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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三、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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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妇女缠足种种基本客观状况，如地理分布、城乡差距、社会阶层背景等等，今人均难究其详，更遑论妇女身心感受等主观经验。个中原因之一是有关缠足记载虽散见典籍文献，然性质以笔记小说稗官野史为限，无纪实性的社会史资料。此一史料偏差现象本身，与缠足在时人心目中的认知意义有莫大关联。《肉蒲团》主角未央生教新婚妻子玉香共入佳境的窍门，同赏春宫后使其尽褪衣服只剩褶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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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褶裤里面就是足脚。妇人裹脚之时，只顾下面齐整，十指未免参差，没有十分好处。况且三寸金莲，毕竟要褶裤罩在上面，才觉有趣，不然就是一朵无叶之花，不耐看了。（注：《肉蒲团》卷一，日本1705年宝永刊本，卷一，页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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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道破缠足之所以引入入胜，全在于其隐闭性、象征性本身，予人发挥无穷想象力的余地，此种意境，恰与历史所要求的纪事性、写实性相反。在明清时人眼中，缠足之美，正在于其丰富的喻示性，而这喻示性完全是一种人工的文化建构。未经处理的足——无论是天足或既缠而未有绣鞋褶裤遮掩的金莲——不外是不耐看的无叶之花。这种以赤裸裸的天然女体为不美，以人工的改造修饰隐藏为美的审美观，实与儒家的文化观同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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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言之，缠足之所以然，正在其不可言喻。缠足在本体上的暧昧性，带给以实事求是为义的史家一个有趣的难题：既是不可言喻，自无叙事写实性的文献记载，后人又何以究其详，揣测其对妇女身心之影响？或谓此类史料，明清时代虽无，然清末民初则甚多，自日本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西方传教士医师的医学报告及照片、各省市不缠足运动有关文献，乃至小脚妇女第一人称的叙述，洋洋洒洒，何弊之有？窃以为此等记录之出现本身，正意味传统缠足时代之终结。能松脱缚带供人把玩摄影之足，或缚带照缠供人测量透视制图之足，不外是贫贱之足、妓女之足、东施效颦之足，与本来不可言喻之足大相径庭。虽然缠足积习难改，然其象征意义尽失，与传统帝制在现代世界的命运相仿，徒然虚作回光返照而已。时移势易，19世纪以降研究缠足的文字及图片，或多或少是现代西洋医学所宣示的身体观及中国在列强冲击下衍生的民族主义底下的产物，人不应漠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而视其为放诸前朝皆准的史料，并不应从而引申缠足在宋元明清期的施行状况实际成效及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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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今人以缠足为残酷野蛮、为歧视女性使其沦为男性之玩物或附庸、为禁锢妇女身心使其不便行走、为弱种亡国之大害，此等言论均产生于缠足已趋没落的时代，以今人的身体观及价值观衡量古人，自然难免有所偏差。笔者无意为缠足陋习辩护，亦无意唱反调谓缠足赋予妇女何等好处。其实反缠足的言论前代亦甚风行，自其俗于南宋流传之始至盛清，反对之声从未中断，宋之车若水，清之袁枚、李汝珍等辈不过其中表表者而已。（注：袁枚、俞正燮、李汝珍等清人反缠足言论，见Paul Ropp，“The Seeds of Change：Reflect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Women in the Early and Mid Ch’ing，”Signs 2（1976），pp.5-23。太平天国之反缠足及女营女馆制，史料不明之处甚多，参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上册第1209—1219页；针谷美和子：《太平天国における女性の位置》，《柳田节子先生古稀记念：中国の伝统社会と家族》，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第487—508页。清末各省地方的不缠足会，林维红曾有专论，《清季的妇女不缠足运动（1894—1911）》，《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No.16（1991），第139—180页。）窃以为此等言论之意义，须从其产生之历史文化背景究之，而不应以一线性史观视之为逐步导引近代反缠足运动之先驱。尊重缠足的历史性及其不可言喻的暧昧性，对了解缠足在各朝代各阶层的流传状况，乃至各时代各区域的两性关系、文化架构等等俱有大助。缠足与妇女的身体取向及生活空间的构筑有莫大关联，据之可重写一部动态的中国妇女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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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妇女的要求，曰三从、曰四德。笔者认为“四德”在生活层面的意义，在于训示妇女培养一内敛型的人格及身体取向，而缠足适助长此种取向。（注：“三从”则属另一理论范畴。笔者认为三从，即令妇女从属于父、夫或子的社会等级地位，其作用为分化妇女，使士大夫人家之妇女与下层妇女长期处于分散离析甚或对立状态，无从以“性别”为根基成立一抗衡力量。