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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超越性和工作：为什么不是“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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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娟对“性工作者”这个称呼的态度在其他小姐中也很普遍，有12名受访者指出它太偏重性的方面而弱化了其他方面，而那些恰恰是她们“工作”的主体。她们觉得自己从事的更多的其实是“情感”劳动，在不同的场景下扮演不同的角色，尤其是对于室内场所小姐来说，聊天、喝酒、跳舞、唱歌等服务形式和性服务一样受欢迎，甚至更为常见。她们要知道怎样用甜美合体的方式和客人打招呼以吸引客人；如何通过打牌、玩骰子、跳舞、唱歌和其他的一些小手段来取悦客人；如何说服客人多喝酒、多买酒；如何倾听客人讲话并在合适的时机表现出尊重和关心之意；在某些需要的时刻如何陪伴、安抚、鼓励、撒娇；客人离开后在适当的时机追个电话，邀约再见；等等。她们有些时候像“公关”，有些时候像“艺人”，有些时候像“生意人”，有些时候就只是“在玩”。Bobo和阿冰开玩笑说她们要出台的话，“前戏很长”，这些构成她们日常工作的主要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技巧。简而言之，搞好关系是一项重要内容，既要搞好和客人的关系，也要识大体搞好和妈咪、老板、其他小姐的关系，更要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缺点，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实力，得到客人和妈咪的青睐。小姐也因此变得更圆滑世故，能让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更游刃有余和自在。在现在的环境中不是只要“把身子拿出来就有事做”，更多的是提供情感上的慰藉，发展朋友般的关系和营造轻松热闹的氛围。小姐要做的远比直接提供性服务多得多，她们必须锻炼技巧和个人能力，创造出不同的性别形象，迎合不同需求，才能在年轻、貌美的外来务工大军中立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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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在“性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上也有过一些讨论，例如，调情对脱衣舞表演者而言既是一种技巧、策略，也是情感劳动的付出（Deshotel and Forsyth，2006）；幽默是性工作者在工作中保持心理距离的技巧（Sanders，2004）；“表演”和“身份制造”在女性性工作中，既是自我保护的技巧，也是审美劳动（aesthetic labor）和情感劳动（Sanders，2005）。这些讨论引发了性工作是“直接”还是“间接”提供性服务的不同观点（Harcourt and Donova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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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一词把性放在最突出的地方反而加重了污名，就像“卖淫”一词强调“淫”这个负面意涵一样，在含蓄的东方文化、儒家思想和长久以来宣扬的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共同影响下，是较难为民众接受的，而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将其归结为非法，使涉及的人群缺乏安稳和有利的生存环境，谈合法身份还为时尚早。相对而言，“小姐”一词比较委婉且有多重含义，为多数人采用；“性工作”意味着“以性为中心”，是多数从业女性情感上拒绝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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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语的后半部分“工作”来说，它赋予了小姐正式的工作身份，有利于营造平等的、宽容的生存环境，也体现了对她们基本权利的尊重，具有赋权的作用。“性工作者”掀起的是一场通过重新命名来实现的政治运动，这是一种对社会污名的策略性抵抗，是一场有明确目标的集体行动（West，2000）。但这基于西方理论框架，并不太适用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和本土女性的生活经验。小姐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有着各种理解，不能一言以蔽之。在田野调查和访谈中我们也能看到小姐们不喜欢“性工作者”这一称呼，不认为这是一种工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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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一部分小姐来说，“这份工”并不能保证稳定的收入，尤其是对于站街小姐而言，如小红、阿雅和珍姐，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室内工作的小姐收入多少取决于接待了多少客人，而每一笔交易不管金额大小，都需要付给妈咪一定数额的费用。对于被包养或在家“接活”的小姐来说，如晓菊，收入来源于其他形式，如客人支付房租水电、生活用品、衣服化妆品及日常生活费用，但这些都不是固定收入，而是根据他们之间的协商来支付。小姐们认为只有每月工资形式的收入才叫稳定收入，她们对工作的理解往往与这点有关，即要有工作单位、固定上班时间和固定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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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姐们感觉缺少尊严。“这份工”更像是一种隐形的职业，她们一般不会跟外人说她们是做什么的，最常见的说法是做酒楼部长、自己是会所管理人员、自己做小生意、做保姆等。她们必须努力营造所谓的归属感和尊严，或至少是正当感，不像别的工作那样本身就带有这些特性，不需要刻意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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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些小姐觉得“这份工”不需要责任心，她们把工作和责任相联系，心目中从事一份正式的工作应该具有一定的责任感。美惠对比做小姐和之前干的售货工作，说当售货员“有基本收入，但是有压力”，如果完成不了底薪所要求的销售任务就会自责，对公司和卖的产品也有一种责任感；相反，做按摩小姐就没有这种责任心了，除了自己的收入以外，其他都是老板的管理问题，与她无关，这个场不行就换另一家。她认为责任意识可以带来成就感，能让自己感觉好一点。阿芳原先和兰兰一起在夜总会做，也跟兰兰同租一个房子，后来被一个老板包养就自己出去住了，我通过兰兰认识了她。她觉得做小姐是一个松散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被包养后，一直跟同一个人，住在同一处地方，“工作”的内容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根本没有界限”，“没有目标，没有规则，也没有责任，怎么干都是自己的事，无所谓好坏”，不能用“工作”的那一套来形容。这种想法对于应召上门服务、被包养、在家做事、站街等类型的小姐来说尤其真切，因为她们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公司或集体，除了管好自己的生活外，谈不上对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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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小姐们认为“工作”应该与目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一份工作根本没有目标和方向，那就不能说是工作。小红、美惠、珍姐、阿娟、Bobo、阿冰、阿雅、阿美都有提过。在我们的聊天、访谈对话中，“漫无目的”、“没有目标”、“虚度青春”、“没有清楚的将来”等话语频繁地出现，有意思的是小姐会把这一点和做小姐不是一种工作相关联。