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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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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章给我们三点极为明显的结论，亦即在中国史上，太后摄政（1）是一个已建立的制度，虽然（2）偶而被禁止并受到批评，但（3）却常作为紧急措施及权宜之计。这三点都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解释，但在讨论之前，我希望对太后作为摄政者的政治地位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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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太后作为国家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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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政治的学者也许会问：摄政的太后是国家的领袖，抑仅系政府的首长？此二者在中国史上是否有所区别？我的尝试性答复是：二者间的区别是极为模糊的，但显然有好几位太后希望被承认为君主或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虽然她们的愿望有时不能实现。这种情势的微妙之处，可由官方对摄政不同的措辞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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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吕后本纪》中，最早有“临朝称制”之语，亦见于《前汉书》的《吕后本纪》，德效骞（Dubs）教授译为“于朝廷出现，并颁诏令”，于此德效骞附注：“此后，每当太后取得皇帝的权力时，就以此词称述其行动，乃成一惯用语……，皇后可以下诏，但称制却是皇帝的特权。”（第一册，第192页）当吕后于西元前183年立少帝时，她不准皇帝宣告第二年是其统治的元年，以此强调称制的是吕后，而非皇帝。她在前汉的统治似乎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她被称为女主，并且其统治时代在《史记》中可见于“本纪”；只是在后汉初年，光武帝下令将其神位自高庙移去，以示不承认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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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纪以后，试图阻止太后摄政的力量逐渐加强。这股力量最少包括六朝的皇帝、宗室及许多贵族家庭，和唐、宋与以后的士大夫。宋代的士大夫，于宣告太后摄政时用“同”字，以强调即使皇帝年幼或病弱，仍是国家领袖的原则。这个原则可以和英国习惯法一个有趣的观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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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断，身为国王，是无所谓年幼的；因为皇室有天赋的能力于一人，皇室有其身份，这是更要紧、更有价值的，所以无年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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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Encyclopedia Britannica（11th edition）在“摄政”（Regent）条下引Coke upon Littletion 43a并说：“但因需要之故，虽然于法或不相容，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摄政团都是常见的。”中国史上男性摄政极少，其地位却近乎国家的领袖，如周公、王莽、多尔衮。这也可和日本藤原时代的“摄政”及“关白”地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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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关的有趣名词是“训政”，当1886年，皇帝达到亲政年龄时，就用这个措辞来辩护慈禧的继续摄政。（注：《大清会典》（光绪朝本）二九三卷，一三页下至二二页上。这一部分并无垂帘的规定，只需暂时垂一薄幕。以丹尼尔·瓦莱（Daniele Vare）的记载比较：“叶赫那拉氏和纽祜禄氏以咸丰选为继承人的幼年皇帝之名的朝见，两位太后面前各垂一黄色丝帘，使跪于王座前的人见不着太后。中国话称之为‘太后垂帘’或‘太后垂帘听政’。这可见于慈禧太后第一度摄政，1861至1873年。但在其后两度摄政（1875至1889年，及1898至1908年）叶赫那拉氏代理她自己所选的皇帝，有更大的权威，不再垂帘。”（见The Last of the Empresses一书，第65页）。）这措辞以后依照孙中山先生遗教，用于中华民国逐步实现宪政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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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摄政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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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摄政之制度化始于东汉。第二世纪时，学者蔡邕的《独断》中，有对太后摄政仪式的记载：“后摄政，则后临前殿朝群臣，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奉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太后，一诣少帝。”（注：《独断》（四部丛刊本）下卷，三页。）文中并无垂帘之语，这似乎是到武后时才有的改革。（注：见《旧唐书·高宗本纪》。东晋344年，太后领两岁的皇帝于大殿朝群臣，二者面前垂白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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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朝，也曾有好几位太后摄政，规矩变得更精密，并且从两种先例间，可以找出微妙的区别。其一是刘太后（摄政时间：1022—1033，逝于1033年，享年64），她偕同年幼的皇帝仁宗到承明殿（一个主要的宫殿），并在帘后主持决策。高太后（摄政期间：1085—1093，逝于1093年，享年62）仿效她，每隔五天之只日和哲宗来到迎阳门，同坐于帘后。另一先例是曹太后（摄政时间：1063—1064，逝于1079年，享年62）所建立的，她只在一个小殿中垂帘听政，不立生辰节名，也不以己名遣使契丹；然而刘太后和高太后却僭取这些皇帝特权。1100年，朝中曾讨论向太后（摄政时间：1100—1101，逝于1101年）听政应援何种先例，结果决定以曹太后之例为佳。（注：《宋史》一一七卷，《礼志》；《宋会要稿》，六册，后妃一，十页，十三页下，十七页至十八页下，二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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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后无疑是北宋最野心勃勃的太后。