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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应再保护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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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保护耕地”，你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如果再进一步问“为什么要保护耕地”，你的答复可能是“这是基本国策，不容许动摇”。再要问“国策的根据何在”，就会说“因为我国的耕地非常少，为了有足够的粮食，不保护不行”。这些普遍关于耕地的认识，经过反复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固定思维。不假思索的习惯使我们偏离了正确的逻辑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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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耕地的口号是很好听的。难道要破坏耕地吗？当然不是。但是这个口号的实际指向是不许把农用地转成非农用地，或者说是冻结农业用地。事实上国家政策的确也要求冻结农业用地。这就有问题了。有什么理由要冻结农业用地？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发生了饥荒？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粮库装不下，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我们对粮食如此神经过敏？最可能的解释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把我们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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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是不肯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废除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粮食这么缺，不但不进口，1959年还出口了400多万吨，够2000万人吃一年。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可以用进口来解决。有人说进口不可靠，但是日本人消费的粮食中有40％多靠进口，并没有感觉不可靠。更有人说靠进口是不负责任的。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假定我们进口创纪录的3000万吨粮食，只不过花45亿美元，我国去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进口粮食只不过需要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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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从现实出发，石油进口的中断远比粮食进口中断更危险。现在进口能源所花的钱10倍于进口粮食所花的钱。我们又修了许多粮库，有非常充足的粮食储备，而基本没有石油储备。新建的战略储备要过3年才能用得上。我们的粮食基本自给自足，而消费的石油中有一半多靠进口。比较对粮食问题和对石油问题的担心，我们对粮食的担心完全没有根据。因此保护耕地的说法需要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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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耕地，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许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国耕地十分稀缺，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必须保护耕地，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发生在最近的50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年中人口增加1.5倍，人均粮食消费增加2/3，粮食产量增加了3倍，可是耕地在减少，原因是亩产增加了4倍以上。由于亩产的大幅度增加，我国耕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许多。因此节约了大量土地用于城镇化和各种建设。可是老观点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粮食问题，也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保护耕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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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粮食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加，确实制约着人类发展几千年之久。一直到18世纪末，全世界的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人的寿命也增长得非常缓慢。固然人类的自相残杀，残酷的剥削，统治阶级的草菅人命也限制了人口和寿命的增长，但是即使没有这一切，仅仅由于粮食生产的制约，人类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人口数和寿命这两个最基本指标的变化，标志着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速度，而18世纪以后的200多年内，人口和寿命的增长速度超过过去的10倍，慢慢人类社会挣脱了粮食的制约，特别是最近的半个世纪里，全世界人口增加了1.5倍，人均粮食消耗增加了17％，耕地和种粮食的农民都大幅度减少，而粮食越来越有富余，表现为粮食价格相对降低了几乎一半。这一情况同样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富强粉（相当于现在的一般面粉）每斤（500克）0.26元，外加一张壹斤的粮票。现在面粉的价格是1.2元，涨了4.6倍。而按照官方统计的物价指数1978年的1元钱恰好也相当于现在的4.6元。如果把粮票的价格也算进去，涨价的幅度不到4.6的一半。因为当时粮票在黑市上的价格超过买粮食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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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解放初，人口是5.3亿，其中大约有1/4的人吃不饱。全国上下最担心的是如何能让大家吃饱饭。如果那时候有人说，未来50年人口增加到13亿，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大家一定认为是痴人说梦话。现在的事实是耕地减少了几亿亩，种粮的农民减少了几亿人，不但我们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大家吃得比过去几千年的任何时候都好，相当多的人营养过剩（高血脂、肥胖病、脂肪肝），需要减肥。回顾这一段历史也许能提醒我们重新看待我国的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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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清了粮食问题的性质，就对耕地问题有了新看法，因为粮食并不缺，所以耕地也不缺，保护耕地的说法要说也不错，但它是片面的。为什么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据说是因为耕地紧张，可是要知道我国的其他用地更紧张。我国是一个土地十分稀缺的国家，每平方千米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体上只有我国的1/3，如果不计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国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5倍左右，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3倍（我们常说，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证明我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号。应对土地紧张的困难不是限制土地的使用，而是用好每一块土地。限制土地的用途恰好有碍于土地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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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顺利的话，在未来的三四十年里，中国也许可以完成人口的工业化过程，将现有占人口总数60％多的农民中的绝大部分转变成为城市人口，把农民降低到人口总数的5％左右，这也就是一个长远的城镇化。在此过程中，城镇人口要增加两倍多，从现有的4亿多增加到12亿。无疑城市用地也会相应增加，而现有的保护耕地政策显然与城镇化相矛盾。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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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做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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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占用耕地就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延长了工期，尤其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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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种商品进行管制，对有权管制的人而言是有巨大利益的事。