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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主要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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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身份政治到解读欲望是理论框架上的重要跨越：不固定、模糊的自我身份认知是对阶层与性别制度规范桎梏的一种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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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故事告诉我们，性产业女性从业者的身份认知是理解她们生活选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亦即要明白她们的经验，首先应将其视为一个人，而非一种工作身份，或以制度性的身份给她们强加上类别（Cheng，2007）。性工作者身份认同的分析框架是由学者、女权主义者和行动者在长期的赋权工作中形成的，它把社会地位和政治权益置于首位，但在中国现在的法律与社会背景下，身份政治尚未成熟（Ho and Tsang，2000；Pei，2007），这样的讨论为时尚早。若户籍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劳资矛盾一如既往，城乡二元分化依然严重，流动人口的权益和权利状况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职业与性别歧视依然会将这群女性限制与固定在社会底层，不触及根本制度的改良，都难以让她们看到前景。尤其是，女性从业者自身在这方面的认知存在差异，她们的需求可能在别处，而身份的合法化未必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妇女就缺乏抗争的意愿，难以联结在一起。她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对“性工作者”甚至是“工作”的不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反建制”的情怀——深受嵌入制度的性别、职业、人口、阶层等歧视，使得她们没有良好的教育经历、劳动经验、流动经验与就业选择，缺乏资源，只能寻求常规路径以外的方式进行个体层面上的微小抵抗。所以合法身份和劳动权益并非她们最关心的议题，她们想要的，就是一种安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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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质疑了学界未经论证的采用“性工作者”的称呼和运用身份的框架来讨论这群女性生活经验的倾向。在未把“工作”和“性工作”纳入研究议题和田野工作时便将之采纳为一个通用的说法令人们容易忽视新兴性产业中存在的多样性：以性换钱的直接交易方式已不再通行，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情感劳动、娱乐本领和个人特质方面的投入，场所种类多样化、分层化，从业女性自身的体验和经历不同，对工作性质的认知也不同。她们在不同的场合和需要之下利用身边不同的资源构建出不同的性别形象，为自己争取权力与空间。这些多样化的性别形象和碎片化的时刻解构了“性工作者”的单一身份，揭示了不断的“生成”和持续的认知过程。这里要说的是认知而非认同，因为它是还在进行中的、变化的而非已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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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是一个以偏概全的较大概念，未能反映出其中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和误解了这群女性的欲望。学术讨论中群体身份的单一倾向难免造成精英话语对日常多层现实的支配（Tsang & Ho，2007）。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性工作”都还不能成为倡导和介入的统一目标（Jeffreys，2004）。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命名事虽小，却是研究和行动的重要前提，透过它我们能更多地思考性产业的性质和从业者的欲望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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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核心身份会妨碍理解女性如何积极地将生活的不同方面组成一个灵活可扩展的动态整体，在不同的环境和生活阶段中，这个整体的外表和形式可能有所变化。当一个人被归入某一社会种类时，他更可能被作为那一种类的成员来对待。当学者设定了“性工作者”的身份后，无论学术讨论还是行动都会围绕着为其争取这个合法身份和权益展开，而一旦进入这个氛围，就很少有人会去再思这个议题的合理性和适当性。我觉得研究不应限制在某一个身份框架内，而是应该在不同的生活、工作场景中了解她们的不同身份，关注她们维持平衡的生活策略，强调的是灵活性和能动性。这是本研究的特色，也是这方面分析的进步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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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用欲望语言替代身份框架，捕捉的就是从业女性身份认知的变化性与多元性，这些认知是对既定阶层与性别规范的抵抗。同时，欲望的这种不定性质使其具有了颠覆规范与传统的潜在力量，人们通过欲望的表达和自我转变一步步满足着欲望，也在一步步重塑自己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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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突出了主体性的另一面：以个人情感和欲望为主要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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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为背景，在社会地位、地理尺度的基础上以解读情感、欲望为核心分析了个人能动性，关注微观层面的生活经验和个人情感，而非仅铺陈宏观分析和理论分析，能为实际应用和政策制定提供更细致全面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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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在探讨主体性的时候往往聚焦于人们如何有计划、有策略地利用社会资源对自己的境况作出改善，欲望、梦想、个人情感和一些非计划、不自觉的方面却没得到足够重视（Mahler and Pessar，2001：447）。这些方面往往缺乏清晰的姿态，缺乏具体计划、语言表达和理性判断，它们可能仅仅是想象，是模糊的，也不一定会引发直接的行动，但会在人心中塑造一种动力。女性的很多行动和想法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因而常被评价为靠“感性”和“直觉”行动。个人情感、感觉、悟性、经验、关系在她们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情感因素如何作用于个人选择和行动，是性别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若不加以注重是一大缺憾（Jankowiak，200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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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对于欲望的关注常落足于金钱或物质利益方面，而忽略了其他非物质的情感方面。我们需在经济/物质逻辑外建立一个情感逻辑用以补充现有的框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人群，尤其是女性的生活选择和日常行为。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想象的因素在解读女性欲望时也是关键的部分，它们反映了个人情感与社会情境间微妙的互动关系。自我意识和情感是重要的个人资产，由它产生的个人目标有一种自我推动力，对个体来说能产生情感、象征性或实质价值。它反映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们在很多时候是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尤其是承载在身上的体验与感受，正如本书谈到的恋爱、婚姻带来的痛苦，贫困生活的艰难，污名带来的卑微，新生活的喜悦，在夜场中周旋的复杂，怀孕生产与“工作”的两难局面，孩子成长的喜悦，自我改变的欣慰，等等，由此产生的感受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力量，是一种“另类的权力”（同上：314）——一种源于情感、欲望、对未来的想象、爱、自我满足、自我提升等的美感，与中国性别研究中所用的后结构主义/身份政治/文化霸权等理论框架内常讨论的社会力量形成了很好的也是必要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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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实践，探讨现代化、全球化宏大进程中的个人经验，将主体性的抽象概念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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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在学术讨论中常以抽象的姿态出现，它是如何在生活中体现的，个人作为主体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道路选择，对将来有什么期望，他们的主体性如何反映社会环境的限制性与使能性，这样的问题都较少被谈及。