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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增补版） [:170317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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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现代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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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新婚妻子必须是处女，若非处女，则或被丈夫休掉，或婚前男女两家协商，由女方给男方以某种补偿。当然，事情也不是绝对的，当某女子貌美如花时，即使知道她并非处女，一些好色的男子也会毫不犹豫地娶她为妻。在清代小说《姑妄言》中，魏卯儿听说边家女儿并非处女，但有十分姿色，便决定娶她，而“不论这些甚么真女儿假女儿”。（见《姑妄言》，第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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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现代，不论“真女儿假女儿”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蔚成风气。如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份对大学生的调查中，有57%的大学生认为，若发现对方婚前有性行为，不会影响未来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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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大学生的贞操观念的调查，是通过设置“如果发现未婚配偶过去曾和他人发生过性交关系，你的态度如何”来进行的，从他们的自我报告看来，对此持开明态度的还是大多数。在全部调查对象中，主张“立即断交”的占17.0%，主张“勉强结婚，留有创伤”的占14.0%，认为“不影响将来关系的”占57.0%，未答或不详占11.5%。（刘达临：《中国历代房内考》，第9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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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乎对方婚前是否有性行为，也就是对婚前性行为持开放或赞成的态度。在现代社会，持这种态度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多。据《性学总览》，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约有一半的女性有婚前性行为，到了20世纪60年代，该数字上升到了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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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赛发现，1900年至1910年出生的女性，有一半人在结婚时已不是处女……到了60年代末，这一比例从约50%上升到了70%～75%。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60年代末这50年里，主要的变化还不是未婚先孕的妇女的比例增加，而是妇女和男子对婚前性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这半个世纪中……进行性交的对象增加了，要性交就应该结婚的要求减少了。（莫尼等：《性学总览》，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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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对婚前性行为的开放态度并不说明人们对女子是否是处女已彻底不在乎。平心而论，在很多男子的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自己的恋人或新婚妻子是处女，只是因为处女实在难觅，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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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论如何，处女都是贞洁、干净、安全的一种象征，虽然我们对于贞洁的态度可以更加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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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增补版） [:170317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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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妇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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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节妇，指的是丈夫死后坚决不改嫁的女子，亦即俗称的守寡。中国古人提倡“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因此，节妇常常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称赞。鼓励女子守节的观念古已有之，在《周易·恒》卦的小象传中，即有“‘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之语，意即女子能从一而终，所以占问预示吉祥，把“从一而终”作为一种美德。然而，美德只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必须遵循的规则，因此，至少在两宋之前，中国社会并没有无女子必须守节的要求。无论在汉代还是在唐代，女子在丈夫死后，都是可以自由改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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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两宋时期，随着程朱理学的产生，尤其是朱子思想成为官方正统思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社会上普遍流行，对寡妇再嫁的限制也越来越厉害。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统治者大肆表彰节妇，为守贞节的女子立贞节牌坊，设烈女祠。如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明正德年间又对守贞烈女立贞烈碑。帝王并督令巡官每年上报贞节烈女事例，大行表彰。据《清实录》记载，仅康熙五十五年皇帝就亲自褒奖“拒奸殒命”9名烈女。雍正年间，更是下诏各地，在偏僻山乡，贫寒之家，加意搜罗贞节烈女。同治之后，各地又兴办贞节祠，鼓励妇女守寡持节。（参见《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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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方面由于守节能得到朝廷表彰，获得家族荣耀；一方面守节本身一直被视为一种美德，因此，在明清时期，守节的妇女极多，以至于不少地方贞节牌坊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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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贞节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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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守节，固然值得尊敬，然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更多的则是值得同情。