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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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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六、谋生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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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旅游之盛，除造就一种冒险求知的精神，及寻幽访胜的闲情外，对时人的就业机会亦有重大影响。交通发达不但助长了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劳动人口，促进经济的商品化及城市化，同时亦制造了崭新的就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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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屑入仕途或屡试不就的文人，在日益多元化的文化事业中兼任生产者及消费者。而从事此等事业，如坊刻出版、编集、监修谱志、征文约稿、书画买卖等，非人事关系不行。（注：高居瀚（James Cahill）曾详论明清书画家与买主之间的互易关系，无论以润笔银子、礼品或其他方式出之，本质均为经济交易。时人不喜直言此等文化活动实与钱银纠缠不清，故夸张所谓“业余”及“职业”画家之分野。高氏认为后人不应漠视二者在作品风格及经济形态上的共通性。见The Painter’s Practice：How Artists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al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p.32-70。）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要广结人脉就得保持流动性，穿梭于金陵、松江及杭州府治及县镇之间出席诗文会、作客风雅之富户。此等文人自命“山人”的为数不少，陈继儒为其中表表者。“山人”的字面意义虽带来淡泊隐逸的联想，事实上其生活形态却恰恰相反。以清高之名掩其营利之实，不但无损其道德人格，更为其才名平添不少风采。在此等风气下，少数的女诗人女画家亦风云际会，投身笔耕之列。本节仅以声名最著的黄媛介为例，试观其活动范围、文化生活、文学创作，及其旅游活动开拓的空间对三从四德等道德规范的超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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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媛介（字皆令，约万历末至康熙初人）出身嘉兴望族。陈寅恪曾测度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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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黄氏虽是盛门，然皆令所出之支派，殊为式微。观其姊皆德，竟可聘作宰相朱国祚从孙茂时之妾一事，即可证明其家之社会地位甚低。（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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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西厢记》“勒马频回首”一节，明末加以插图者甚众。图中均写妇女坐车，公子骑马，男仆步行。想与明末实况相去不远。此图出自万历四十二年（1614）香雪居刊本，原为长洲钱谷所绘，徽派名手黄应光刻。周芜编：《中国版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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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无实据，亦言之成理。黄氏为书香之家，造就了媛介自少饱受诗书薰冶，文学造诣出于寻常闺秀之外；其家之穷，则迫使媛介日后离乡外出，流离于江浙之间，以诗画为生。传说太仓才子张溥曾登门求婚为黄所拒，是否属实，今已无从稽考。然皆令归一既无功名又缺才名的士人杨世功为妻，育有一子一女，世功无力养活妻儿，却是不移的史实。早于崇祯年间，皆令尚年少时已薄有文名，并往来于名士山人之间。