有了管制就必有审批，于是就有以权谋私的机会，可以权钱交换。当然，有些管制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顾虑粮食安全而对耕地设下不许逾越的红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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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了粮食安全，设置了一条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越过，用以限制任意将耕地转换成开发用地。从现实生活来看，我国的粮价并不高，国家还要抬高粮价以保护农民的利益。相反倒是房价太高。房价高不是建材贵或盖房的劳动贵，而是土地贵。土地供应有18亿亩红线的限制，所以贵。如果允许自由转换，一定会有大量土地转变成开发用地。土地供应增加，开发用地也就不贵了，房价也就下来了。虽然这种转换能够增加社会财富，出让土地的农民愿意，开发商也愿意，各得其所，但是危害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所以政府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要限制这种只顾财富增长的行为。这样做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粮食安全显然比财富增长更重要，这也是一般人想问题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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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是18亿亩，而不是别的数量，比如讲19亿亩岂非更安全？20亿亩又更安全一点。这样推断下去，全国的土地都拿来种粮最安全。谁也不会要求只顾粮食不顾别的，可见这样的逻辑并不对。换句话讲，粮食安全固然重要，别的土地使用也很重要。想找出一个最合适的耕地数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太多，别的用途需要多少土地也无法计算出来。谁也没有能力计算出一个最优耕地数量，所以只能让市场去决定该用多少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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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谁也不敢忽视。可是安全有一个“度”的界限。无限度的安全只能做宣传口号，于事无补。真正的安全是涵盖各种利弊的综合。要粮食安全，也要交通安全，还要照顾全面的经济发展，缺了什么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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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安全的界限不断在移动。比如在粮食生产上有了科技的突破，单产增加，18亿亩的红线就可以减少一点。生物燃料的发展会挤占种粮用地，全球的粮食供应会减少，粮价会上升，红线就得朝更多的方向移动。这无数因素的作用谁也计算不出来，只能靠市场这台大计算机去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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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是：市场可靠吗？它能够保障粮食安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没有简单的方法。这涉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市场能够最优地配置资源。市场不但能够保障安全，而且能够最优地配置，能够让大家得到最多的享受。这个理论的确不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大家容易接受的是有个最优的计划。可是很少有人想一想，这个最优计划算不算得出来？有计划按比例的设想是好的，就是没法计算这个计划和比例，只能退而求其次，请市场来解决这个计划和比例问题。这个结论是全世界死亡上亿人口为代价得到的。一直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无一成功，最后都改弦更张，回归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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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并不是没有问题。生产、运输、分配，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出问题。有人说，农业生产不同于别的产业，因为它有一年一次的生产周期。但是如果考虑到南半球的农业，生产周期就减少到半年。当然，半年也还是太长，所以应付粮食安全需要保有一定量的储备。联合国设立的储备标准是年消耗量的14％～17％，估计我国的储备远超过此数，达到了40％（这是国家保密数据，只能从各种信息来估计）。对中国而言，还有国际市场这个大储备库。说到这个问题，就会有许多议论，认为靠国际市场是危险的，自给自足是安全的。但是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事实来看，上述认识恰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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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恰好是自给自足的政策。相反，依靠贸易和交换（国内的和国际的）才能保证粮食供给的安全。试问，对一个县来讲，是自给自足安全还是依靠交换安全？无疑，依靠交换更安全。因为一个小地区由于气候、天灾等原因发生供给不足的机会更大，如果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可以互通有无，供给的安全性肯定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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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一个省来讲，也是依靠交换更安全。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政策要求各省粮食自给自足。不论这个省有没有生产粮食的优势，统统要求自给自足。其结果是粮食生产有优势的省也发挥不出优势来，因为别的省不需要进口。这个政策一直执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政府用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来划分，似乎尊重了种粮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是这种划分还是建立在计划之上的。十几年过去了，粮食生产、运输、进出口都有很大变化，这一划分已经失效。在国际上我们的政策依然是自给自足。前年国际粮食价格上升，为了不让国内粮价受国际的影响而上升，国家规定不许粮食出口。使中国的粮农失去了一次赚钱的机会。出口能赚钱尚且不许，出口赔钱当然更不许可。出口不许可，进口又不安全。总之，认为不要国际粮食贸易，才是安全的。可见常识带给我们的误解有多深。其实，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错误想法，所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总结全球粮食安全的问题时说，危险恰恰来自各国都强调自给自足，既不准出口又不准进口。这时候国际市场这个最大的储备库就失去作用了。事实上不但许多小国的粮食供应要靠进口，连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也离不开进口粮食。不让国际市场起作用，对他们来讲将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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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靠市场？有计划按比例虽然并不错，可是这个计划和比例没法算出来，所以只能求助于市场。市场相当于一台大计算机，能够算出最优的计划和比例。我相信，国家的计划部门费了巨大的精力去推断需要多少耕地来保证粮食安全。但是我也十分有把握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聪明人有这个本事，计算得出保证粮食安全需要的耕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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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耕地是对的，问题在于别的用地也要保护。比如拿交通安全来讲，我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约7万人。为了交通安全，马路宽一点可以减少事故，但是要占用土地。在目前的条件下，到底是粮食安全重要还是交通安全重要，这是可以讨论的，未见得永远是耕地最重要。安全是有限度的，过分的安全是有害的。要减少交通事故最简单的办法是降低车速。如果降低到每小时30公里，撞车也死不了人，可是时间上的损失太大了。这个例子说明安全有一个合理的限度。把安全提高到不必要的高度，只有宣传的用处，事实上既做不到，又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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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参考系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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