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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施剑翘：女侠与媒体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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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这位孤胆女刺客在吸引城市民众方面所取得的诸多成功，必须归结于她擅于与中国的新兴大众媒体打交道。实际上，至20世纪30年代，现代模式的大众传媒在中国的都市空间里百花争艳。尽管对新兴媒体的确切影响很难做出评估，但是自从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那一刻起，其指数增长是毫无疑问的。根据林培瑞（Perry Link）的研究，上海媒体产业从世纪之初到30年代早期大致扩大了6倍。同期，城市人口的识字率至少增长了2倍。（注：Perry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10.）这样的增长意味着对一些流行报纸来说，至30年代的发行量达到了15万份之多。（注：更为清晰的描述可以参见Frederic Wakeman，Jr.，Policing Shangha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238-239。魏斐德指出，根据1935年《上海市年鉴》，1934年的新闻报纸如《申报》的发行量是150000份（40%在上海销售，60%在外地），《新闻报》与《申报》具有同样的发行量和销售量，《时报》是94000份（47%在上海，53%在外地）。）然而，这一数字不能够说明报纸影响的全部范围。人们经常是通过共享报纸、阅读那些张贴于公告牌上的报纸，或者仅仅通过口口相传来获取新闻。更何况，无线电广播的引进已经使得新闻在少数有文化的都市群体之外传播成为可能。都市读者能够接触到的媒体的多样性也大为增长。他们能够从各种渠道获得新闻，包括商业日报、每周画报、期刊杂志，还有小报，这些小报往往因其短暂的寿命和强劲爆料而著称，在英语中称为“蚊子报”（mosquito press）。一些流行事件甚至充当了大众娱乐的食粮。小说家、电影制片人、剧作家及广播节目秀的编者毫不犹豫地从“现实”中汲取资源以娱乐都市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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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施剑翘看上去就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国都市大众媒体的本质与影响力，并且惊心策划她的复仇之举，让它最大限度地迎合当下那些极度渴望大事件的媒体及其都市消费者。施剑翘从一系列的社会与文化资源中备受启发，她建构了一个情感上富有有说服力、道德上完美无缺的孝义复仇的故事。她构思自己的故事的方式非常贴近于当时十分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里的虚构情境，从而为她的行为铺垫了大家都熟悉的道德背景。林培瑞在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开拓性研究中，试图为这一文学类型正名，尽管五四叙事谴责这一文学形式缺乏意义，林认为鸳鸯蝴蝶派小说主要的故事形式是描写儒家家庭悲喜剧和因果报应，还有恋爱和侠客的故事以及一些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帮助了城市居民应付现代都市生活的变迁。（注：把施剑翘赞扬成侠女的观众大致位于同一阶层。但并不限于林所指的“中层”（比如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读者）。林培瑞所指的“中层”是社会中的一个非知识分子阶层，称他们为“小资”（Petit-bourgeoisie），他们所具有的教育水平、日益增长的消费能力以及休闲时光使其能够对通俗娱乐进行相当规模的消费。也必须指出的是，“中层”蕴含有精英观点之嫌，此点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林培瑞的初始动机是要反击五四叙事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贬低。）施剑翘的真实传奇与这些儒家悲喜剧和因果报应的复仇行动的故事有着如此的相似之处。在施剑翘的叙述中，人物特征的塑造——女刺客，掠夺成性的军阀，值得尊敬的父亲，和悲痛忧伤的母亲——与这些虚构的故事原型一一相对，唤起了自然而然的道德联想。孝道、英雄激情和因果报应等主题作为鸳鸯蝴蝶派小说主角的可靠动机经常出现。施剑翘在暗杀现场满怀胜利之情地发表宣言“我是为父报仇”，可能直接受启发于诸类都市小说，极其有说服力地为她的刺杀行动提供了道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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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女成功地博得了如此多的同情，其关键之处也许是她赋予自己动机的性别化特征。大规模的军阀杀戮以及普遍的政治暴力在20世纪之初司空见惯。国民党自身就依靠非正式的军事组织对敌人进行政治暗杀。况且，为孝复仇的案例亦并非前所未有。一件几乎同样的为孝复仇的案件发生在仅仅3年之前，其时郑继成“为叔报仇”，行刺了退休军阀张宗昌。（注：有关这一早期的案件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Eugenia Lean，Public Passions：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p.144-173。当时的评论者没有忽视两案的相似之处。有些评论者认为应该“援郑继成杀张宗昌之先例”。比如，参见《扬州妇女会营救施剑翘》，《申报》，1935年12月2日，第9版。）然而，没有哪一个案件在激起媒体热情和公众关注上能与施剑翘案相提并论。譬如，与施剑翘的复仇行动相比，三年前的郑继成刺杀案没有被广泛地改编成小说、广播剧和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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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施剑翘案能够引起轰动，其原因很大部分在于其性别。