因为，在一个个贞节牌坊的背后，隐藏的是众多妇女压抑、痛苦的一生。有许多妇女守节，其实是出于无奈，因为她们一旦在夫死后改嫁，面临的将会是十分可怕的局面：家人或会与你断绝亲情，族人或会把你视为异类，周围的邻居都会用鄙夷的眼光看你。这样的局面，会让你生不如死。因此，那些可怜的死了丈夫的女子，只好按照世俗观念的要求，压抑自己的人性欲望，去做一个循规蹈矩的节妇。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节妇守节都是出于无奈，中国古代确实不乏凛若冰霜、坚贞守节的节烈之妇，但说半数以上的节妇守节是出于无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在本节中，我将努力凭借各种资料，重现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女子守节的真实状况，包括社会环境、世俗观念、守节者的心理状态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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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增补版） [:170317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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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守节应出于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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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虽然由于朝廷表彰贞烈之女，寡妇守节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然而，寡妇守节在现实生活中却面临着许多具体问题。首先是守节寡妇的生计问题。对于大户人家来说，这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但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则是一个大问题。女子嫁人，本来就是依靠丈夫过日子，现在丈夫死了，又不能改嫁，就只能靠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这在男女极不平等的古代社会，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当守寡的女子已育有子女时，将更为困难。其次是寡妇的生理问题。只要是正常人都会有性欲，寡妇则只能压抑自己的性欲，而当有的寡妇无法忍受这种压抑时，各种伤风败俗之事便会随之发生，这样的事例，在明清时期可谓数不胜数。第三是社会风气及社会治安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农村及城镇中，总有一些因家贫或人品等问题而娶不上妻子的单身男子，当他们的邻居中出现守寡女子时，这些寡妇便很容易成为他们觊觎的目标，由此就会发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情，俗谓“寡妇门前是非多”，即就此而言。正是针对这些实际情况，一些有识之士对寡妇守节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清代的大学士朱轼说：“今欲使妇女尽守从一而终之义，虽颠连无告而孤寡茕茕，至死靡他，恐尧舜之治，天下有所不能。”（《朱文端公集》，卷三）清人钱泳也说：“余谓宋以前不以改嫁为非，宋以后则以改嫁为耻，皆讲道学家者误之。”他甚至认同“妇人以不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的说法。（见钱泳：《履园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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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明清小说中，作者亦常常用具体的事例来劝告世人：寡妇守节不能一概而论，既要考虑到寡妇的实际生活环境，也要考虑寡妇自己的真实想法。如在清代小说《醒世姻缘传》中，作者根据自己对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把寡妇分为三等，认为夫死后明确表示不愿守节、想要改嫁的是“上等的好人”；心里想改嫁，不好意思说，找各种借口达到改嫁目的的，“是第二等好人”；第三等则是口里喊着守节，暗地里与人通奸的寡妇。因此，作者的观点是：妇女肯不肯守节，全要由她自己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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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的妇女，有那丈夫亡后，肯守不肯守，全要凭他自己的心肠。只有本人甘心守节，立志不回的；或被人逼迫，或听人解劝，回转了初心，还嫁了人去。再没有本人不愿守节，你那旁边的人拦得住他，你就拦住了他的身子，也断乎拦不住他的心肠，倒也只听他本人自便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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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等妇人心口如一，不愿守节，开口明白说道：“守节事难，与其有始无终，不若慎终于始。”明明白白，没有子女，更是不消说得；若有子女，把来交付了公婆，或是交付了伯叔，又不把他产业带去，自己静静的嫁了人家。那局外旁人就有多口的，也只好说的一声：“某家妇人见有子女，不肯守节，嫁人去了。”也再讲不出别的是非。这是那样上等的好人，虽不与夫家立甚么气节，也不曾败坏了丈夫的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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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等有儿有女，家事又尽可过活，心里极待嫁人，口里不肯说出，定要坐一个不好的名目与人。有翁姑的，便说翁姑因儿子身故，把媳妇看做外人，凡百偏心，衣食都不照管。或有大伯小叔的，就说那妯娌怎样难为，伯叔护了自己的妻妾，欺侮孤孀。还有那上没了翁姑，中间又无伯叔，放着身长力大、亲生被肚的儿子，体贴勤顺的媳妇，只要自己嫁人，还要忍了心说那儿子忤逆，媳妇不贤，寻事讨口牙。家里嚷骂，还怕没有凭据，拿首帕踅了头，穿了领布衫，跑到稠人闹市，称说儿子合媳妇不孝，要到官府送他。围了许多人留劝回来，一连弄上几次，方才说道：“儿子媳妇不孝，家里存身不住，没奈何只得嫁人逃命求生！”卷了细软东西，留下些榔槺物件，自己守着新夫，团圆快活，致得那儿子媳妇一世做不得人，这样的也还要算他是第二等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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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那一样歪拉邪货，心里边即与那打圈的猪、走草的狗、起骒的驴马一样，口里说着那王道的假言，不管甚么丈夫的门风，与他挣一顶“绿头巾”的封赠；又不管甚么儿子的体面，与他荫“忘八羔子”四个字的衔名。就与那征舒的母亲一样，又与卫灵公家的南子一般。儿子又不好管他，旁人又只管耻笑他。又比了那唐朝武太后的旧例，明目张胆的横行，天地又扶助了他作恶，保佑他淫兴不衰，长命百岁，致得儿女们真是“豆腐吊在灰窝，吹掸不得”！（《醒世姻缘传》，第三十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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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小说《别有香》中，作者充满同情地说：节妇确实不好做，只有那些凡心已泯的女子，才做得了节妇。作者甚至说：烈女常有，而节妇不常有，因为烈女靠一时的决绝可以做到，节妇却需要一辈子的耐心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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