详见拙著Teachers of the lnner Chambers，导论。）若单从这一意味看，缠足实有辅助儒家礼教的功用。固然缠足亦具非儒反儒的成份，如屈折女儿之足，等于残害父母之遗体，是为不孝，便屡为卫道者所不容。缠足的多面性与暧昧性，于此亦见一斑。至于内敛型理想取向为何，可从被尊为曹大家的班昭（45—约114/119）所著《女诫》对“四德”的阐释中察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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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注：曹大家：《女诫》妇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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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不必”，道尽妇女的理想人格是建基于一反面否定的取向上。妇人德言容功不可无，然不应以声势夺人、引人注目为目的。妇女的人格取向，与男性的外向伸展扩张的“离心型”相反，属一种内敛的“向心型”。若以《大学》所述之伦理为男性的理想人格取向，则“离心”与“向心”之差昭然若揭。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虽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实指自男性的天子至庶人，均宜遵此以一身为本进而向外扩张德行之离心原理，成其以天下为己任之大业。以持家为务的妇女，虽云身不可不修，因无国可治，充其量只能借相夫教子间接成全平天下的理想。妇女既主内，则才德声容自不必耀目，取向亦当以内视收敛为尚。这种男女在道德人格、活动范围乃至身体取向上的基本差别，是儒家两性观念在实际层面上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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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多以“男主外女主内”为禁锢妇女之教条，以其喻示妇女三步不出闺门，只能以酒食纺织为事，而缠足恰为限制妇女自由活动，使其安分守己之手段。笔者以为缠足的具体意义不在禁锢束缚而在导引教化，其目的为使“内外有别”的道德理念具体呈现在妇女的身体取向上，此为名符其实的道德之身体实践（embodiment）。其所构筑的内在收敛型的人格及生活空间，与上文所述闺房之内向性互相呼应，形成一个“妇女=内人”的性别理想。然而，内与外在中国社会是一因时制宜的相对概念，其界限因人因时因观点而变化，“女主内”作为理想教条简单明晰，在实践上内外之伦理及空间界限实极含混。明清时代的上层妇女即屡从这暧昧性中扩张自己的生活空间及活动范围而无损其“内人”的道德完美形象。随夫离乡赴任的夫人，尤为其中表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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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四、从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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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旅游，至嘉靖万历而大盛。商品经济的发达，助长手工业之兴旺及农贸市场之专业化。米粮的贩卖运送、棉织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流通、丝茶瓷器的长途贸易及从美洲经福建或西域进口之白银，在在促进城镇的发展和各省水陆交通的频繁。明末书商大量印制的《商旅路程》等刊物，说明了商贾之往来，是促进旅游的经济因素。并因而造就了客舍、酒楼、茶馆、挑夫、船户等相关行业之发达。（注：Timothy Brook，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8）详细罗列了此等路程指南的来源、名目及所在地。）利用此等设施，跋涉谋生的不止商旅，文人、幕僚、长年在京师、边境乃至塞外营役、书画家及下文提及之名妓及“闺塾师”，亦常穿梭大小城镇间与士商交际，广结人脉。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被迫或被利诱脱离耕植，进市镇觅职的流动人口日益普遍，传统的上下、良贱、尊卑有别、各安于份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已荡然无存。（注：这并不意味社会秩序本身的崩溃。岸本美绪曾论及此等旧有关系被种种其他社会关系所取代，如主仆、读书社等等，未有形成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历年记”に见る清初地方社会の生活》，《史学杂志》95 No.6（1986），第5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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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因素，明末旅游之盛也是社会、文化变动的结果。借其游记而于殁后始名闻于世的徐宏祖（1856—1641），遍历除四川外的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除寻幽探胜外显然有更严谨的动机。现存的《徐霞客游记》，经散佚后仍有六十多万字，多为旅途中当晚挑灯作记，或边走边附岩疾写，历三十余年。所记内容，有详细考察地形、物产、江河源流、气象，据云“他随身携带《明一统志》，又沿途广泛搜访地记、方志，将实地观察和文献记录认真核对，订正了文献记录中不少错误。霞客有精确的数量观念，也十分注意量的记录，道路远近、洞穴大小，都经过他实测，详记具体数字……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20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注：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前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页。）