尤其是，施剑翘通过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英勇的女侠客，能够博取相当大的同情，借助于这一角色泰然处之地编织着复杂的社会性别政治网络。总的来说，传统意义上的侠客在此时得到了文化复兴。长篇小说、报刊连载、广播剧、戏剧以及电影都是以法外英雄与豪情侠客为题材，他们自我标榜为正义的战士。这些形象受到了一种个人英雄侠义感的鼓舞，再加上他们拥有一身武艺，他们为了维护道德真理，经常是超越现有法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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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之下，施剑翘自定的女侠角色，证明确实是成功的。她把自己塑造成侠客的意思不会让人产生误解。例如，她原来的名字叫施谷兰，她选择“剑翘”作为她的假名，自然是在标榜侠的行为和英雄主义。“剑”这个汉字，有着“刀剑”或者“匕首”的意思；“翘”意味着或是“抬起”，或是“才能出众”。这其中侠的意味非常明显。（注：“剑”经常与其他的文字连用，象征着无拘无束而又正直善良的英雄主义。例如，剑侠指的是那些仗其武功锄强扶弱的人，实际上与“侠客”同义。）施剑翘在暗杀现场所散发的材料中也包含了“侠”的暗示。在一页纸的刺杀动机申明中，她将“仇女”这个显眼的签名署在了她的自白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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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明确地声称商三官为自己的楷模。商三官是17世纪作家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一位有名的侠义女英雄，可见她援引女侠传统的用意十分明显。这一选择绝非偶然，它明确地显示出施剑翘对其时代性别政治与性政治的理解程度。在蒲松龄的小说中，商三官是一个16岁的年轻少女，反对婚姻，离家出走，目的就是为父报仇。因为她的哥哥们没有赢得官司，她精心筹划了6个月，然后女扮男装来到了杀父仇人的家宴上。宴席结束，其他客人都离开了，她留了下来，砍下这个恶霸的头颅，然后悬梁自尽，清楚地表达了她行动的无私、自我牺牲的本质。最后，商还以一种极为不可思议的方式维护了她的贞节。当复仇成功悬梁自尽之后，她的尸体出人意料地对性侵犯进行反抗，从而捍卫了死后的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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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把商三官作为自己灵感的来源，同样谋求借助“孝道动机”和“女子贞洁”的道德影响力。在20世纪，对走出家门的女性和女性情欲的严重社会焦虑确保了那些施剑翘所模仿的传统英雄所体现的美德与贞节的标准在当下仍然相当适用。虽然施剑翘没有像商三官那样自杀，或证明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或者像她那样女扮男装，但是她确保所有人都对她的道德形象印象深刻。像传统的女性一样，现代的仇女在贞节方面毫无瑕疵。施剑翘在杀死孙传芳之后，过去的经历被登载在报纸上，她的性别形象与侠女十分相象。读者大众很快了解到施曾被与一户人家定婚，那家的家长曾因强奸一个儿媳而被控告。这起案件被称为“舌头案”，因为那个儿媳在自卫时咬下了对方舌头的一块肉并在法庭上用作证据。这是一桩丑闻，为了不让自己的名誉受到玷污，进而败坏自己家族的声望，施迅速采取行动解除婚约。报纸赞扬她处理这件事情的果断，大肆报道她为了保全自己的女性名誉而做出的努力，这些都是她美德侠义的例子。（注：一个记者写道，这起“舌头案”已经在九个城市引起轰动，如果维持这个婚约，无疑有损于施家声誉（《时报》［北平］，1935年11月11日，第1版）；也有报道说废除婚约后，施的家庭生活并不十分融洽，飘荡了一段时间，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与他人住在一起（《福尔摩斯》，1935年11月20日，第1版）。这一部分她的个人史讲述显示出与许多侠女故事的相似性，在侠女的故事里，传统意义上的侠义女英雄为了准备报仇而暂时漂泊在江湖。例如，在商三官的传奇故事中，商在其父亲死后，逃离家庭，也逃离了反感的包办婚姻。尽管对于一个合乎礼教的年轻女子来说不是一个正统的行为，但是可以假定离家出走的那些日子，是用来练习武艺以备复仇之需。复仇的最终成功合法化了她在正常社会之外的有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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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将她的个人经历描述得十分符合长期存在的有关女性美德和男子气概的英雄主义的假设，这种能力对她甚有助益。施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充满激情的女英雄，表明她真诚的态度和深切的美德，来缓解可能受到的道德批判，那种道德批判是20世纪早期其他抛头露面的女性所遭遇的共同命运。一位评论者评论道，施剑翘之所以非凡，是因为“她是一个又孝，又节烈，又侠义的女子”。（注：沈思：《施剑翘蓄意杀人》，《福尔摩斯》，1935年11月16日，第4页。）另一位评论者指出，施剑翘虽然是一位“妙龄弱女”，但她具有忠、智、勇、义的美德，“岂非人杰也哉！”（注：笑予：《论施剑翘刺孙传芳》，《妇女共鸣》，1936年1月20日，第5页。）还有另一位评论者评论道，施剑翘“蓄意待机杀孙，固偿所愿，为人慷爽固敢，有丈夫气”。（注：衣凌：《关于施剑翘之种种》，《福尔摩斯》，1935年11月2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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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的成功也部分源于她有能力为她在公众面前的出场注入情感的力量。这位复仇之女对媒体非常关注，她通过媒体来传播她富有道德感的故事，在都市观众中激起强烈的感情共鸣。