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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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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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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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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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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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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哲学开始,人的思想和道德意义上的好生活就常常联系在一起。在柏拉图那里,苏格拉底坚持的是这样一个信念,由于我们思想,我们能过更好的生活,不只是更幸福,而且是更道德。公元2世纪的印度佛教哲学家龙树(Nagarjuna)把人的智慧(prajna)、识虚悟空(sunyata)和怜悯之心(karuna)看成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中国明代的王阳明则说,“圣人亦是学知”,圣贤庸愚,若能致知,皆能明德,“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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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基础不仅是理性,而且是道德的理性。光凭所谓的“理性”,正如布莱克(Max Black)所说,“一个人可以思想再思想,但却仍然是一个恶棍”。思想需要公正、客观、持平和判断。具备这些特征的思想其实就已经具备了道德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正义辩护最后转化成为知识的生活辩护。如果我们坚持知识的生活,坚持生活在一种不为私利所扭曲的公共真实之中,那么我们所坚持的就不只是一种认知的理想,而且也是一种道德的理想。个人的思想和集体的道德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在于,思想要求我们确认好生活一定是道德的生活,因为思想本身就具有道德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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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我”)的思想和集体(“我们”)的行为及行动联系在一起,把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联系在一起,既是为了表明知识分子介入社会问题的责任,也是为了主张,无论是谁,若要有效地介入公众问题的讨论,都需要尽可能地尊重知识学理,借助理性分析和实行独立判断。一旦理性思考与公共关怀合为一体,那些原本似乎只属于知识分子的精英特征也就会获得普遍的公民社会意义,成为现代社会普通成员都可以具备的思想和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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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公共关怀在不同的现代社会中会提出不同的问题,会有不同的侧重点,这是因为现代性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社会形态。讨论现代性的要义,正如戈德法布(J. C. Goldfarb)所说,应在于“分辨现代的恐怖(极权主义)、现代的挑战(首先是相对主义)、现代的成就(如自由主义)和现代的梦想(尤其是民主)”。极权主义、相对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主题是我在本书中讨论的内容,在此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本关于现代性的书。这里既涉及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和局限,也涉及它的丰富性和可能性。现代性是人在上帝死了之后,先图宰制,后行毁灭,继而从毁灭中再求新生的过程。正是在这个不断持续进行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相互区别但又相互依存的现代公共政治话语:个人主义和社群、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公共利益和共善、技术官僚和人道主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实用和权利、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和极权。本书正是在对这些话语的思考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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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部分“政治和伦理的现代性”集中讨论了哈贝马斯和阿伦特这两位思想家。他们的政治哲学涉及了现代政治、现代社会理念、现代普遍价值、现代宪政观和现代人权观等一系列问题。哈贝马斯和阿伦特都从具体的历史经验,而非某种单一的现代性模式去把握现代性对当今人类现实生存的实际影响。对他们来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纳粹极权对公共生活的毁灭性破坏是一个不容忘却的历史背景,也是一个仍具现实意义的政治经验。正是由于人类在20世纪所饱受的种种现代政治劫难(纳粹、斯大林主义、败死的革命、冷战、现代形态的暴力等等),政治专制的极端意识形态控制才应当成为我们今天批判现代性的主要着眼点。无论是哈贝马斯对宪政和人权的论述,还是阿伦特对极权邪恶和高尚政治的讨论,都体现了这样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现代性既是现代思想批判的对象,也是现代思想批判的理论价值资源。现代性是当今人们生存的基本处境,也是改变这一处境的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现代性是别无选择的现代性,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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