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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高校“官本位”：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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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要发展，最重要的是打破“官本位”，致力于在高校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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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2008年1月11日出台的《人才强校战略实施纲要》提出，学校计划在5年内培养100名学术带头人，重点培养300名青年骨干教师，吸引更多国际知名高端人才来校工作，实施“北洋学者”计划，打造一批学术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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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龚克校长在人才战略实施新闻发布会上还明确表示，学校将对学术委员会进行改革，人员要在教授真正推选基础上产生，在学术建设上要把权力交还给学术委员会。他认为，目前包括天大在内的许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几乎成为学校决策的一个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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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天津大学重拳出击的一系列改革，正命中了中国高校现存弊端的要害。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国内高校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学校的各种重大决策，即便如学科设置、确定重点发展学科方面的话语权，也基本集中于高校行政权力部门。可以说，“官本位”的膨胀，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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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高校“官本位”危害极大，应引起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致力于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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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官本位”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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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官本位”？顾名思义，即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唯官是重，唯官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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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19日，赵启正卸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从正部级“降级”接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其间他提到：“院长是什么级别之前我根本没想过。他们（人大新闻学院）给我的聘书上在院长后面有个括弧，写着正处级。”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充满趣味的细节，从另一方面微妙地折射出高校“官本位”现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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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看，国内高校俨然就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官场。在一些人看来，高校地位的高低，主要以行政级别来划分，有“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处级大学”。与此相关，高校里也随处可见处、委、办、科等部门，其主管人员也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从塔基到塔尖循序渐进、森然有序，活脱脱一个衙门化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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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不仅在高校工作过的人深有体会，就连一些政府官员也感触颇多。2007年9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北京语言大学45周年校庆期间举行的“社会文化建设与当代大学的责任”论坛上指出，现在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官本位”倾向也在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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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些年，我国高校‘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从外部讲，高校的主要领导是由行政任命。由内部而言，高校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甚至人们也习惯将教师的职称待遇，按行政官员级别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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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行政人员数量也非常庞大。”北京一位高校退休教师告诉记者，“一般来说，一所规模上万学生的高校，副处长以上的干部有200人左右，科长、主任、科员就多了，党政加后勤人员，总数在千人以上，教师反而成为少数。有些高校，教师与行政后勤人员比例是1：1，有的更离谱，达到1：2以上。”一些人士指出，高校“官本位”思想已渗透到党政管理工作、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学者评价与学术认定工作、利益分配乃至职称的认定等多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高校的每一项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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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我国高校的职能更多趋向于管理职能，而且行政官员掌握着高校的人、财、物等各项资源分配的话语权。”北京某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抱怨道：“在高校一旦做了官，科研项目的获得，科研经费的争取乃至职称的评定都要比普通老师拥有明显优势。更可笑的是，就连教授资格的认定，也是由有许多行政领导参与其中的各级职称评定委员会来决断，即使这些部门负责人有的是教授，但不是以教授身份，而是以行政官员的身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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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那些豪华的行政机构，就感到心酸，高校很多部门一个办事员就可以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用的是液晶显示屏的电脑，而我们有些老师连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备课也是在家里进行。”北京某大学一位姓张的老师告诉记者，“有些行政官员还利用手中权力与教师争课上，以致使老师完不成课时。行政官员每上一节课，都按超课时领取高额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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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人对“官本位”给高校学风造成的破坏都有切身感受。他们认为，目前高校体制的一个重大矛盾，是越来越多涌进高校的资源和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的矛盾，而行政主导的“官本位”方式无疑是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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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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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采访时，很多教育界人士认为，“官本位”是中国高校难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障碍。这不但导致高校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进一步偏离，更严重的是使学人浮躁和学术异化，冲击高校独立的学术精神，这已成为高校改革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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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导致成果分配不公，激化了高校内部矛盾。由于高校“官本位”使利益分配向行政方面的严重倾斜，在一些高校，经常有些学术上极其平庸的人，凭借与校领导的特殊关系，便可借助行政系列的荣誉，评上与其实际水平相差悬殊的正教授职称。这使得一些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业务优秀的一线教师在利益分配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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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一些高校，有的教授的月津贴还不如正处长的月津贴高。至于不合理的一刀切的量化管理制度，更是导致分配与收入的不公，进一步激化了高校内部矛盾，导致行政管理运行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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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还导致学术精神的沦丧。由于受“官本位”的影响，不少高校的学术评价机制，不是按照学术规则操作。包括评估、检查、评比、项目审查、人才选拔，等等，大都以官场规则在实际运作。如果谁不按官场规则运作，就会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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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普遍认为，“官本位”不但使高校的学术尊严受到极大挑战，导致学术精神的沦丧，而且还会直接危及学生正确人生观的树立。有一位大学教师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大学精神一旦流失过度，大学教育也必将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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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官本位”的阴影下，还出现了不少由外行领导内行，或是业务不精湛之人指导业务拔尖者的现象，这对教师的积极性造成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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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滋生了各类腐败，比如，滥评职称、滥发文凭乃至卖文凭、送文凭，教学科研质量评估中大规模造假，金钱打点、疏通关系之类“学术外功夫”在课题申请、硕士博士授予权等纯学术事务上大显身手。至于与“权钱交易”雷同的“学术交易”更是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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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高校在招生录取、经费使用、干部聘任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多，高校领导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个别领导甚至大权独揽，滑向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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