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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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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身在衣外——晚清上海的时尚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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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佩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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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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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感谢中研院文哲所于2000年至2001年提供博士后职位，使我得以完成这篇文章的研究。我感谢文哲所及其他机构所有研究员的帮助和指导，尤其是刘苑如和巫仁恕。我同样也感谢Tani Barlow，Claudia Brown，Antonia Finnane，Aileen Lau，Valerie Steele和叶文心的支持、意见和鼓励。Antonio，John，Meimei和Regina Llamas Kieschnick让我在台北的生活非常愉快。我也要感谢Davide Cucino和Nicoletta Sileno在北京对我的协助。最后，我要感谢Tina Mai Chen让这个项目最终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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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分析了晚清小说中有关上海的着装身体和时尚的表现。在创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话小说中，服装是社会、性别、国家和种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关注身体、服装和认同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揭示妇女、女性身体以及女性性别、性征在晚清流行文化中是如何被描述和被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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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佩琳（Paola Zamperini），中国文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专业博士，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中国文学系副教授，曾在明清小说领域发表过一系列文章，目前的研究课题为中国文学中的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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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关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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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圣经·创世纪》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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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通过身体的装饰和个人化的饰品作为标记来认识他人：被Balzac称为的“时尚的符号学”（la vestignomie）（注：据作者解释，la vestignomie是由Balzac发明的一种有趣的说法，意思是“时尚的符号学”（semiotics of fashion）。——译者）几乎已经成为“Gall和Lavater创作的一个艺术流派”。——Peter Brooks，Bod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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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文化中，裸体——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都被看做是一种色情而充满诱惑的行为。但是本文以为，最起码在学术研究的语境中（注：正如贺萧（Gail Hershatter）所言：“关于是谁打扮胡宝玉（一位经常出现在小说中的上海名妓，见下文）的问题比谁为她卸妆更重要。”（贺萧，私人谈话，2001年8月）），穿着衣服也可以像裸体一样有趣而具有挑逗性。因此，本文将集中讨论晚清文学作品中以上海为背景的有关着装身体（clothed bodies）与时尚的描述。（注：本文主要研究小说对服饰的描述以及它所表达的含义；因此本文不是关于晚清时尚史或者服装工业的研究。许多研究已探讨了这一主题，以及晚清民国时期男女服饰的历史变化。因研究著作汗牛充栋，恕我不能详举。在此只能列举少数成果：Antonia Finnane and Anne McLaren eds.，Dress，Sex，and Text in Chinese Culture，Clayton，Austria：Monash Asia Institute，1999；Henrietta Harrison，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China，1911-192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罗素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8—204页；罗素文：《清末上海都市女装的演变（1880—1910）》，中国妇女史研讨会发表论文，中研院，2001年8月23日至25日；Claire Roberts ed.，Evolution and Revolution：Chinese Dress，1700s-1900s，Sydney：Museum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s，1997；Valerie Settle and John Major eds.