崇祯癸未（1643），吏部尚书钱谦益于常熟虞山祖居之藏书楼兼新房绛云楼落成，新娶之柳如是（河东）夫人邀皆令小住渡岁作伴。钱后为皆令诗集作序，有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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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云楼新成，吾家河东邀皆令至，砚匣笔床，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坐东山之画障，丹铅粉绘，篇什流传，中吴闺闼侈为盛事。（注：《赠黄皆令序》，《牧斋初学集》卷二〇，上海商务影印康熙原刊本，1929年，页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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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为明末名妓，比其年长三十六载的钱谦益以正妻之礼迎娶，时人多有诟病，然柳从一而终，二十三年后，钱病逝，柳亦于欲夺其产的钱氏族人前自尽，奇女子种种事迹多为人知，亦非本文重点，从略。（注：柳如是与陈子龙一段情缘及柳对明末词坛的贡献，详见孙康宜《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李奭学译，台北：允晨出版社，1992年。）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明亡前的黄媛介仍是良家女、士人妻身份，在家家团圆的春节竟只身离家陪伴一刚从良之名妓渡岁，并逗留至翌年夏清兵南下之际始返，个中因缘，因黄氏早年之生平资料极少，今已不得而知，唯其于内人名份之外，同时活动于“外人”交际圈，以诗画营生，当无疑问。黄媛介有“眼儿媚”一词，题《谢别柳河东夫人》，可由之推想当年黄柳二人于绛云楼欢聚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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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不惜为幽人，种种语殷勤。竹开三径，图存四壁，便足千春。匆匆欲去尚因循，几处暗伤神。曾陪对镜，也同待月，常伴弹筝。（注：《柳如是别传》，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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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句的“曾陪……也同……常伴”，道尽二人作伴闺中种种殷勤；首句“黄金不惜为幽人”却明示此等投契并不排除经济动机。柳夫人以钱银资助其友，后人难以深究其性质为酬金或为周济，而二者之分别时人亦殊难界定。至清初，与黄媛介际遇相仿的丹徒女文士吴山，亦曾“附于”下嫁龚鼎孳之名妓顾媚，伴其游览西湖名胜，借以广结名士。（注：邓汉仪：《诗观》卷一二，康熙壬子，1672年，页16ab。参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第284—285页。）可见以卖诗画为生的女文士与从良成名士夫人的名妓，固因才情相仿意气相投论文，然其交际对前者的笔耕生涯亦不无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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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文士与从良名妓的社会地位及婚姻生活或者迥异，二者的性别身份实极相类，同处于“既内而外”的暧昧空间。如黄媛介吴山之辈同为士人妻及人母，在家族伦理与从良后的柳如是及顾媚同属“内人”身份，然其交际活动范围却与男性的“外人”无异。事实上，黄媛介所从事的是一种代夫营生的工作，动机为对家庭的忠诚，与花木兰至孝代父从军不遑多让，所以行踪虽远出闺房之外却未受过多道德非议。这情况因媛介乙酉遭乱被劫而改观，其身份亦因而变得更为复杂暧昧。甲申北京城破，钱谦益携家至南京就任礼部尚书，黄媛介或于此际离虞山取道返浙。翌年清兵南下，江南大乱，陈寅恪推测媛介在乱中为清军将领掳去，后虽放归但羞于还乡，故辗转吴越间。（注：《柳如是别传》，第478—480页。清兵南下，江南妇女被掳者甚众，笔者曾有专文论及：“The Complicity of Women in the Qing Good Woman Cult，”《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无声诗史》载其流离无定所之苦：“困于槜李，踬于云间，栖于寒山，覉族建康，转徙金沙，留滞云阳……”（注：载汪启淑：《撷芳集》卷一四，页6a。）