那么应该用什么目标来代替财富目标呢？应该是快乐，或幸福感。我们要用幸福感的极大化代替GDP的极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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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和幸福是有联系的。一个人连饭也吃不饱，饿着肚皮，他怎么幸福得起来。一个失业的人，为生活挣扎的人，也很难有幸福感。所以首先要有钱，就国家来讲，就是要有GDP。但是财富和幸福终究不完全一致。幸福感除了物质享受之外，还包括更多的内容。比如对美的欣赏，包括对自然界的美，对艺术和音乐的美，对数学的美，等等。幸福感也包括对好奇心的满足，追求知识，探索未知，追问宇宙。还有健康的增进，对友谊的享受，从同情心得到的安慰，特别是对自身的陶冶，认识人生，享受人生。这些都不需要花很多钱，和财富的关系不大，都是在财富之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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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追求幸福感比追求财富更好？首先，因为财富不一定给我们带来幸福。固然，一般情况下财富和幸福不矛盾，但确实很多情况下二者并不一致。贪污分子追求财富，他们并不快乐，反而烦恼重重。一个人捐钱给穷人，虽然他的财富有所减少，但是他感到快乐。其次，财富代表物质享受，而物质享受是有饱和点的。再美味的食品吃多了也会倒胃口。住在豪宅里，时间长了也不觉得是特别的享受。对美色的享受同样会有饱和点。超过了饱和点不但不觉得快感，反而是累赘。更由于人的欲壑难填，追求物质总也没有满足的时候。把物质享受作为目标，生命将注定是痛苦的。从全社会的宏观经济来看，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追求物质享受必定走上资源枯竭的道路。可以说“此路不通”。这些都是追求GDP不可避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