，China Chic：East Meets Wes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在下文的讨论中我将会阐释，在创作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白话小说中，服装不仅仅只是用来覆盖人物的身体，服装也构成了人物的社会、社会性别、国家和种族认同。关注这一身体、服装和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dialectic relationship），将有助于我们揭示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家群体的想象，而这群作家正处于中国文学和历史发展中最引人入胜的结合点上。（注：本文史料主要来自：陈森：《品花宝鉴》，1849年原版，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再版，韩子云：《海上花》，1894年原版，台北：皇冠杂志社，1983年再版，邗上蒙人：《风月梦》，1848年原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再版；李伯元：《海天鸿雪记》，1904年原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再版；李伯元：《文明小史》，1903年原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再版；陆士谔：《新上海》，1909年原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再版；陆士谔：《十尾龟》，1911年原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再版；绿意轩：《花柳深情传》，1895年原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再版；评花主人：《九尾狐》，1910年原版，台北：广雅出版社，1984年再版；孙家振：《海上繁华梦》，1903年原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再版；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1910年原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再版；吴趼人：《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1898年原版，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再版；俞达：《青楼梦》，1878年原版，台北：白话中国古典小说大系，1980年再版；曾朴：《孽海花》，1905年原版，台北：文化图书公司，1990年再版；张春帆：《九尾龟》，1910年原版，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再版。但是，本文分析将涵盖整个晚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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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不同学术领域关于时尚和身体的研究证明，在任何一种文化当中，制作一件衣服并且穿上它即意味着将身体定义为一种文化产物（cultural artifact）。（注：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过去二十年内所出版的有关时尚和身体的所有研究。现仅列出与本文最为相关的几项：R.Barnes and J.B.Eicher，Dress and Gender：Making and Meaning，New York：Berg，1992；Joan Copjec，Read My Desire：Lacan against the Historicists，Cambridge：MIT Press，1994；Norbert Elias，The History of Manners：The Civilizing Process，New York：Pantheon，1978；Joanne Entwistle，The Fashioned Body.Fashion，Dress，and Modern Social Theory，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0；Mike Featherstone，Mike Hepworth，and Brian S.Turner，eds.，The Body：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London：Sage，1991；Michel Feher，with Ramona Naddaf and Nadia Tazi，eds.，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New York：Zone Books，1989；Jane M.Gaines，and Charlotte Herzog eds.，Fabrications.Costume and the Female Body，New York：Routledge，1990；Catherine Gallagher，and Thomas Laquer，eds.，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Body：Sexuality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Ann Hollander，Seeing Through Clothe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Hollander，Sex and Suits：The Evolution of Modern Dress，New York：Kodansha International，1994；Marilyn J.Horn，and Lois M.Gurel eds.，The Second Skin：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lothing，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1；Daniel Roche，The Culture of Clothing：Dress and Fashion in the“Ancien Regim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Kaja Silverman，“Fragments of a Fashionable Discourse”，in Tania Modleski ed.