尤其是，施剑翘经常通过诗歌来公开地表达她的思想。诗歌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表达个人内心思想和感情、以及唤起他人情感的文学形式。（注：根据周代的经典《书经》，“诗言志，歌永言”。对这一格言更多的讨论，可以参见Stephen Owen，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26-27。尽管自周代以来中国文学不断变化，但在1930年代《书经》仍然被奉为一部经典，诗歌依然被认为是表达思想的文学中介。）像传统中国小说中经常将诗歌点缀在叙事高潮处，每当施剑翘在她追求正义的过程中遇到情感高潮（比如，暗杀后和审判裁决公布以前），她都会散发出一首自己做的诗。此种策略证明是成功的，且引起了评论者的钦佩，一部分评论者称赞施剑翘的诗歌成功地表达了她的真实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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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施剑翘的一首诗值得一观。这首七言诗是施剑翘在暗杀现场散发的，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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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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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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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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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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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常阅读感伤故事的读者来说，这首诗充满了情感。施剑翘一心为父报仇，在第一行就表现得很明显，提到母亲的白发，有力地表达出施不仅热爱父亲，对母亲也极有孝心。通过提醒读者十年来，大仇难报令她多么痛苦，这首诗进一步表达了事件的紧迫性，强调了施报仇欲望的强烈程度。这一行也引用了来自儒家经典《左传》中一句著名的格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施在她的《告国人书》中也用了这句话。再次提醒读者这个行为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同时，下一句“物自依然景自迁”暗示出随着时间流逝，复仇的愿望日益强烈。最后一行急转直下到佛堂，一个通常用于宁静顿悟的地方，却成为一个英勇复仇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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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行动之后，施剑翘的公众形象如同她的诗歌一样，同样被有力的情感展示所刻画出来。仅在刺杀行动两天之后，公共安全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施剑翘就表现得感情激动、不能自已。《益世报》第二天头条为《施剑翘含泪哭诉》。（注：《益世报》，1935年11月15日，第5版。）在一审和二审的开庭陈词中，她在法庭中同样不能自已地哭泣。每一次含泪陈词都在翌日的媒体上得到了全面的报道。（注：例如，参见《大公报》，1935年11月26日，第6版；1936年1月29日，第4版；《时报》（北平），1935年11月26日，第1版。）在初审阶段公诉人执行盘问时，施剑翘打断公诉人的质询，要求知道为什么法庭没有将她在犯罪现场散发的自白书公之于众。（注：《时报》（北平），1935年11月26日，第4版。这可推测施剑翘为了表达自己诚心自首的意图而准备了这些传单，这样的情形将有利于她的官司。参见《侠女复仇》，《时报》（北平），1936年3月11日，第4版。）事实上，不仅她充沛的感情爆发吸引了媒体的眼球，而且她令人心碎的自白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当一个月后这份自白书最终得以对媒体公布时，上海《时报》把这份证词描述为“施剑翘的《告国人书》；一字一泪千言书”。简言之，施剑翘确保她的真实叙述富有情感，令人回味。她的人物塑造邪恶分明，故事详情发自肺腑；其表现着实让人深深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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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是施剑翘运用媒体来制造公众舆论。孙传芳的家庭及其支持者亦是如此，尽管不如施剑翘运用的那么成功。施剑翘声称自己是“正义”，同时还谴责孙传芳，对此，孙传芳的支持者十分恼怒。他们进行了公开的反击，维护孙传芳，并破坏施剑翘的名声。比如，在暗杀之后的数日，前国务总理靳云鹏（他在1931年与孙传芳发起组织了居士林）宣称孙“平日作功夫甚为认真”，“绝对不问政治”。（注：《大公报》，1935年11月15日，第4版。）一位旧军阀同僚卢香亭，也高调表达了他对孙的支持。在天津英租界发生刺杀之后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卢声明他意在澄清流传的谣言，以正公众视听。他告诉记者，在苏鲁战争期间，他从一个亲眼目睹了施从滨死亡的部将那里听到，施的死只不过是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在战场上发生的一例普通伤亡而已。他进一步说道，对于一个军人家庭，由于战争失去父亲再正常不过，因而何来“仇”，更不用说“报”。他提醒公众，施从滨实际上就像孙传芳一样，在战争中杀害了许多无辜百姓。（注：《益世报》，1935年11月18日，第5版。）政府起诉也有意回避施剑翘在法庭上的声望。