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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须严格区分同性恋者和同性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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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同性恋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前，必须首先区分同性恋者和同性性行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同性恋者，是指只对同性有性兴趣而对异性没有性兴趣的人。而同性性行为，则指同性之间发生的性行为；发生同性性行为的人，既可以是同性恋者，也可以是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换言之，同性恋者通常会或者希望发生同性性行为，而发生同性性行为的人不一定就是同性恋者。这种区分，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同性恋现象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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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学对同性恋现象曾作过不少调查，基本的结论是：虽然绝对同性恋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发生同性性行为的比例则比较高；人们的性取向在其一生中并非固定不变的，有的人可以在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发生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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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赛性学报告》中指出，在美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男性曾经有过同性性行为。（见瑞妮丝等：《金赛性学报告》，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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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性》一书中，则认为要确定有多少人是同性恋比较困难，因为它“依赖于你如何问这个问题”。书中说，经过调查发现，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比例，男性为2.8%，女性为1.4%；但是，承认自己被同性吸引的比例则要高得多，男性为6%，女性为5.5%。（见克鲁克斯等：《我们的性》，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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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承认自己被同性吸引的人之所以会比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人要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不少人是双性恋者，所以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但却承认自己被同性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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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性恋的问题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不少同性恋者，他们虽然对异性没有性兴趣，却仍然与异性发生性行为，甚至有不少人还与异性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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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如果仅仅根据人们的行为或外在表现，是很难确定某人是否是同性恋者的。现代学者刘达临在《中国历代房内考》中所列的一组数据就很好地反映了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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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人的性行为方面国外也做过调查，认为男性成人中完全的异性恋仅占35%，完全的同性恋以及以同性恋为主的约占8%，约55%的人属于中间型，他们是以异性恋为主，但有少数同性恋史，可见同性恋依恋仍可至少在65%以上的成年男子中不同程度地表露出来。（刘达临：《中国历代房内考》，第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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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明显是根据人们性行为的现状得出来的，其中“男性成人中完全的异性恋仅占35%”、“55%的人属于中间型”的说法无疑会令人惊讶，因为它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异性恋者占人群中绝大多数的观念。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未对同性恋者与同性性行为作很好的区分，把偶然发生的同性性行为等同于同性恋，从而使异性恋者的比例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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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偶然发生的同性性行为究竟是否属于同性恋，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西方性学家倾向于不把人群明确区分为同性恋者、异性恋者，认为这不过是两个极端的站点，在人的一生中，可能会经常在这两个站点之间变化，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确定“在某个时期中，有多少人曾经有过何种的性关系”，而不是去确定有多少人属于同性恋者、多少人属于异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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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要澄清的是，个人的性偏好，在人的一生之中是会经历转变的，甚至在特定的时空下还会经历多次的转变。因此，所谓的性别角色，并非如早年发表的统计数据一般那么僵化而一成不变。以金赛的解释为例，他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将人分成两类：一种是异性恋，而另一种是同性恋；换句话说，我们根本无理由把羊二分成绵羊与山羊。“在生物界中，就各种特征而言，均呈现出连续不断的变化”。因此，同性恋与异性恋，不过是两个极端的站点罢了，在这两者之间，则“充满各种变异状况的渐进过程”。所以，“女同性恋”、“同性恋”或“异性恋”这些词，应该视为形容词，而不是用来界定个人本质的名词，把人分成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等等，都是很不恰当的分法，重要的是，人们的性行为应如何分类为同性恋行为、女同性恋行为或异性恋行为。简言之，我们只能问：在某个时期中，有多少人曾经有过何种的性关系。这也就是本研究所探讨的重点所在。（海蒂：《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第285～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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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观点和态度，对于纯粹的性学研究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则不会满足于此，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给自己在社会上定位，而这种定位对于他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本人认为，对社会人群作出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区分还是很有必要的。区分的标准，则在于人们的内心，即他的性对象究竟是同性还是异性，若是异性，则为异性恋者；若是同性，则为同性恋者；若对同性与异性均有兴趣，则为双性恋者。至于在生活中偶然发生的同性性行为，则应作严格的甄别，对于被人强迫或纯粹出于好奇心而进行的同性性行为，则不应被视为同性恋行为。至于说一个人在其一生中的性取向会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毕竟不多，不应影响我们对同性恋问题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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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待同性恋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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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作为一种与异性恋相异的性爱行为，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被视为一种反常的行为。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反常的行为，历史上却有不少帝王、大臣、文化名人参与其中，乐而忘返，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热衷搞同性恋？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同性恋？由此也产生了对待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或明确表示反对，或明确表示支持，或主张对同性恋者采取严厉的制裁，或提倡把同性恋者改造成异性恋者，或主张对同性恋者持宽容的态度……种种观点，不一而足。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呢？这就需要我们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待同性恋，从人性的角度去对待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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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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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家中，我们找不到他们关于同性恋的任何论述，对此，有学者认为，这说明他们把同性恋问题置于社会问题中的末要位置，在整个道德体系中无关紧要、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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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同性恋广泛存在，但诸子百家普遍地对这一社会现象——指发生在一般社会成员之中的一般意义上的同性恋——不予重视，不多加评论。这说明他们把一般的同性恋置于了社会问题中的末要位置，认为只需民众去进行反应性的自发调节即可，而不必用系统高深的理论去加以研究，做出规范。同性恋属于道德伦理的范围，与个人修养、家庭维系、社会风化都有一些干连。儒家是重视道德问题的，《大学》讲做人应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家庭与国家政治摆在一起，给予了特别关注。也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的结合。而诸儒却不谈男色，实际就是认为同性恋在整个道德体系中无关紧要、无足轻重。（张在舟：《暧昧的历程》，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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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不光正统的思想家不谈同性恋问题，就连专门讨论性问题的房中典籍，也不谈同性恋问题。荷兰学者高罗佩认为，在中国古代，房中典籍中之所以不提男性同性恋，是因为认为两个男子的同性性行为不会导致阳气的完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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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中秘籍从未提到过男子同性恋，因为这种书只涉及婚姻性关系，文献史料通常对它持中立态度。男子同性恋既不被推荐也未受尖锐谴责。一些史料含糊地暗示两个男人的亲密接触不可能导致阳气的完全丧失，因为双方互为元阳的容器。（高罗佩：《秘戏图考》，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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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代正统思想家不谈同性恋，房中书不谈同性恋，并不代表中国古人不谈同性恋。在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关于同性恋（主要是男性同性恋）的评论。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同性恋主要持谴责、否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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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男性同性恋者通常都会有肛交行为，故人们常常把男性同性恋与肛交看成一回事。因此，对男性同性恋的态度，也往往变为对肛交的态度。如明代作品《石点头》中，明确指出，夫妇相配，才是正经道理，同性恋将男作女，“偏好后庭花的滋味”，交欢淫乐，“岂非一件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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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天地，便有阴阳配合。夫妇五伦之始，此乃正经道理，自不必说。就是纳妾置婢，也还古礼所有，亦是常事。至若爱风月的，秦楼楚馆，买笑追欢；坏行止的，桑间濮上，暗约私期。虽然是个邪淫，毕竟还是男女情欲，也未足为怪。独好笑有一等人，偏好后庭花的滋味，将男作女，一般样交欢淫乐，意乱心迷，岂非一件异事？（《石点头》，第十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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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的《全人矩镬》中，明确称男性同性恋为“男淫恶孽”，并指出了同性恋的种种害处，包括“夫妇失好”、“绝人子嗣”、毁损身体，等等。文中还称“先儒云：女淫以人学豕，男淫豕所不为”，只是不知典出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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