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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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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动剧烈，国家、家庭、个人均受影响，个人婚姻、感情世界也有相当波动。1920年代的中国极具特色，新文化运动接近尾声，新政治运动代之而起。从横切面看，十年间人文有兴衰，世事有起落，1924、1925年间，新兴政党发生作用，“革命”的语义与威力也大不相同，政治动员的力量已不仅止于公共事务。从纵面观察，20年代的政治模式及其所“挟制”下的社会文化，直到80年代末才告松动。因此探索20年代的公、私领域，正可为其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探索其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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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知识分子足跨两代，传统与现代之间，他们处处表现矛盾与冲突。有些人可以一步跨过历史之流，挥刀斩棘，走向新社会；有些人则迟疑难决，或走回传统，或向两边妥协。以婚姻制度为例，媒妁之言与自由恋爱之间的选择，涉及人际间的紧张关系、个人内心挣扎，乃至自己思想与行动间的落差，在在说明作为“过渡人”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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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情爱之说一向含蓄，五四打开自由恋爱的闸门，青年也为之风靡，不过理论层面的讨论实在不多。张竞生拜留学之赐，目见耳闻、取经法兰西之后，把爱情理论借机公开，“五四式”的讨论仍见其对爱情新观念的引领，新性道德的建立，具有正面意义。虽然他个人陷入言行不能合一的困境，无力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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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公”与“私”之间，也表现了紧张关系。整个时代的走向是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私领域必须随时作被“公权力”吞噬的准备。以恋爱与革命为例，当“革命”意味着真理、进步，成为时代最具份量的褒义词时，“恋爱”变得无足轻重。于是个人私生活就必须顺应集体事业的需要和安排。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其中正可看到知识分子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内心的挣扎。几年之间，当革命事业成为“恋爱”的前提，“娜拉”变成中国“革命之天使”时（注：“娜拉出走”本是个人主义的用词，但娜拉化身为“革命之天使”，走入了集体主义中，实为历史的吊诡。“革命之天使”一词见清水贤一郎《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第140页。），只有“革命同志爱”才能称为“真正的恋爱”。发展到最后，“革命感情”取代了“爱情”，结婚是由“组织”安排，男女的结合似乎只是一组组“政治的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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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就把爱情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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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间的情谊加上异性间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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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再加上同志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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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奇怪我们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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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在太不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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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同志我想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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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于革命，也忠实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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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生活在一起，而又互相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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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恋爱、结婚。（注：何其芳：《夜歌（五）》，《何其芳文集》，卷1，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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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40年代以后，有些新兴的中国政治势力更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喊着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口号，把20年代正待滋长的文化社会多元发展给扭曲了。“革命不忘恋爱”、“恋爱不忘革命”，在20年代已证明此路难行；却直到70年代后期才再被放弃。（注：1996年中国大陆的一项调查，说明政治干涉中国人的婚恋，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才减轻。见徐安琪主编《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四章，第41—85页。）可见即使是“自由恋爱”这样基本的个人私生活领域，在动荡的中国也不易得到健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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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Ⅰ）：近代中国妇女与国家（1600—1950）》，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这次选编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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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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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钊：《革命与恋爱》，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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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彦文编：《张竞生文集》，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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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史事与回忆：晚年文选》，香港：天地公司，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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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low Tani，ed.，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Writing and Femin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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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beth Croll，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London：Routledge&Kegen Paul，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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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Gilmartin，Gail Hershatter，Lisa Rofel，Tyrene White，eds.，Engendering China：Women，Culture，and the 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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