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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170315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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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第六章 “性工作”、工作和做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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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工作。我都不觉得自己有做什么。反正有时候就觉得好玩。就好像有一次一个老板叫我去他那里跳舞，他知道我跳得好嘛。他给了我一条蛇，问我敢不敢带着蛇跳。哇，我吓了一跳，好大的一条蛇。但是他告诉我那条蛇是驯过的嘛，很乖，不咬人。我试了一下放在脖子上，凉凉的。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就去他那里练了几天，然后就在他那里表演给客人看。平时没事干的时候我就去朋友那里打麻将、看电视，吃吃喝喝吧反正，玩到晚上差不多10点就准备出去。不过出不出去也是随我自己的，不高兴我就不做，待在家里睡觉。像这样怎么会是一种工作呢，工作肯定不是这样的，要有固定收入啊、固定的工作时间啊，不是这么随便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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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站街女小宋聊起当小姐是不是一份工作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回答我的。她强调做这个就是“好玩”，而且站街比较随心所欲，不是她心目中“工作”应该有的样子。在我接触的小姐中持有类似观点的是大多数，也表明了她们对现在“这份工”的理解。对于娼妓这个人群，学术界和行动派倡导和运动的目标常常是赋予合法身份和工作的权利，那么这和小姐自己的愿望是否相符？小姐们自己是怎么想的？她们想要的是什么？她们认为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在珠三角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她们如何理解“小姐”的称呼？又是如何理解“性工作”，如何看待“性工作者”这个称呼的？她们心目中的工作是怎样的，对工作的期待如何？在自我身份的问题上她们又如何挑战了我们对于“工作”的观念？这些就是本章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从她们的角度去理解这些问题对于厘清权利运动的基本方向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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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她们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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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作的概念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体制内”的工作是唯一的工作方式，工作与单位密不可分。能找到一个单位，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知识、技能、劳力是个人的荣耀，那时的工作往往不计回报，讲贡献、讲付出，且以生产、建设的工人为上。这样的意识形态对几代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其中一个重要影响便是在“工作”领域：铁饭碗被打破了，单位制度开始动摇，私营经济和集体企业开始活跃，有些单位没能顺利转型而倒闭，失业开始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开始形成，个体经营开始萌芽，劳动力市场复杂化。工人和国有企业、单位的形象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高大上，也不再意味着收入、住房、儿童教育、退休养老和医疗方面的稳定和保障。住房、养老、医疗开始走市场化路线。事实上，工人的生活经历了巨大变化，他们成了“下岗工人”，50岁不到就无事可做，有的还要领低保，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的同时，经济地位、社会形象、福利保障等都一落千丈。进入新千年以后，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就业愈加困难。金融危机后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要走转型的道路，对农民工的需求减少；而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工入城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促使政府开始反思鼓励农民出城打工的政策，发出农民工回乡就业、就近就业的号召。社会开始鼓励自主创业，银行、工商等相关部门为小微企业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创业。进央企、国企、事业单位工作只是诸多选择的其中一部分，外企、私企、民企、小微企业近年来渐受青睐。年轻人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工作时间灵活，限制少，自主性高，有更多施展才华、体现自我价值的空间的就业形式，包括自主创业，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和选择。实际上“打工”这个词本身就体现了“体制内就业”之外的别种选择，它随着其他就业形式的浮现而兴起，弱化甚至隐去了个人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色彩，凸显了劳方和资方的相互关系。我们应把小姐对于工作的理解和期待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考虑，如同很多年轻人一样，她们并不认为自己现在做的是一个工作，而只是生命中一个暂时的过渡。罗丽莎在其对杭州纺织和制衣厂年轻工人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Rofel，199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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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娼妓是否可视为一份工作尚存争论。中国的研究中也泾渭分明地形成了两大派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卖淫是资本主义腐朽的体现，应彻底消除；另一些学者则倡导“性工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工薪劳动，与其他工种无异，受物质和经济需要驱动。但现有文献对性产业女性从业者的多重现实关注不足。首先，这群女性进入性产业后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的。其次，她们进入性产业的驱动因素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再次，“性工作者”标签有可能带来怎样的社会污名；这群妇女自身是如何理解这个“名头”的，她们对自己的这份“工”又是如何看待的。最后，一个看似简单的命名问题如何反映了农村流动到城市尤其是进入性产业的女性的欲望。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与分析。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互相交织，影响了她们对自我和对工作的理解，而这些都应置于更广阔的人口流动与性产业发展的背景之下去分析。现有研究较少从从业妇女的角度去讨论工作的内涵，使我们对其生活和欲望了解不足。起源于西方的“性工作者”提法表达的是西方学者和行动者的学术及运动意愿，但全球各处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非常不同，人口流动状况各异，性产业劳动力增长与形式也各不相同，远比一个统一的名称或框架所能倡导的方向复杂得多。因此，要放在中国的社会框架下讨论需要更多的考量，直接挪用容易出现学术与现实的裂痕，造成学者的“一厢情愿”与对从业妇女的另一种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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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强调妇女自身的声音和经验。江绍祺建议跳出“性工作者”和“性受害者”二元对立的框架，把从业者视为独立的“个体”（Kong，2006：413），并从“以女性为中心的生命经验”角度出发，聚焦从业女性进行“微小抗争”（micro resistance）的日常生活和自我实践（同上：428）。这是回归研究从业女性日常生活的起点，毕竟她们“对直接质疑法律、组织对抗性的劳工运动漠不关心”（同上：426），也是能动性在特定环境和生活空间下如何得以表达、思考女性作为主体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选择的重要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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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就先呈现受访者自己对于“自己正在做什么”这个问题的说法。