她们认为工作应能带来稳定感和生活道路上的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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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稳定性外，尊严、责任感、成就感、可持续和目标是她们考量一份工作的重要“指标”，一个清晰的目标指引着人在不同阶段往不同的方向努力，这提示我们重新构建“工作”的内涵。做小姐没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不是她们心目中的“工作”，这又反过来影响了她们对“这份工”的感受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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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未来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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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23位受访者中有21人（除了珍姐[3]和小李）表示不太想找长期、固定的工作。小姐心目中的“找工作”是相对于打工来说的，打工是指在工厂、发廊、美容院等场所做事，而工作更偏向于我们平常说的在企事业单位领工资的性质。打工在她们之中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选择。虽然不时地有关于打工妹如何努力干到管理层、赚到多少钱这样的励志故事，但打工这条路还是因其收入低、环境恶劣、规管严苛和缺乏自由逐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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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站街女小宋在进工厂前以为打工会认识很多朋友，大家一起聚在厂里会很好玩。那时她18岁，想象着外面的世界，很兴奋地从四川老家到了广东东莞，找到了一份在一个小型制衣厂里钉纽扣的工作。7个月后她到了深圳成了一名站街女。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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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宁愿自己在街上也不要去打工。我觉得自由自在很重要吧。年轻人都喜欢自由，没人愿意那样待在工厂里，天天流水线，出都出不来，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要扣你钱，你说都不用说，还得看他脸色。我们这样至少自由一点，也不用起早贪黑，回来就家里待着，想干什么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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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厂里她的所有工作就是不停地钉各式各样的纽扣，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眼睛都要瞎掉，眼冒金星，起来感觉路都不会走了”，工资才400块不到，加上加班费才拿不到800块钱，而且厂里规定试用期起码要3个月，这期间不能离职，否则就不给工钱，老板觉得水平够了才能转正，才能提工资到600块左右。只撑了一个多月她就已经觉得受不了了，总是想走，组长还嫌她动作慢，会出错，常变着法儿骂她，说她是“蠢猪”、“不明白”、“瞎了眼”什么的。她觉得那段时间就是“忍辱负重”，半年后实在顶不住了就辞工出来了。阿冰说她的一个堂弟在厂里受了伤，老板只象征性地给了一点点钱，连住院两三天的花销都不够，刚好一点就马上要他干活，不干就走人。Bobo在玩具厂打过工，她说工厂的饭菜就像猪食，一顿饭有两块肉就不错了，汤也是“像洗锅水一样淡”。她说工厂“都不把人当人”，什么都要扣钱，动不动就拿他们最在乎的钱来惩罚他们：上厕所超过时间要扣钱，请病假要扣钱，带人回宿舍要罚钱，流水线上讲话要罚钱……“人都像机器一样”。这都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也不想忍受那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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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一天到晚待在工厂，除了干活还是干活，累得半死。住又是十几个一间房，里面又脏又乱。干完活就上食堂，吃完就回宿舍，一头倒下去就睡，也没有什么周末不周末的，每天都一早起，又不能出去，什么娱乐项目都没有，偶然一个下午不用加班就欢天喜地了。人活得那样还有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上厕所抬头看看外面的天我都想哭！我后来也想通了，不管怎样，年纪轻轻总不能就那样熬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想到就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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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虽没在工厂做过，但也听说了不少，她觉得工厂工资太低，根本没法通过它过上想象中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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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最多1000多块。比起干的活，这点钱真不算什么。工厂那种环境，工作的车间、住的都很差，也没法出来看看，就待在郊区工厂里，城市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有个亲戚就在工厂做嘛，反正一年到头也拿不到多少钱回家。太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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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厂来说，对人身的限制是最强有力的管理工具，工人没有自由，吃住劳动甚至拉撒都受到严格规管。对于女工来说形势更为严峻，生理期、孕产期安全没有丝毫保证，还要忍受来自男同事和上级的性骚扰，未婚怀孕、患性病、被强奸等事件层出不穷。没有自由和自主，也体会不到城市的先进，农民工被“卡”在现代化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狭小空间里，在工厂制度下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既脱离了传统的乡土文化，又被排斥在“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制造的资本主义浪漫”之外（Ma and Cheng，2005：310），两头不到岸。他们劳作在社会底层，没有社会地位、权利，无法体验现代的生活方式，更缺失的是个人表达和追求的空间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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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缺乏良好教育与技能的这群女性来说，除了工厂工之外恐怕也难以找到她们心目中的那种“工作”，比如进写字楼做文员、做白领等。因为可能性小，“找工作”也逐渐失去了其吸引力。没有其他选择，面对自己成为性主体、都市主体和现代化主体的欲望，她们发不出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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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困境下，另辟蹊径不啻为一种勇敢的尝试；常规“工作”之外的其他选择便成了她们的“蹊径”。在鼓励自谋出路、自主创业、自食其力的今天，自己“出来”、“做生意”等名头为她们披上了一层独立、自主、精明、能干的外衣，而她们在这个行业中摸爬滚打也确实积累了人脉、经验，开阔了视野，为她们继续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生存积攒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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