，Studies in Entertainment：Critical Approaches to Mass Cultur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pp.145-147；Valerie Steele，Fetish.Fashion，Sex and Power，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Susan R.Suleiman，ed.，The Female Body in Western Culture.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Elizabeth Wilson，Adorned in Dreams：Fashion and Modernity，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Angela Zito and Tani E.Barlow，eds.，Body，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4.有关身体和时尚全面且最新的研究书目，请参见Joanne Entwistle，The Fashioned Body.Fashion，Dress，and Modern Social Theory，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0，p.240。）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在考虑衣服的时候忽略遮蔽于衣服之下的身体，同时我们也不可能只看到身体而不联想到衣服。这一认识在我们阅读晚清小说时变得尤为重要。谁（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青年人，老年人，富人，穷人等等）穿着什么，怎么穿，以什么价位、在什么场合穿，同时又为什么穿，似乎都成为这一时期作家重点思考的问题。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会“关注身体”（go somatic），也就是说，我们将考察作家是如何在小说中装扮他们笔下的人物，他们参照与模仿的社会知识、身体认知的类型，以及孕育了这些作家的情感投资和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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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与前文所引《圣经》不同，衣服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原罪”，而是因为“文明”。衣服是用来区别人类和野兽、中国人和野蛮人的标志。（注：Francesca Bray，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190.）在中国，虽然衣服也包含了类似《圣经》的道德要求，但又与之不同。穿衣并不是为了预防人类可能犯下的错误，而是为了显示“中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面对外来者的优越性。此处强调的并非是由肉体原罪所引发的个人道德修为问题，而是中国这一国家由其公民的服饰和外表所体现的集体优越性。中国传统医学在对身体的定义中已反复强调这一有关身体外表的含义。在《人体表象及希腊、中国医学之趋异》一书中，栗山茂久已经证明中国传统医学自其初始阶段就视身体为空间化的层次（spatial layering）。也就是说，逻辑的纵深度（logic of depth）构成了中国医学对于身体的看法。（注：Shigeisa Kuriyama，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New York：Zone Books，1999，pp.166-167.）这一看法无疑强调了衣服的重要性；即在皮肤之外，衣服已然组成了被层次化的身体的第一层（the first level of a layered body）。正因为在几个世纪中，中国服装的基本形态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一个人的着装可以揭示这个人的重要信息。借用伊拉斯谟的概念，衣服实际上是“身体的身体”，通过衣服，我们可以推断一个人的性格。（注：Desiderius Erasmus，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 libellus，Froben Bale，1530，trans.B.McGregor，in Jesse Kelley Sowards ed.，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Writings，vol.25 of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e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3，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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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部分中国小说家致力于向读者细致描述他们笔下人物的着装和外表也就不足为奇了。毫无疑问，这些作家的初衷是为了向读者清楚地展现其小说人物的外貌着装。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坚信，除了揭示社会阶层、社会性别和阶级，服装还具有揭示个体的道德取向和文化程度（或文化缺失）的力量。一项关于明清白话小说的研究显示，在19世纪后半叶，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一次有趣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将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与此前作品区别开来。（注：关于晚清小说的主要特征，参见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S.H.L.Cheng，“‘Flowers of Shanghai’and the Late Ch’ing Courtesan Novel”，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1980；Alexander Des Forges所著有关上海小说的开创性研究“Street Talk and Alley Stories：Tangled Narratives of Shanghai from‘Lives of Shanghai Flowers’（1892）to‘Midnight’（1933）”，Ph.D.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98；以及他的“Opium/Leisure/Shanghai：Urban Economies of Consumption，”in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eds.