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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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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五、赏心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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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秀从父或从夫离乡赴任，其实是顺应了“三从”的道德要求，因此其身虽出闺房，其心仍属未越番池。明末清初从宦游的闺秀特多，依其诗作观之，较负盛名的有吴郡徐媛从夫范允临赴滇任兵部主事，寄寓滇南边城，钱塘林以宁随夫钱肇修先宰洛阳，后留居燕都，其生平及作品多为人知，于此不赘。（注：徐及林之略历见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第239—242，266—270页。徐媛游滇诗见《络纬吟》，万历癸丑（1613），内阁文库本。林以宁有《墨庄诗钞》及《凤萧楼集》传世，包括诗词、散曲、文钞。诗作多收《正始集》及《国朝闺阁诗钞》等大型总集。）不过，从宦机会可遇不可求，一日至数日的赏心游，却极为普遍，在在说明官宦士人妇女于持家之余出游取乐已成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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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秀游山玩水，与女伴同游者多。如吴江沈宜修，虽与夫叶绍袁（1589—1648）唱酬甚欢，然叶早年为应试奔波，家居时日无多，宜修的社交圈子以妯娌儿女及诸女伴为主。万历三十三年（1605），绍袁年十七，宜修十六，因绍袁祖母病重，提早成亲，绍袁于《自撰年谱》追思燕尔新婚情景：“内人窈窕方茂，玉质始盛，令姿淑德，初来王湛之家，贤镜操琴，遂似秦嘉之妇，太宜人数载愁怀，斯焉开色矣。”突然笔锋一转：“是年仍读书司马公家，以宴尔暂归。”司马公即养父袁黄（了凡），与绍袁父同年成进士。袁祖籍虽曰浙江嘉善，地理上与吴江叶家带同处汾湖之滨，两家为世交。（注：叶绍袁：《自撰年谱》，第6页。收入《叶天寥四种》，《中国文学珍本丛书》1辑35种，上海杂志公司，1935—1936年排印本。叶甫生即病，吴中风俗恐子不育者寄于他姓，故2岁起寄养袁家，十岁归家时其父为其改名“绍袁”以志（第2—3页）。二家纵错复杂之关系，详见奥崎裕司《苏州府吴江县の乡绅吴氏の家系》，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记念の会编：《历史における民众と文化》，东京：国书刊行会，1982年。）叶绍袁与袁黄子若思时正发愤读书，婚后旋即重返家庐。此实为二人婚后二十年间生活节奏的先声。据年谱粗略统计，叶绍袁苦读凡廿余载，终于天启五年，三十七岁时与袁若思同年登进士榜。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中，绍袁先后五度馆于乡贤家，一去数月或经年；十二度赴昆山、江阴或南都应试，每次离家数周至数月不等；最后，京师殿试一役费时七个月。居家时日本无多，纵在家亦无心力照应家事族务。对沈宜修来说，所谓“男主外女主内”所指不光是一种道德规范，内外之别最实际的意义在于日常生活上的分工。妇女研究先驱沃尔夫（Margery Wolf），早于70年代即根据台湾的田野调查立论，强调妇女在中国家族制度中的角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循年序照应生命循环，自闺女、新妇、人母、主妇而至熬成婆，每段落俱有不同的生活节奏、应负责任，及权力分配。而新妇入门，除顺应以男性为本位的宗族要求外，亦暗自建构一以母性为中心的“阴性家庭”（uterine family），从中行使权力，叫儿媳唯命是听，女性虽称内人，并不俯仰父权鼻息求存。（注：Margery Wolf，Women and Family in Rural Taiwa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以此现代人类学视野审视沈宜修“女主内”的具体内容亦颇为恰当。新进叶家的宜修，婆婆冯氏孀居独子，寄望绍袁成名甚殷，不许其私自入新妇闺房过夜，亦不许宜修作诗分心，害其半夜独自饮泣。连至孝的绍袁，多年后回忆其母之严苛，亦毫不讳言“即通籍后，余夫妇夔夔斋栗，三十年一日也”。（注：叶绍袁：《亡室沈安人传》，第151页，附沈宜修：《鹂吹集》，收《午梦堂全集》上。）宜修之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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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五年，长女纨纨（字昭齐）生，时宜修二十一岁。二年后生次女小纨，越年生长子世佺，又二年生三女小鸾。宜修四十六岁病肺而逝，在叶家几三十载，儿女众多，有名可考的亦有八子四女，平均二年半不到即有生育。故宜修自“新妇”过度至“人母”阶段，“主内”的主要具体任务是教育儿女。宜修出身吴江望族，叔沈璟是与汤显祖齐名的“吴江派”戏剧始祖，兄弟六人俱负文名，与冯梦龙之辈往来，宜修更热中文学，以课儿女继承家学为己任。自二三岁起即教以《长恨歌》、《琵琶行》、《楚辞》、《诗经》，懂事之年后，男儿改至家塾，宜修只负督导之责，而女儿之教育除育于妗母家之小鸾外，仍亲力亲为，自诵诗至认字、造句、阅读，至做诗作文，至十二三岁，再令其学绣、教以琴棋书画。年长的三女纨纨、小纨及十岁后返母家的小鸾因年龄相近，与宜修朝夕相对吟咏，与母感情尤笃，宜修称为“小友”。