顺治初乱稍平，黄媛介在书画家聚散地西湖畔暂居，与钱谦益重逢，钱纪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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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余游湖上，皆令侨寓秦楼，见其新诗骨格老苍，音节顿挫，云山一角，落笔清远，皆视昔有加，而其穷日甚。（注：《赠黄皆令序》卷二〇，页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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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乱后不少江南旧家生计尽毁，“其穷日甚”的绝不止黄媛介一家。与黄同负盛名的女文士山阴王瑞淑（字玉映），乃父为绍兴城降清时于家门外大书“不降”后自绝殉明的王思任，王玉映亦是在明亡后家境日困，其夫读书不成，始正式从事笔耕生涯，同乡毛奇龄曾伤玉映“以冻饥轻去其乡，随其外人丁君（圣肇）者牵车出门将栖迟道路，而自炫其书画笔札以为活”的潦倒，既“悲闺中之在道”又伤国亡，曾于三弦琴声中作长句寄意。（注：毛奇龄：《闺秀王玉映留箧集序》，《西河合集》，序卷七，页7a—8a。王玉映与黄媛介为同时人，同侨居湖上，同与李渔善，二人的笔耕生涯极为类似，或许因同行相忌，二人似无深交。王玉映事详见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第126—137页。李玫仪曾有论文分析王之诗论；魏爱莲（Ellen Widmer）正撰写专书论玉映之忧国意识与文学生涯，吾人拭目以待。）王玉映与黄媛介的生涯及际遇极为相类，同于明季活跃文坛，然正式僦居湖上，自售书画笔札，实为明亡后举家无以为生所致。王与黄所嫁非人，有天壤王郎之叹。“外人”读书不成而“内人”反早负文名，故由后者出面养活家小，这种夫妻倒置的位份，反映了明清之际妇女诗文的商业价值，然社会上“男主外女主内”的基本性别分工并未因而丝毫动摇。女文人代夫谋生养家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不代表两性秩序错乱。事实上，以妻代夫的可行性，适足以加强“内外有别”在概念上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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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媛介之夫杨世功所担当的是一典型的“内人”角色。媛介客居明湖，曾多次游越，与各地闺秀诗人唱和，亦为广结人脉之良计，其中以入绍兴梅市与商景兰夫人一家女伴论文于其宅第，一住经年最为人所知，并有《梅市唱和集》行世。（注：商景兰与诸女及儿媳的家居及唱和活动，见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第226—232页。）杨世功曾对毛奇龄述及其送别媛介上路赴越之情境，经毛笔下道来仍极为生动：“皆令渡江时西陵雨来，沙流温汾，顾之不见，斜领乃踟蹰于驿亭之间，书奁绣帙半弃之傍舍中，当斯时虽欲效扶风橐笔撰述东征不可得矣。”（注：毛奇龄：《黄皆令越游草题词》，《西河合集》题词，页13a—14a。）道尽媛介旅途奔波之苦，于大雨中踟蹰驿亭之间，行李散乱一旁，与闺中安逸生活实有天壤之别。然杨以其妻比曹大家，除显示其幽默感外亦暗露一份对其妻成就之骄傲。作为“内人”的她正厕身驿亭，作为“外人”的他反于道旁相送，夫妻空间倒置，于此景表露无遗。黄媛介并无刻意否定“出嫁从夫”的伦理，但观其行动适足为三从秩序的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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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媛介越游前后，声名日盛。清初文坛巨子如钱谦益、吴伟业之辈俱与交往，赠诗赠序，并为文代辩其身世之清白无瑕。如牧斋开宗明义，冠以“士女黄皆令”称呼，或梅村称其为“儒家女”、“良家女”、“体自高门，夙亲柔翰”，皆令友邓汉仪曰其“产自清门”，施愚山谓“先世有显者”，在在强调黄媛介家世之清白高尚。弦外之意想皆令曾备受非议。邓汉仪透露“其兄开平不喜其与柳如是文字交”，《静志居诗话》俞右言云“然皆令青绫步障，时时载笔朱门，微嫌近风尘之色”。（注：阮元：《两浙輶轩录》四〇，浙江局，1890年，页19a—20a。参《柳如是别传》，第485页。）则时人评皆令之诗未及闺秀诗清纯，或其兄不喜其与从良名妓结交，均限于文学品味及个人行动层面，并无明言笔耕生涯有损其道德完整。“清门”或“良家女”之辩，似为针对黄媛介乙酉被劫一段隐晦史。兵乱中被掳妇女遭强暴或卖至妓院的为数不少，陈寅恪推论黄因貌丑被放归，即使如此，其后半生恐无从摆脱流言闲语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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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媛介曾重申其清白，强调其志向高尚无瑕。