，Opium Regimes：China，Britian，and Japan，1839-1952，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167-185；Milena Dolezoleva-Velingerova ed.，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0；Patrick Hanan，“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 60，no.2（2000），p.413；Hannan，“Wu Jianren and the Narrator，”载《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台北：文哲所出版社，2001年；Perry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王德威，Fin-de-Siecle Splendor：Repressed Mat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Henry Y.H.Zhao，The Uneasy Narrator：Chinese Fic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晚清作家依然延续了传统小说中有关身体及着装之间关系的描写（比如微观世界必须与宏观世界相一致，服装必须符合身份和社会性别等等），但是这一时期的作家又将这一关系复杂化。服装开始标志身体所处的时间和社会。在中国小说史上，着装第一次开始展示人物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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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时尚和服装成为一种新生的具有争议性的社会认同与其“不满者”（discontents）之间互相展示和协商的场所。同时，我们第一次看见小说人物抛弃中国服装而穿上西式洋装；本文将具体阐释这一行为的意义。（注：有关18、19世纪中国小说中西方服饰的讨论，请参见Paola Zamperini，“Clothes That Matter：Fashioning Modernity in Late Qing Novels，”Fashion Theory 5，no.2（June 2001），p.203。）上海第一次成为了孕育由欲望、消费和情感而组成的交织网络（sartorial web）的时代背景。作为东西方日常交流基础的通商口岸，小说中的上海被描述成拥有快速汽车、电灯、外国人以及电影院的真正的现代大都会。所有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革新导致了“橱窗效应”（shop-window effect），而这一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将上海“故事化”（storied），从而成为展开小说情节的理想场所。晚清上海可能并不是清帝国的政治和行政中心，但是在产生于那一时期的小说中，它是时尚的中心、东方的巴黎、一个外观胜于内在的地方。不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小说中，上海都是时尚人物的设计师开店并创造时尚的地方。通过这些小说文本的传播，“上海时尚”（Shanghai look）不仅流通成为人们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成为小说奚落的对象。（注：关于上海如何在晚清小说中扮演“时空”（chronotope）的角色，参见Cheng，“‘Flowers of Shanghai’and the Late Ch’ing Courtesan Novel”；张英进，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Configurations of Space，Time，and Gender，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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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作家，不仅想让他们的小说紧跟时代，更致力于将时尚的概念描述为其笔下人物个体认同的内在价值。在小说中的上海，人物的外表是关乎读者阅读享受的首要因素，这些读者就有如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悠游闲逛之人（flaneur），可以和书中人物并肩漫步于橱窗购物，书中描述的一切似乎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服饰，和他们自己的故事。小说帮助全中国的读者在文学中窥探另一个世界。对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个世界仅仅只是关于未来的想象或是有关大都会的梦魇。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影响着人们与时尚之间的关系。在上海，随着休闲文化持续增长，新的工作和社交礼仪不断出现，如何时尚打扮已成为影响个体生存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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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作为上海的“工作女孩”，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作为时尚的领军人物，妓女竞相争求其服饰装扮的新颖性（图1）。（注：陆士谔：《十尾龟》，第340页。这部鲜为人知的小说由白话写成，是对另一部著名作品《九尾龟》的幽默改写。）在《九尾龟》中，胡宝玉的例子即证明了时尚和服装对于妓女的重要性。（注：关于胡宝玉这一历史人物的更多信息，参见Gail Hershatter，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Shangha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176；以及Paola Zamperini，“Lost Bodies：Representing Prostitution in late Qing Fiction”（未刊稿），pp.29-46。）胡宝玉并不是上海最美丽的妓女，但是她却被刻画为不断成功获得男性青睐的男性追逐者（nymphomaniac），胡的成功在于她总是知道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衣服。（注：评花主人：《九尾狐》，第107页。关于晚清妓女及其嫖客之间的虚构关系的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fictional relationships），参见曾佩琳的文章“Lost Bodies，”第82—116页。）比如说，为了满足拥有外国情人的愿望，胡宝玉征得了“咸水妹”的帮助（注：咸水妹指专为外国客人提供性服务的广东妓女。），梳起了她们罕见的发型。