尽管施剑翘的辩护团认为施剑翘的孝道动机其情可悯，但是公诉人认为审理案件依靠的是法律的准绳。（注：要想对此法律案件有更多的了解，请参见Lean，Public Passions，pp.106-140。）他们试图劝阻法官和旁听者被孝道在法庭上的权威所左右，他们认为，无论复仇的行动有多么的正义，仍然是谋杀行动，应该在公正的司法下，遭到应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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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孙传芳的支持者和控方的努力石沉大海。相反，施剑翘和她的辩护团体的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事实上，施剑翘把孝道的英雄主义这一传统动机进行重新包装，运用到表达现代的政治情操中来，得到了甚至连施剑翘本人都未曾想象到的成功。正如以下我要阐述的，施剑翘的复仇之举与都市观众对道德真实性、感伤英雄主义、国家公正的渴望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进而产生了一种新兴的以感情为基础的都市公众，并且得以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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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政治炒作，公众正义与国民党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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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孝女用事实证明她的自我表演特别得心应手，但是她根本未曾预料到她的行为所引起的轰动程度。暗杀之后的数月，大众媒体全面报道了此案，并且持续关注长期的法律审判之复杂进展，大众媒体可谓对此仇杀案如同着魔一般。而且，新闻媒体接受了施剑翘的暗示，称赞她的行动为“女侠”之举。冷静审慎而又哗众取宠的报章杂志以同样的方式把此案视为侠女复仇案，并且把施剑翘这样一个“妙龄弱女”与铲除军阀、反对暴力关联上。施剑翘的故事被各种娱乐媒体所改编，包括话剧、戏剧、弹词、长篇小说，它们都把施剑翘描写成英勇之女。根据此案改编的开片，题名为《血溅佛堂》，在刺杀之后就立即出现了。由于当时妇女界被抱怨缺乏英雄豪杰之辈，而唱片用唱词和押韵打消了听众的顾虑：施剑翘是真正适时而生的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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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究竟施剑翘是如何把自己打造成适时而生的女战士并非显而易见。在这一部分中，我认为，媒体对女刺客的描述使得她的故事嵌入了一个真正的武侠传奇之中，从而导致公众对当权者进行了激烈的批评。30年代中期，国民党重新统一国家之后的胜利喜悦逐渐消失。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华北迫在眉睫，中国内部也存在着地方军阀割据，政治形势岌岌可危。实际情况是国民党统治可谓严酷又无能。相反，施剑翘铲除了一位卖国求荣的华北军阀，这一戏剧性行动把女侠传奇带到真实世界，可谓十分引人注目，而且象征意义丰富。孙传芳虽然已经归隐，但他被怀疑私通日本。施剑翘铲除了他，因而就成为了一位侠义之士，并且她的故事为城市观众就如何最大程度实现民族和公众正义这一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提供了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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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据此事件改编的小说和戏剧中，施剑翘的侠义行动反对国民党的内涵十分明显。正如以往学者们所指出的，在30年代中国，人们目睹了城市中审查机构的增多。作为国民党有计划地加强对中国控制的一部分，它加强了对报纸、杂志甚至电影有系统的审查。（注：例如，可以参见Wakeman，Policing Shanghai；Xiao Zhiwei，“Constructing a New National Culture：Film Censorship and the Issues of Cantonese Dialect，Superstition，and Sex in the Nanjing Decade，”in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1922-1943，ed.Yingjin Zha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83-189。）特别是1934年出台了新闻审查的新政策，使得人们在政治上参与到比较常规的新闻领域内日益困难。实际上，在孙传芳遇刺的数月前，一部严厉的新闻出版法刚刚颁布，其在1935年6月和8月就遭到了新闻工作者的强烈抗议。（注：例如可以参见《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上面的文章，其中包括，“Revised Press Law，”17 July 1935；“Attempt to Regulate Mosquito Papers thought Law，”24 July 1935，p.151；“Regulation to Control Newspapers at GMD National Congress，”30 November 1935，p.86；“New Press Law is Opposed：Nanking Journalists Issued Memorandum，”7 August 1935，p.166；“Growing Defiance of Censorship，”4 December 1935，p.389。）就在这个富有挑衅性的审查制度出台的背景之下，一种肆意的政治批评经常是更容易地出现在戏剧和小说的领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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