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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第三节 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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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比较粗的检验，我们选择数据时主要考虑运用二手文献所披露的较为完整的数据，然后按照我们的统计口径（如将青年的年龄设置在15～34岁，中年的年龄设置在35～59岁，老年的年龄设置在60岁及以上）尽可能地将原始数据进行还原，然后再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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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数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自杀流行病学的数据，以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为主要来源；其二是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所收集的以村落为单位的数据，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近几年在全国各地农村调查中所收集的比较完整的数据为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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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则是部分我自己所收集的一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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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杀流行病学（搜索时其实包含了所有关于自杀的文献，但绝大部分主要都是自杀流行病学或广义上的医学领域的文献）的二手数据，我们相对严格地随机抽样，这样就大致可以确保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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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做的第一步是以整个中国知网的学术文献总库为数据源，2011年11月13日16时18分登录检索，题名为“自杀”，不限定其他任何条件，共检索到文献9314篇。在此基础上，根据以往阅读文献的经验，我在其中选择了11种主要的学术杂志以及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和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进行进一步的检索。在完成这些检索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后，为了尽可能全面地进行数据检验，我又在曾经调查过的地方的邻近地域有目的地选择了2篇增补的文献，构成我用之进行检验分析的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基本情况见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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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二手数据检索与选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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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选择对这11种学术杂志进行检索后，考虑到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较为严谨的特征，我又对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和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进行了检索，本以为从中会获得更加有效的数据可供检验，但事实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可能因为自杀流行病学等医学学科无法解释自杀现象的地域差异，这些学科的研究者往往将数据不加区分地混在一块使用。其病灶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将所获得的数据装到他们从西方相关学科复制、粘贴过来的各种量表里进行分析，而忽视了自杀在中国本身意味着什么。所以，其得出的结论也与西方相关学科的结论极为类似，如过度使用抑郁、精神病、情绪冲动等标签化词语理解中国的自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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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数据基本构成我用之于检验农民自杀空间化表征的重要部分。此外，即是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所收集的以村落为单位的数据，以及少量其他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出现的数据，我会在检验分析中一一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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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检验的内容来说，自杀流行病学的数据主要只能就几个最为关键的变量的表现进行检验，如年龄别与性别的情况，对于那些更为复杂的如自杀行动类型的分布，则需要放到以村落为单位通过质性访谈所收集到的数据中进行检验，尤其是我自己所收集的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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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第四节 南方区域的农民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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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区域的自杀流行病学的数据相对较少，在数据的分布上，远不如北方区域的数据那样丰富。我们进行数据分析的地域有：江西省于都县，位于江西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县，位于广西北部；福建省沙县，位于福建中部偏西。从以村落为单位收集的资料范围来说，主要包括我自己在江西省南部的安远县收集的数据，杨华在湖南省南部宜章县收集的数据，陈柏峰在湖北省东南部通山县收集的数据，吕德文在福建省南部武平县收集的数据，以及何兆雄先生在其著作《自杀病学》中披露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的全州县所收集的数据。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地域范围基本都是相近或相邻的，如桂北与湘南，基本处在湘桂边界走廊的范围，同时，湘南与赣南以及闽南又基本连成一片，鄂东南的大冶市与通山县基本也处于同一地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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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于都县的数据（见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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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江西省于都县公安局法医室1980～1995年检验的209例自杀死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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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仅是县公安局法医室检验的自杀死亡案例，因此，研究者无法按照人口数来计算自杀率，但从表5-3中的比例分布数据，我们仍能看出一些内容。表5-3的数据表明，于都县1980～1995年这16年，仅从法医检验的情况来看，自杀死亡者主要发生在20～29岁，其占比超过整个数据的一半，其次则是30～39岁年龄段，其占比亦达到1/5略强。从性别来说，在20～29岁年龄段中，主要是女性自杀死亡者比较多，其占比超过1/3。老年人自杀死亡所占的比例与19岁以下的人群自杀死亡所占的比例则均比较低，中年人群的自杀也并不十分突出。从这些表现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基本与我们讨论的团结型社会1980～1994年的情况大致相似，因此，也基本符合我们对南方区域自杀情况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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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西北部的情况，蒙增慧等（2004：258～259）收集了罗城县四个疾病监测乡自杀死亡的资料，时间自1998年3月至1999年10月。他们收集的数据表明，20～33岁的自杀死亡者共22例，占整个自杀死亡人数的59.5%，其中，男性8例，女性14例；34～59岁的共7例，占整个自杀死亡人数的18.9%，其中，男性3例，女性4例；60～69岁的共8例，占整个自杀死亡人数的21.6%，其中，男性2例，女性6例。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的共30例，占比为81.1%，其中，男性8例，女性22例；未婚的7例，占比为18.9%，其中，男性5例，女性2例。从性别结构的基本情况来看，蒙增慧等人所披露的数据与钟继荣披露的于都县的数据有相似性，从年龄结构来看，我们亦基本可以看出，这一区域的自杀情况仍以青年为主，中年人的自杀不那么突出，老年人的自杀占有一定的比例，但蒙增慧等人所收集的数据的时间是1998年和1999年，这与我们前述团结型社会中揭示的1995年以后老年人的自杀死亡人数逐渐增多是基本吻合的。因此，这一数据同样能基本证明南方区域的自杀特征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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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纯治等（2002：365）披露，1998～2001年，沙县的死亡报告资料表明，自杀死亡者共192例，自杀死亡率为20.23/10万。这与我们前述章节披露的团结型社会在2000～2004年的年均自杀死亡率为24.19/10万是比较接近的。考虑到死亡登记系统的漏报原因，张纯治等人所收集的数据显然比实际情况会低。自杀死亡者中，男性102例，女性90例，性别差异相对接近。从年龄组来看，他们披露的数据表明，14～44岁自杀的94例，占比为48.96%；45～59岁自杀的31例，占比为16.15%；60岁以上自杀的67例，占比为34.89%。由于他们缺乏更为详细的数据交代，我们在这里也无法将他们的数据进行还原，因此，在年龄组的考察上，无法准确地反映出青年和中年的情况以及其性别水平。但有两点与我们在团结型社会中讨论的同时段的情况是接近的，即自杀率比较接近，老年人自杀的占比相对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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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数据相对应，我们再来看相邻地区的根据村落收集的数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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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2011年7月和8月在赣州市安远县TX镇S村做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调查，这个地区与于都县相隔不是太远，都位于江西南部，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与广东北部和福建西南部毗邻。就地域社会的村庄性质来说，基本属于典型的宗族型社会，即我们所说的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均比较强的社会类型。关于这一地域社会的宗族性判断，郭亮（2009）曾经出版过《走出祖荫——赣南村治模式研究》，对此有过详细的论述。我所调查的村落与郭亮所调查的田野点所在的乡镇毗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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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所收集的数据来看，S村现有农户713户，总人口为3169人，共有3个自然村，20个村民小组。我们主要收集了其中的两个自然村以及另外一个自然村的3个村民小组的数据，实际覆盖的人口数约为2138人，共收集到27例自杀死亡案例，其中，20世纪60年代1例，70年代1例，1980～2009年共25例。从总的时间段上来说，与我们所调查过的所有地区的村庄一样，80年代以前自杀都是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