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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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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动剧烈,国家、家庭、个人均受影响,个人婚姻、感情世界也有相当波动。1920年代的中国极具特色,新文化运动接近尾声,新政治运动代之而起。从横切面看,十年间人文有兴衰,世事有起落,1924、1925年间,新兴政党发生作用,“革命”的语义与威力也大不相同,政治动员的力量已不仅止于公共事务。从纵面观察,20年代的政治模式及其所“挟制”下的社会文化,直到80年代末才告松动。因此探索20年代的公、私领域,正可为其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探索其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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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知识分子足跨两代,传统与现代之间,他们处处表现矛盾与冲突。有些人可以一步跨过历史之流,挥刀斩棘,走向新社会;有些人则迟疑难决,或走回传统,或向两边妥协。以婚姻制度为例,媒妁之言与自由恋爱之间的选择,涉及人际间的紧张关系、个人内心挣扎,乃至自己思想与行动间的落差,在在说明作为“过渡人”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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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情爱之说一向含蓄,五四打开自由恋爱的闸门,青年也为之风靡,不过理论层面的讨论实在不多。张竞生拜留学之赐,目见耳闻、取经法兰西之后,把爱情理论借机公开,“五四式”的讨论仍见其对爱情新观念的引领,新性道德的建立,具有正面意义。虽然他个人陷入言行不能合一的困境,无力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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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公”与“私”之间,也表现了紧张关系。整个时代的走向是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私领域必须随时作被“公权力”吞噬的准备。以恋爱与革命为例,当“革命”意味着真理、进步,成为时代最具份量的褒义词时,“恋爱”变得无足轻重。于是个人私生活就必须顺应集体事业的需要和安排。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其中正可看到知识分子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内心的挣扎。几年之间,当革命事业成为“恋爱”的前提,“娜拉”变成中国“革命之天使”时(注:“娜拉出走”本是个人主义的用词,但娜拉化身为“革命之天使”,走入了集体主义中,实为历史的吊诡。“革命之天使”一词见清水贤一郎《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第140页。),只有“革命同志爱”才能称为“真正的恋爱”。发展到最后,“革命感情”取代了“爱情”,结婚是由“组织”安排,男女的结合似乎只是一组组“政治的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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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就把爱情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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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间的情谊加上异性间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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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再加上同志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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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奇怪我们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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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在太不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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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同志我想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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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于革命,也忠实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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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生活在一起,而又互相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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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恋爱、结婚。(注:何其芳:《夜歌(五)》,《何其芳文集》,卷1,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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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40年代以后,有些新兴的中国政治势力更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喊着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口号,把20年代正待滋长的文化社会多元发展给扭曲了。“革命不忘恋爱”、“恋爱不忘革命”,在20年代已证明此路难行;却直到70年代后期才再被放弃。(注:1996年中国大陆的一项调查,说明政治干涉中国人的婚恋,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才减轻。见徐安琪主编《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四章,第41—85页。)可见即使是“自由恋爱”这样基本的个人私生活领域,在动荡的中国也不易得到健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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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Ⅰ):近代中国妇女与国家(1600—1950)》,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这次选编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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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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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钊:《革命与恋爱》,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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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彦文编:《张竞生文集》,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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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史事与回忆:晚年文选》,香港:天地公司,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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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low Tani,ed.,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Writing and Femin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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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beth Croll,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London:Routledge&Kegen Paul,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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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Gilmartin,Gail Hershatter,Lisa Rofel,Tyrene White,eds.,Engendering China:Women,Culture,and the 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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