并不因营役于家门之外而有损。一诗云：“或时卖歌诗，或时卖山水，犹自高其风，如昔鬻草履。”（注：《士女黄皆令集序》，《牧斋初学集》卷三三，页31b。）用意为划清道德人格与职业文人生涯之界限。这种策略，于其《离隐歌自序》中更为明显。开宗明义，媛介自道家世称：“予产自清门，归于素士，兄姊雅好文墨，自少慕之。”提及乙酉被劫一事后笔锋直转，针对“卖歌诗卖山水”生涯，媛介重申：“虽衣食取资于翰墨，而声影未出于衡门。”后一句自表并无逾越“妇女不出闺门”的道德要求，尤其意味深长。黄媛介虽代夫营生，因而享有其他闺秀无从涉足的行动空间与交际自由，却无意质疑固有的三从四德规范。“声影不出衡门”的自辩，反证媛介对于这规范起码在口头上或字面上的服膺。个中原因笔者认为不难理解。所谓三从、四德、妇言不出闺阁，在实践层面上的具体意义实极含混，如上文论及内外分明，男女有别等规范是相对性的概念而非绝对的标准，人可因时因事制宜，创造出有相当弹性的行动空间。因此媛介实无须与之抗衡。如王凤娴从宦远游，以诗文名世，沈宜修月夜泛舟，不醉无归，黄媛介、王端淑广结名士以笔耕为生，今人或认为惊世骇俗，实因新文化运动之后，人对三从四德的理解过于褊狭死板所致。但在明清时人眼中，此等行动实无逾轨之疑。黄媛介为流言所扰，当与乙酉受辱有关，纵然有人评其诗有风尘色，传其笔墨买其书画的大有人在，与之交往的名士对其心志尤其赞赏有加。媛介身虽在市，志却巍然独立，人复何求？在《离隐歌序》末段，媛介自表题其诗集“离隐”之意：“古有朝隐、市隐，渔隐。予殆以离索之怀，成其肥逊之志焉。”（注：《柳如是别传》，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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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耕为业的黄媛介，居无定所，《妇人集》作者陈维崧谓其“恒以轻航载笔格诣吴越间，余常见其僦居西泠断桥头，凭一小阁卖诗画自活，稍给便不肯作”。有时其夫杨世功“用是以布衣游公卿间，持书画片纸或易米数石”，以此终老。其友施愚山谓晚年京师有一“石吏部”延请媛介入府课其女，媛介携子女赴任。舟抵天津，子溺死，翌年，女又病夭，媛介遂南归，馆于佟国器夫人园中，未几亦辞世。（注：《妇人集》及施愚山：《黄氏皆令小传》，俱载《撷芳集》卷一四，页5a—b，7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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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谋生而奔波营役半世，媛介虽游尽江南京师，实有无可奈何之感，未有王凤娴把玩旅途“得失异同，俱不忍忘去”的流连。媛介于旅途中所作诗歌不胜枚举，然所述多为对“空间”的无聊及对“家”的企盼。如《湖中秋日》：“忧危只有客心微，赢得湖光蔽竹扉，囊有千诗聊寄赏，家无四壁亦怀归，青山断处饶红叶，黄菊开时少白长。近水阴晴容易变，忽惊风雨打牕飞。”（注：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卷一，红香馆，1831—1836，页16b—17a。）与媛介在湖上论交的女文人吴山，于送别媛介上路时却微露对空间所喻示自由的向往。《送黄皆令闺媛》：“一肩书画一诗囊，水色幽谷到处装。君自莫愁湖上去，秣陵烟雨剩凄凉。”（注：陈以刚：《国朝诗品》，迪化书屋，1734年，闺门卷，页2a。）“一肩书画一诗囊，水色幽谷到处装”实为黄媛介一生逆旅之最佳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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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七、卧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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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媛介之游是迫不得已，风雨无间。沈宜修之游是偶一为之，求之不得。王凤娴适逢其会从夫远游，所见所闻一生未敢忘怀。本文虽强调种种遨游的超越意义，惟大多明清妇女或困于家计，或限于环境，或受制于种种压力而苦无出门机会，却是不争之事实。如武林女子吴柏（字柏舟，约顺治末年殁）年十九未嫁而夫死，吴归夫家守节，五年后卒，生活空间与阅历可谓不广。吴柏身处深闺，心神却靠书信、诗词及学问钻研而邀游四海，于身不由己之中力求精神安稳与超越。在与父亲通信时，吴柏与其论本草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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