说明了明末旅游的推动力量之一，是徐霞客代表的这种实事求是、亲身观察计量的考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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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中除了考证计量，亦有不少抒情的段落。随便翻阅《浙游日记》自龙游至衢州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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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 天明，诸附舟者，以舟行迟滞，俱索舟价登陆去，舟轻且宽，虽迟不以为恨也。早雾既收，远山四辟，但风稍转逆，不能驱帆上碛耳。……是日共行五十五里，追及先行舟同泊，始知迟者不独此舟也。江清月皎，水天一空，觉此时万虑俱净，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彻成水晶一块，直是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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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昧爽，连上二滩，援师既撤，货舟涌下，而沙港涩隘，上下挨挤，前苦舟少，兹苦舟多。行路之难如此！（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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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彻成水晶一块”是何等境界！为他记生圹志的吴国华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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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客尝谓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故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至废寝食、穷下上，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下而为鱼，不惮以身命殉。（注：同上书，第1233—1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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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地表达徐氏的冒险精神，在某一意义上是对僵化的经籍知识的一种反动。己身与村树人烟俱熔的追求，历来俱是对在官场失意的士人的一种慰藉。只不过在明末清初，由于商品经济带来的富裕，造就了不少像徐霞客般不经仕途而家有余资的旅客，俨然成为一股新的文化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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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股风气鼓吹之下，出外旅游的妇女亦日见繁多。笔者略引徐霞客的游览及文字，目的为说明明末的旅游热与商品经济及实践思想的互动关系，亦为强调妇女作家虽少有《徐霞客游记》般详尽记载考证，然其审视山川面目的好奇心，冒险犯难的毅力，溶情入境、“与村树人烟俱熔”的投入，以及“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的超脱，与霞客实不遑多让。与上引《浙游日记》相比较，王凤娴的《东归纪事》记载一妇人携家小循露客行踪相反方向自江西至浙江而行，篇幅虽短却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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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大部分从宦游的夫人一样，王凤娴是出身书香世家的闺秀。万历丁酉（1597）仲秋，其夫张本嘉赴任江西袁州府宜春县令，王及子女随行。任内起居与江右边城景致今已不得而知。任满三年，举家东归浙江嘉兴。王凤娴打点细软督促役人运出府门，携着一女一幼儿，于孟冬十月，踏出了旅途的第一步。宜春位于赣西山区，欲回江南，以水路最便。王氏与其夫及子女先乘舟往东北，经临江抵南昌，入鄱阳湖后东折，经安仁、贵溪、弋阳、铅山、玉山入浙境，再历常山、衢州府、富阳而抵嘉兴，为时几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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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之苦，王凤娴深有体会。特别是铅山以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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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浅滩不得过，觅舟盘换就野宿焉，其舟止可容膝，伸立则发系于蓬，伸卧则足限于板。梳洗甚难，止以巾束发，盘屈其中，其苦非言可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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