数人或在宅第园林寻幽访胜，或驻亭台听族姑弹琴，或结伴春游，触景生情，怀念已出家的族姊周氏及其妹，宜修遂有《春游有感寄赠周姊》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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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陇新翻小绿柔，隔溪啼鸟弄芳洲，青山晚色花浮影，暮水微风月入流。共羡仙舟遥忆李，最怜顾曲元闻周，吴宫歌舞重回首，樽酒何年续胜游（原注：姊有妹适李）。（注：沈宜修：《鹂吹集》，第33页。《听族姑弹琴》一诗见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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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樽酒何年续胜游”未必尽是文学夸张之辞。明末闺秀每有诗文之会多以酒助兴，叶绍袁并非巾帼无法列席，对其妻的豪情逸脱却极欣赏，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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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不解脂粉，家无珠翠，亦不喜艳装。妇女宴会，清鬓淡服而已。然好谈笑，善诙谐，能饮酒。（注：《亡室沈安人传》，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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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表修饰上，宜修虽谨遵女德内在收敛的要求，在言谈及性格上却颇为外向，饮酒善谵，倍增其雅人风致。宜修与幼龄的三小女，有否偶尔在闺中低吟浅酌，不得而知，宜修与挚友张倩倩，却曾有放舟湖上，月夜对饮的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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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倩与宜修有多重的表亲姻亲关系，亦戚亦友，其数十载交往，足征明末才媛借亲族关系开拓一女性本位的社交空间。倩倩本是宜修表妹，小四岁。宜修八岁丧母，其父迎倩倩之母，亦即宜修之姑来家照应，至宜修十六岁出嫁始归。故二人情同亲姊妹，“凡簸钱斗草，弄雪吹花，嬉游燕笑，无不同之。”后倩倩适宜修之弟沈自征（君庸），姊妹之情尤加妯娌之亲。倩倩所生四子女俱不育，其夫又长年在塞外谋生，宜修以生甫六个月的三女小鸾过继与其为伴，十岁始还母家，姊妹妯娌之情本是出于严父安排，二人无从过问，共育一女之谊，却是出于二人意欲为知己之情再锦上添花。明清闺秀的起居行止，在某一程度上无疑是受制于以父权夫权为本位的家族制度，然在这大前提之下，宜修倩倩之辈亦有相当自由与女伴同游，借诗词构筑一女性本位的文化与空间。此种如叶绍袁般男性无从过问的妇女空间，是“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结果。人多侧重“妇言不出闺外”的负面而强调“男主外”令妇女被动与受制，若从当时女性的眼光看来，“女主内”未尝全无正面意义。步入中年的沈宜修从婆婆手上接管财权，每日忙于养儿教女，主持中馈，持家理财，在家内实有无上权力及繁重责任。偶有余闲，得与女儿寻梅听琴，或偕女伴春游对饮，种种风和日暖，得失异同，尽寄于诗词。此种生涯，在宜修目中，自有其规律及合理性，非外人一句“可怜”所能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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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倩年仅三十四病逝。沈宜修追忆生平聚散，为闺中的妇女文化及闺秀游览活动提供了生动的第一手说明。如倩倩婚后一年，宜修归宁，二人得以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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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倩倩已十八，余一见光艳惊目，娟冶映人，亭亭若海棠初绽，濯濯如杨柳乍丝，余窃思初与别时，发尚未垂，别来数年，挺秀遂至于此，恨不见袅袅初余，盈盈二八耳，昔人所云，美而艳者，殆必若此，时初夏八日，斜月半牕，金壶渐滴，与一二女伴，挑灯话旧，庭户寥寥，栏花灼灼，不知东方之白也，未几即别。（注：沈宜修：《表妹张倩倩传》，附《鹂吹集》，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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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修对初为人妇的好友在体态上的转变乍惊乍喜，当晚斜月半牕之际，闺中好友对男女之欢有无论及，今已无从稽考。只见六年后再叙，宜修首先注意并着意刻画的仍是倩倩日见丰腻的体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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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巳，余父挂冠栖隐，余复得数归相聚，尔时倩倩脂凝玉腻，微丰有肌，姊妹妯娌间，戏呼为华清宫人，偶当日午梦余，云鬓仿佛，余曰此真沈香亭上，宿醒未解耳，诸女伴笑谓余曰，汝能作清平调咏之乎，余曰愧非青莲，先有捧砚人在此矣，群相一粲。