1032年，她行亲耕籍田礼，并谒太庙，行此二礼都是皇帝的特权。1032年于其遗诏中，她希望杨淑妃以太后名义继续摄政，然而当其遗诏向全国宣告时，这部分却被省略了。（注：《宋会要稿》，六册，后妃一，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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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太后对摄政的规定最为详尽。自然，这些规定只见于光绪朝编的《大清会典》，而不见于清代较早的辑本中；因为清初依循明制，是禁止太后摄政的。按照这些规定，太后面前需垂帘，而皇帝则不必；某些主要的祭祀遣王恭代，某些典礼，包括亲耕籍田礼，则暂停举行。（注：《大清典事例》，二九一卷，一页上至一七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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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摄政的批评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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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子摄政的批评，早在后汉时就有了。107年，大臣杜根和其同僚批评邓太后之摄政，并请将政权归还皇帝。此举激怒了太后，她下令将这班人置于缣囊，于殿中扑杀之。杜根于被弃于城外后苏醒过来，而幸免于难，他佯装已死，过了三天，逃到一偏僻处所，隐姓埋名，在酒馆中当侍者。过了十五年，于121年，太后去世，邓氏家族失去影响力，皇帝因其忠诚而欲表扬杜家时，他才出面。（注：《后汉书》八十七（列传第四十七）《杜根传》。范晔在《后汉书·邓后纪》中也提及杜根，此为史旺（Dr.Swann）的翻译所略。）直到晚清，对士大夫而言，杜根仍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这在1898年维新运动死难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于行刑前所做的一首四行诗可以看出来。（注：这首诗是：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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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于《后汉书·邓后纪》中，虽然称赞其统治的能力和成就，但却批评她之称制终身，在《皇后纪》序文中，范晔也强烈反对这样的摄政，尤其是太后们企图以自己的亲戚来控制政府。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或可部分同意费子智（Fitzgerald）教授的话：“汉朝太后们所扮演的是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引进一批充满野心的亲戚争权夺利，但她们自己只提供饵，并成为其家族的工具而已。”（注：C.P.Fitzgerald，The Empress Wu，p.113.）总之，自妃子到皇后的路并不是平坦易行的。皇上的恩宠不易获得或保持，在宫中扮演特洛伊木马需要魅力、才能和幸运（例如生下一个儿子，即是重要的因素）；必要时，宫廷阴谋，甚至谋杀，都不是稀有的手段。在整个中国史上，这些均是事实。另一方面，也的确有明智的皇后和太后们懂得自律的美德，并未给自己的家族过分的荣耀、财富和权力，并能抑制其野心或不合法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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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赵凤喈教授所指出的，禁止太后摄政和其家族干涉政治，始于222年魏文帝的诏令；南朝刘宋的建立者武帝，于422年也有同类的禁令：“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注：《宋书·武帝纪》。）显然地，后汉的教训仍留给人鲜明的印象；同样地，明太祖禁止太后摄政恐亦鉴于宋、元的教训；为确使皇后们能经常记住，太祖令工部制红牌，记载禁止太后干政的命令，并置于起居处所，这些红牌是以铁制的，可能漆成红色，饰以金字。（注：《春明梦余录》，六卷，五〇页下至五一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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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措施及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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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需要太后摄政的情况，赵教授已有很彻底的讨论。这些情况，像皇帝的无能或年幼，在其他文化中，也会导致太后摄政。然而中国对未成年的定义，却因时代不同而异，并且不仅是皇帝，平民也是如此；对平民而言，至少从秦汉以后，年龄群是规定的，以决定赋税、劳役和兵役。这个问题甚为复杂，留待以后讨论。目前只需知道在大部分中国史上，皇帝到了17岁（事实上只有16足岁）就不再年幼了，至少不是很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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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太后应邀暂时主政以为紧急措施，尤其是需要立皇帝、或废黜、或向敌人投降时。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废立皇帝的例子是在西元前74年，具影响力的霍光将军要求太后废昌邑王。（注：Arvid Jongchell，Huo Kuang och hans tid，Göteborg，1930，译自《前汉书》六八卷（列传第三十八）。）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晋时，拥大权的桓温将军，废了皇帝，并假太后之旨立海西公为帝。（注：《晋书》九八卷（列传第六十八）《桓温传》。）这两个例子，史称汉昌邑及晋海西。后代曾有仿效，特别在南朝更常见，这个事实反映豪族的权势，以及那个时代权力均衡之迅速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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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年有一紧急措施的不平常例子。宋朝两个皇帝及大部分的妃嫔们被金人掳到北方，傀儡皇帝张邦昌不愿僭取王权，拥一妃子为太后，以其名义颁诏立一亲王（即日后之高宗）为帝，建立了南宋。这项诏书由汪藻以骈体文撰写，一向被认为是真实作品，例如它有以下几句话：“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注：《宋会要稿》，六册，后妃一，二五页。）读了这段话，令人赏识其历史举例之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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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立皇帝是愉快的事，那么降敌就不然了。这种场合通常发生在一个朝代的末年，太后和年幼的皇帝面对入侵的征服者时；呈送降表的悲惨任务极似出售一个家族最后的房地产，必须出自母子二人之名。这种事件的一个特例是1912年溥仪及太后为中华民国的成立而退位。像过去的降表一样，退位诏书写得很好，事实上，其体裁还是相当庄严的，因为投降的对象是人民，诏书中还友善地祝福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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