不久以后，上海的每个人，从头牌妓女到良家妇女，都竞相梳起胡宝玉的“新”发型。除此之外，胡宝玉的异国时尚还体现在学习英语，置换家具，以及只购买外国产品。（注：关于中国妓女的外国装扮，参见Paola Zamperini，“Clothes That Matter，”pp.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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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晚清妓女。图片为作者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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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胡宝玉的着装，我们发现胡的穿着打扮不仅展示了她的身体魅力，同时也体现了她的市场策略：“因宝玉今晚身上穿的衣裙，与他妓不同，浑身上下，都是大红闪金花缎，花中嵌着小镜子水钻。”（注：评花主人：《九尾狐》，第315页。）也就是说，她的服装兼备耀眼、美丽和外来风情。如小说作者所言，胡选择这些时髦服装的目的，正是为了捕获当时在场的权钱兼备的男士的目光（当然还有他们的钱包）。因此服装不仅成为胡的工作标志，同时也是她自身的广告。也正因为如此，她将她的身体——也就是她的商品（wares），穿在了她的服装之外。（注：此处的原文为：Thus she uses clothing not only as a marker of her profession but also as an ad，and by so doing she wears her body-her wares-on her dress.文中翻译为字面翻译。作者此处的意思是，胡宝玉的时尚穿戴吸引了别人的目光，正因为如此，她得以向别人展示和贩卖她的身体。——译者）在胡宝玉为了改善其经济状况而奔赴北京的旅程中，作为一个妓女，“上海时尚”作为“交易工具”的重要性就变得更为明显。胡宝玉的穿着是当时上海最时髦的款式，尚未在北京出现过，因此每当她上街时，路上的行人都向她瞩目并向她喝彩，如同在欣赏一场演出。（注：评花主人：《九尾狐》，第377页。）事实上，当胡宝玉进入剧院的时候，观众会停止欣赏节目转而观赏她。她和她的服装成为了展览物，而那些观众已完全被其吸引。（注：同上书，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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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尚也是一位需要你付出牺牲的难伺候的女雇主。比如，在同一部小说中作者写到，为了展示其美丽的别针，一位娇美的年轻女子不惜在烈日炎炎中戴帽子。在《海上繁华梦》中，一个放浪的女孩为了看起来更为时尚而镶上金牙。（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1276页。）同样地，为了在上海市中心举行的新年游行中展示她们最时髦最罕见的服饰，那些相对贫困的妓女不得不借衣服来打扮自己。（注：同上书，第759页。）但是归根结底，时间才是决定着装风格和妓女生涯的最终因素。胡宝玉的服装可能在一时被看作是时髦的和适时的，但不论是衣服还是着装者都有被时尚所淘汰的一天，因为他们都是物品，因此都有过期的一天。即使天才如胡宝玉，最终也因其自身的老去（40岁！）而不得不借助女扮男装来吸引他人的注意，以改变被潮流所抛弃的局面。但是再多的智慧也只能力尽于此。最终，胡宝玉为了生存而经营妓院。一位胡宝玉妓院的客人黄先生遇见了胡，并立刻被她吸引。但是他决定不和胡产生任何瓜葛，因为现在的她已经是过时货了。犹如一切具有时尚意识的上海人，当胡已不再是新式的代言人，黄先生担心和这样一位“过时”的女人约会会令他颜面无光。（注：评花主人：《九尾狐》，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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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不仅对于上海的“工作女孩”来说外表着装至关重要，生活在上海的民众也力求被“解读成”时尚人物——而我们可以说这很时髦。富有的上海居民和侨居者以及他们的伴侣都是促成这一时尚的重要组成部分。嫖客及其他上海的流行人物必须参与到这一追求视觉享受的奢侈消费当中。如同美国的富豪每年必去巴黎两次一样，上海人为了维护他们“入时”（hip）的名声，也必须经常游览张园，最起码一周两次。同时为了避免沦为笑柄，他们必须穿着入时。（注：陆士谔：《十尾龟》，第339—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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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街头，总有一些男性与妓女和富家小姐并肩而立。如同妓女一样，这些男性正是用他们的时尚穿着来引诱妓女和良家妇女。比如被描写为真正的“上海小白脸”（Gigolo of Shanghai）的潘少安。（注：潘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美男。潘少安的名字，字面上看即为小潘安，明显带有与其“原始模特”相比略为次等的含义。）英俊而年轻的潘少安因穿戴华服和使用香水而获得女性的青睐。他俊朗的外表以及在服饰上的大量投资唤醒了诸多上海妇女的浪漫情怀，而他则满足她们的性需要。他所有的情人都心甘情愿地把钱和心交给他，不论他对她们做什么，她们都愿意原谅他。（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443页。）另一个比较滑稽但不大成功的小白脸则是周策六。作为一名缺乏天分的骗子，周决定依傍富有的妓女来增加他贫乏的收入。（注：同上书，第808页。）周的确试图凭借他华丽的衣服和大量的香水来成为富有妓女的“应召男郎”（call boy）。他在衣纽上插钮子花儿，并使用发胶来打理头发。他从头到脚一尘不染，还吃口香糖以保持口气清新，吸洋烟以显得有款有型。正如他所预期的，他的装束吸引了好色妓女，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富到可以养活他。最终，他的朋友揶揄他滑稽的装扮，并直言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滑头，而这并不能帮助他蒙骗社会名流。“倘你喜欢女色”，周的朋友小龙说，“你尽管这般打扮；若是有心去觅空子，大家弄些稍板，必须即日改过才是。”（注：同上书，第822页。）从那以后，周又去了一次服装店和理发店重新装扮自己，并最终变身为身着长褂、留着辫子，穿着得体的绅士，周也因此得以成功蒙骗社会名流。这个例子以及中国小说中的其他例子证明，衣服造就了男人（和女人）。正如中国谚语所言，“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注：同上书，第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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