表1表明了她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应，同时也显示了不同环境、工种的小姐感受和体会上的区别，比如，“做生意”这个类别之下有66.7%的人是在夜总会的，占绝大多数，从另一角度去看，在夜总会做事的小姐中有36.4%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在“做生意”；“玩”这个类别下38.5%的人都是站街小姐或上门服务的，反过来，站街、上门的群体中83.3%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在“玩”。在本章中我将会进一步阐述性产业不同的组织形式，包括场地环境、工作要求，小姐习惯、主观感受，有无滥药、烟酒瘾等如何影响她们对“工作”的理解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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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工作”类型/“工作”主观感受交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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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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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有13个小姐明确表示自己现在只是在“玩”，不是在工作。从她们的叙述中可以总结出“玩”的几个意味：①她们所做的大都与玩乐有关（唱歌跳舞、打牌、玩骰子、聊天喝酒等），“工作”时间灵活，可随心所欲；②在客人面前有“演戏”的意味，例如有时要隐藏个人情感，要“逢场作戏”迎合客人，而“玩”最能够淡化负面情绪；③这是生命中一个暂时的阶段，什么都不定，以后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玩”是最适合形容这种状态的。“玩”看起来是一种策略，小姐们用它来弱化“工作”的规则、责任和压力，应对情绪的高低起伏，合理化自己看似毫无目标的生活方式，减轻小姐的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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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站街的日子一天的安排基本是这样的：晚上11点左右出去，早上三四点或者四五点回到住处睡觉，其他时间“一点事都没有，就是在家里玩”。白天跟朋友一起玩，“或者打牌啊，有时候逛街啊，其他时间，就是睡觉”。她在谈及自己和客人的行为的时候都非常习惯用“玩”这个字，认为客人都是出来玩的，大家都不认真，她自己也是出来玩的；而跟夜生活有关的行为一概都是“玩”，比如她形容常常要应酬的人为“经常出来玩的那种”，形容风月老手为“经常出来玩的老油条”。她说自己不爱站街，“有钱玩就不出去，没钱玩了就出去赚一点”，这里的“玩”指的是和男朋友一起嗑药。小红的男友在我认识小红的时候已经进了戒毒所。小红因他染上毒瘾，而这是她出去站街的一大动力。每次出去一晚上能挣几百块钱，够她和男友用上一两天，到下次不够了再出去。有一次她忽然问我要不要她的日记，150块钱卖给我，因为她没有钱了，又不想出去。我不想为了研究买她的日记，这好像是各自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进行的一种交换，带有太强的目的性，让我感觉不太舒服，但我清楚她需要钱，于是我跟她说先“借”给她钱，她如果还是愿意把日记给我看，那我是很乐意多了解她的想法的。所以日记给不给我就成了她借钱以外自愿的事情，和钱没有关系了。至于她还不还钱给我，我也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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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红来说，目前这种“玩”的状态是没有生活目标时一种暂时的迷惘状态，她不知道自己将要怎么过下去，而身为外地人和一个小姐，没有资源和关系，她只能“玩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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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一直都是贪玩的，我爸妈也这样说我嘛。他们会拿我和我那个妹妹比，觉得她念了大学，都是一个老师了，我就一天到晚只知道玩。我觉得我习惯了这样，现在我觉得自己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的那样子。做小姐其实也就是玩玩的，也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懒惰找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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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觉得做小姐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工作，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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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啊，肯定不是啦。不可能觉得是正式的工作。肯定是不一样的，跟正常的工作。我觉得在人心目中都是这样子的。觉得做小姐都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这就不是正常的工作咯。做小姐跟做正常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别人会看不起吧。如果你做正常的工作，你去捡垃圾别人也不会看不起。我觉得我活得很盲目的，也不为了什么，反正就要混日子嘛。没钱就出去赚钱，然后有钱了又不去，花完了又要出去，就是这样子的。活着没多大意思，最多只能说是玩玩、混日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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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佳也把自己目前夜总会的工作形容为“玩”。她22岁，在深圳盐田的一家夜总会做小姐。她原先在一个码头做工，是个“乖乖女”，下班和同事吃吃饭就回宿舍，基本不去娱乐场所，觉得“那些地方都是很乱的”。后来有一次她的一班同事为一个人庆祝生日，拉她一起去夜总会玩，她推了几次，还是不好意思拂同事的面子，只好一起去了。那是她第一次去那种场所，待了两个钟头，觉得很不习惯，甚至有些害怕，“搞不明白同事为什么会喜欢去那种地方”。在舞厅里，音乐震耳欲聋，她说自己像个木头一样，只晓得盯着别人看，又不想跳，“只想快点回宿舍算了”。第二次有朋友叫她去玩的时候她就说不去，朋友笑她胆小，说：“这算什么，这都怕？”为了面子，她只好去了。可能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第二次再去果然觉得也就那个样，没什么好紧张的，而且大家都是去喝酒、跳舞而已，“又不做什么违法的坏事”，她逐渐放松下来。几次之后，佳佳习惯了舞厅和夜总会的环境，有时候自己也会叫朋友一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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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转变发生在一年半之后。佳佳感到码头的小文员工作又累又无聊，生活日复一日，不想再做下去。她想要的那种生活是“不用准时准点上班的，也不用天天在一个小小的集装箱办公室里盖章、复印，夏天热得要死，一身臭汗，冬天穿成一个球也觉得冷”。她的决定是当初的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的：去夜总会！她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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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自己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都不敢相信我真这么想了。但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一时冲动，可能其实早就有这种想法了，自己不敢承认而已。我想了一下，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工作环境就比码头好多了，时间也很灵活，还可以认识很多人。比码头舒服多了，钱也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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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选了一个离原来码头较远的区，就辞了工，进了一家夜总会。她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睡到日头落山，晚上都待在室内，“整天都可以不见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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