（注：沈宜修：《表妹张倩倩传》，附《鹂吹集》，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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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袁称道宜修的风趣，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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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叶绍袁赴南京应秋试，宜修独与倩倩泛舟湖上对饮畅谈，一夜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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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午仲秋，与余同泛棹吴山，正波澄荇绕，枫冷苹香，时已下澣，更余月吐，共相登眺，烟树微茫，峰峦参碧，斜辉泻镜，清露逼衣，悄然无人，徘徊久之，倩倩飘然振袖于山崖月色之间，却疑广寒仙子，不在桂树宫中，飞下我前矣，是夜停舟对饮，共论夙昔生平，聊为快叙也，天明返棹。（注：沈宜修：《表妹张倩倩传》，附《鹂吹集》，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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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树微茫……悄然无人”，虽无徐霞客“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的豪迈，溶情入境的投入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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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宜修虽携子女略作从宦金陵之游，旋因叶绍袁调任而返。观其起居行止，如本节所述，足见沈宜修生平为名符其实的内人、内助，既无王凤娴从宦远游寄居他乡的良机，亦无下节黄媛介等辈营役之苦。其一生活动范围，以汾湖畔的叶家带为中心，以抚育儿女为任、为乐。即使如此，内人的生活内容并非刻板沉闷，生活空间亦不限于中门以内。“内外之别”在实践上所指是夫妻职权上的分工，内与外在空间的界限实颇具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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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明末江南画舫游湖之风甚盛。沈宜修与张倩倩月夜对饮，所乘之舟是否与图中画舫小舟相仿，不得而知。闺秀名妓、才子佳人均喜放舟湖上，却是不移之事实。《花舫缘》插图，载沈泰编《盛明杂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影印1918—1925诵芬室翻刻本，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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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秀从宦离乡或稍作赏心游，因为不违反三从四德的道德要求，所以在时人眼中无大争议。此等旅游活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印证缠足未必尽为妇女行动之累，更非禁锢妇女于闺内之策。由此引申另一饶有趣味的议题：明清闺秀以何种交通工具出游为多？长途自西而东的旅程，王凤娴主要是乘运货的浅舟，间佐以在陆上骑驴。官宦人家多自备有轿夫，闺秀游山玩水想以乘轿为便。明末众多信札契约活套的类书中，偶尔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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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行非花舆不可，特遣人诣府假过一乘，庶免跚躩头面之丑，皆公庇之也。俟改日奉还。（注：《新镌施会元汇纂士民捷用一雁横秋》卷二，页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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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轿的妇女得免抛头露面，由此义观之，轿之四壁实构成一移动的、暂时性的闺房。然若征于王凤娴的游记，僻壤地区未必有轿可乘，虽县令夫人亦得因陋就简。以旅游为业的徐霞客在江南以乘船为主，在广西间有骑马或乘滑竿，然而在云南、贵州的山区，只能靠步行。（注：《徐霞客游记校注》前言，第2页。）闺秀的游踪再僻远，恐亦不至步行。关于这点，所得史料有限，容后待考。明末版画，多写闺秀乘舆或坐轿，公子骑马，侍仆步行。虽未敢由此论证事实的确如是，然而交通工具之选择，以地理、性别及经济条件为定，当毋庸置疑。舟船舆轿之普及，适为缠足未必有碍妇女出门之最佳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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