关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研究也常聚焦于国家政权与全球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的相互关系（Nolan，2004；Zheng，2004），社会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Kanbur and Zhang，2005；Wan，Lu and Chen，2007），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Liu，2004；Wu，Xu and Yeh，2007）等较为宏观的层面，而较少关注个人层面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比如个人选择、亲密关系、消费方式、生活习性、思维方式等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产生怎样的变化。不同的人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有不同的想象与经验，其中的差异性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本书就尝试以珠三角地区性产业的女性从业者为例给出一个图景，探讨现代化、全球化宏大进程的个人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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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小姐的主体性体现在自我认知和自我实践中。这些是小姐作为边缘群体在大城市中寻找立足之处的重要途径，也反映了她们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理解。受罗丽莎和潘毅的启发，我从田野工作中总结出自我实践的五方面，分别是消费、外表管理、获取城市生活方式、情色实践和各种生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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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迷惑、纠结也是观察分析主体性的重要场景，它们显示了社会结构的制约和个体试图突破这些约束所做的努力。各种主体性体现都是社会结构发展变化和各股社会力量试图打破限制的互相角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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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日常生活出发，立足于日常生活，关注细小和琐碎的日常生活战术，是站在女性立场上从内展示她们的经验。之所以要强调婚姻恋爱、贫困体验、消费、打扮、生活习惯等个人层面的细节，目的在于由小及大，从与女性生活最相关的方面来观察她们的身体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她们的生存之道，以窥视女性在父权制度和社会规训下所做的努力——认同、协商、求全、抗争或反转。女性知识来源于日常生活，每日饮食起居、家务劳作的过程就是知识产生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我也回应了这方面的需要，我注重日常情境的再现，因此我留意的不仅是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更有情感的自然流露、身体状态以及人际互动。本研究展示她们日复一日的战术活动，意在汇聚其中的力量，将其遍布整个社会的活力带入学术研究中。学术话语重新回归到生活层面，可以为不同领域、不同人群、不同社会背景之下的研究提供对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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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性资本概念的发展与论证提供了一条新的分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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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本是小姐通过日常的自我实践来积累的，它也帮助我们丰富了关于“微小抵抗”的讨论的内涵（Pun，2005；Ho & Tsang，2000；Ho，2006，2007a，b），让我们知道了抽象的微小抵抗包括什么。对于小姐来说，它的精神鼓舞作用有时更大于实际的交换功能，新的身份认知、性别形象、女性气质与自我评价因此而生，因此我认为它具有认知的能动性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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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中对性资本的讨论较之前的学术讨论，包括我自己早前的研究，更细致和深入。我从性场域独立或部分独立于其他场域的可能性开始讨论，这是性资本独立于其他资本的重要前提。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分析了它和其他资本的交换中介“性货币”及其不可忽视的阶层性和精神性，这是前人未能深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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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女性群体来说，性资本也具有重要性。关系和情感是女性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性资本关注的就是女性在这些方面所能拥有的资源。对于不同阶层的女性来说，性资本的积累与应用经验会非常不同，但同样的是，它都来源于日常生活实践，这就为分析不同阶层的女性经验提供了对话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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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关注隐性的逾越而非集体权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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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欲望表达常常会突破既存的道德、性别等社会规范，带来颠覆和逾越的力量（Ho，2006，2007a，b，2008a，b），她们不再安于传统给她们设置的角色与位置，不再安于“只能”和“应该”。这无疑会引起不满、带来冲突甚至是斗争，但新的性别形象脚本也会被创造出来，为妇女带来不同寻常的体验。要获得更大的个人空间，就必须踏出“魅力魔圈”（charmed circle）（Ho，2006），不走寻常路。在制度性异性恋（institutionalized heterosexuality）（Jackson，2006）思想下，小姐绝对属于边缘和叛逆的人群。在卖淫、嫖娼非法化的法律环境下，集体运动和对抗形式的抗争可能性非常小，抗争力量都集中在“隐蔽”的层面，即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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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没有以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的框架来分析小姐的抵抗，而是将重心转移到隐性的逾越中，在过往的研究中，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还是很不够的。尤其在融入理论和分析框架的深层理解和运用方面，人们的平凡性、无语性和微弱力量，更需要我们来挖掘，构建出他们另类的社会现实和日常实践。我们一不留神，就会错过这些“静悄悄”的平凡时刻，错过人们抵抗污名、传统、制度和结构的强大权力的微小战术。小姐的故事就是这些微小抗争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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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本身并不一定有成为更大的社会变革中的一部分的意识，本书就像一个亲历者，关注着这些微小抗争，并将之在一定范围内散播出去。这就是质性研究中的一种外部推论性，即通过建立一定的理论框架、开辟传播知识的途径来实现（陈向明，2008：411）。性产业中的大量从业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规范框架外“另类”就业和生活方式的存在，这个群体的经历给我们理解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生活和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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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研究和实务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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