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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儒大倡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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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在宋代的兴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宋儒鼓吹的理论也有多方面内容，但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要点之一就是对礼教的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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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程颢、程颐兄弟，长期讲学于洛阳，形成所谓“洛学”。宋儒之讲求礼教，其最著者即始于二程。有人问程颐：有寡妇贫困无依，可否再嫁？程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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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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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两语从此成为名言。此说选择了饿死与再嫁两个极端情况来强调妇人从一而终的礼教，这与孟子当年“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啻食重”的教诲截然相反；然而宋儒却无不自命为孔孟之徒，二程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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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来强调礼教，并非孤立之说，它是所谓“理、欲之辨”的一个组成部分。二程反复阐述“理、欲之辨”，力倡禁欲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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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二程粹言》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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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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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禁欲，乃可使“天理”得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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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继承二程学说而又有发展，形成所谓“程朱理学”，在当时被称为“道学”。对于礼教的强调，也在朱熹那里达到新的高度。他大讲“正心诚意”之类的内心自省，更断然将“理、欲之辨”推向极端，力言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绝不能并存，《朱子语类》卷十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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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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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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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极端禁欲主义的主张，连朱熹本人也未能实践（参见本书第五章所述朱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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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又通过为儒家经典作注的形式阐述其主张，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等。他在这些作品中经常透过自己的道学眼镜歪曲原作本义，或者借题发挥。比如对于“子见南子”一事，他骨子里是不赞成的，但孔子既曾见之，他不便“非圣”，只好说“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论语集注》卷三）——若换了别人去见，就不行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在《诗集传》中对大量《诗经》篇章的贬斥。《国风》中被他直接指斥为“淫奔之辞”者至少有二十二篇【6】；《卫风·氓》和《郑风·遵大路》本为弃妇之辞，他也不肯放过，硬指为“淫妇为人所弃”——仿佛天底下没有负心男子，只有该当被弃的“淫妇”。对于《郑风》，朱熹尤为痛恨，他在《诗集传》卷四中发了一大段议论，堪为宋儒道学之论的典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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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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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道学言论之荒谬，只要指出一点就不难想见其余——朱熹自己是相信“孔子删《诗》”之说的（见《诗集传》序），那么《郑风》中如此可恶的大量“淫奔之辞”，“道大德全”的圣人孔子为何不将它们删去，还要传之后世去害人？何况孔子还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岂不是圣人也为淫张目？这个例子也再次证明：宋、明道学家们虽自命为孔孟之徒，自许所言皆孔孟之道，其实离开当初孔孟的学说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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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倡导礼教，并不满足于仅在理论上阐发，在生活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实践。鄙弃文艺，不近娼女，成为人们勾画道学家面貌时的突出之点。据说程颐一日遇见秦观，问“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否秦观词中之句，秦以为程颐欣赏此句，“拱手逊谢”，谁知却得到程颐的训斥：“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见《瓮牖闲评》）陆九渊见谢伋狎娼，就责问“士君子朝夕与贱娼居，独不愧名教乎”，后来遭到谢的调侃，只好默然（《宋艳》卷五引《豪谱》）。有一个关于二程与妓女的故事，特别有名，可见《宋艳》卷一引《人谱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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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夫家会饮。座中有二红裙侑觞，伊川见妓，即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尽欢而罢。次早，明道至伊川斋头，语及昨事，伊川犹有怒色。明道笑曰：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伊川不觉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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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大程心中无妓”成为文人常用的典故。对这类故事的真实性不必过于拘泥，它们即使出于虚构或讹传，至少也反映了道学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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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所倡男女大防之礼教，要求人人都作道德自律，尽量过禁欲主义的生活，其中对妇女则更加上从一而终、“节”、“烈”等苛求。关于宋儒力倡礼教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清初方苞有一段论述，见《方苞集》卷四“岩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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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秦、周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农市儿皆耳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呜呼！自秦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而有关于百世以下之人纪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与天地参，而直承乎尧、舜、汤、文之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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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夸张而令人厌恶的礼教颂歌，对妇女则冷酷无情，论“道统”则迂腐可笑，但也确实反映了宋儒大倡礼教的“功效”——而这正是一个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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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疑问与思考：礼教与政治集权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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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儒家礼教，源出先秦。但我们又已经看到，春秋战国之时，各国贵族在行动上如此放荡，可以说他们心目中根本不会有什么“男女大防”；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礼教又何以能够产生？这个疑问，可以由顾颉刚遗作中的一项研究结果帮助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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