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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第一出：皆大欢喜的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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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过了杨云标和乡土中国的故事，也讲过了袁天鹏和议事规则的故事，终于轮到“我”出场了——我就是那个把杨云标和袁天鹏拉到一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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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杨云标是在2005年，那时候我在写一本关于NGO的书。写书的事情完成之后，主人公里有几个人不仅成了我长期关注的对象，也处成了个人的朋友，其中就有杨云标。我或者他，在去北京的时候会事先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如果对得上就见个面。一般在电话里或者刚见到的时候，他都会说这段时间取得的进展，是“报喜”，如果时间长一点而且又没有别的人，也会“报忧”，说到他的问题和困境、资金的问题、内部人事变动、与基金会或者资源方不成功的沟通。我们都是在一线做事情的人，所面对的内忧外患大致相同，有时候彼此出出主意，有时候只是发发牢骚，相互安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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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早以前就知道议事规则，知道这是个好东西。商务版的《议事规则》那本书买过好几本，有自己留着的，也有送人的，也试着在用。但是说实话，书没有真正看懂，用也用得不得法。直到2007年，我正在为自己努力多年的事情如何组织化纠结，想在一开始就建立一种共管共治的架构又不知从何下手，朋友向我介绍袁天鹏，说他正在做这么一件事，正在NGO里寻找实验点，“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提供免费的议事规则咨询，全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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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袁天鹏就受邀参加，做我们的会议主持和规则顾问。后来我的这次组织化努力以失败告终，认识有二：一是，议事规则再好，毕竟只是个“二级规则”，在这上面一层的是“做不做这件事”，再具体一点，可以分为“大环境是不是允许”和“相关的人是不是真正愿意”，我们的问题出在后者；二是，议事规则有用也可用，它成了人过四十之后还能影响和改变我的因素之一。再有一个是我个人的收获，通过这事儿，交了袁天鹏这样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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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1日一大早，我和杨云标约在北京时代金源，一起见面的还有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发起人刘老石（就是2003年给南塘派遣大学生支农队的那个人），刘老石也是我2005年认识的朋友，一直在做支持大学生农村调研和推动农村合作社的工作。因为三个人都足够熟，见面后直接谈的就是云标的困境，谈合作社的治理问题。三天前我刚跟云标见过一面，已经提到了天鹏和议事规则，这次旧话重提并向刘老石做了一番推销，是这么这么一回事，可以产生怎么怎么样的作用。“袁天鹏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要不就约过来一起见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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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拉郎配”的第一出，时间不长但效果很好，皆大欢喜的一个开场。合作社有治理需求（云标列出了合作社会议中亟待解决的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三大问题），袁天鹏有推广需求，他们合作你情我愿是毫无疑问的。应用议事规则可以回应合作社会议中的问题，同时可以帮助从未有过农村经历的袁天鹏迈开议事规则入村的第一步。刘老石有全国农民合作社的网络，有自己的推广力量（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和大学生支农队），可以利用已有的与全国范围内农村合作社联系的网络将实验成果推而广之。做不做？做！钱哪儿来？我们四个人异口同声：“找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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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是香港乐施会北京办公室NGO支持项目干事，是把袁天鹏介绍给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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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不只是把袁天鹏和议事规则介绍给我，他几乎是疯狂地在任何可能的场合把袁天鹏和议事规则介绍给所有可能的人，并随时随地担任天鹏的培训助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天鹏总是联袂出现，几乎成了一对连体婴儿。其实，我和高天在向农村合作社推广议事规则的事情上都是蓄谋已久的，高天更久之前曾经跟云标提到天鹏介绍他们认识，但时间不凑巧就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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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天鹏：“高天在哪儿呢？”“可能在香港，也可能正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两个人，都熟知对方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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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给高天打电话，确实已经在回来的路上。我三句话告诉他我们几个人要做一件什么事，需要向乐施会申请一个小额推广项目。相关几方都是各自行当里扑腾多年的老战士了，联手做这件事情算是强强联合，不谈个人感情公事公办，到乐施会申请也是个对口对路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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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最快什么时间可以见个面。“最快是多快？”“我14号去河北，15号去鞍山，刘老石12号下午5点钟坐火车离开北京，只有12号了。”“那就12号下午两点，地铁沿线。”我补上一句：“安定门肯德基，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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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欢喜，媒婆也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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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第二出：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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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相亲效果”，虽然相隔只有一天，我这个媒婆事先还做了些功课。具体内容会出现在后面的《媒婆手记》里，在此跳过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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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2008年5月12日，相关人等全部到场，挤在肯德基二楼的一个卡座，细化我们的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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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鹏到后就拿出了电脑，是个工作会议的架势，即使是在嘈杂的快餐店里，他都可以是一种非常正式的工作状态，这一点，不服不行。肯德基虽然允许我们免费占用他们的座位干聊，但不提供电源，我与天鹏、高天三个笔记本接力，完成了那天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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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客串了一把会议主持，杨云标、袁天鹏、刘老石作为项目相关方下场讨论，高天记录。没有成文的讨论方案，我们就依乐施会项目申请书的格式，一条一条地捋我们的项目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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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乐施会申请项目已经是我们的四方共识，申请方向就是高天负责的“NGO支持”，得到他的认可之后就成了五方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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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还算顺利，写项目书的细节上有些问题，干脆不用书面语，在介绍项目背景和时候，是用云标自己的语言说了记下来的，这个项目背景写得别具一格，基本上就是在讲故事，讲完了合作社的故事，讲合作社与乡建中心的渊源，再讲到我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介绍合作社与天鹏合作。最后一句——“四方合作举办农村合作社内部治理能力建设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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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项目目标，云标分析了合作社会议中存在的问题，确定从“一言堂”、跑题、野蛮争论等现象入手，引入主持人及介绍主持人的基本职能，引入动议概念避免空谈，引入程序动议，为合作社培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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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明确了，再往下顺衡量指标。写到这里老石要走，他要去南站赶火车回天津，几方合作的架构已经确认，与他有关的内容也基本都过了。已经确认了在这个合作中他们做什么、怎么做，那就放他走——当然，不放也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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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起这个合作的时候，拉老石进来，是我很明确的想法。但最吃不准的，也是他。一方面，他对议事规则的了解和认识不同，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从需要上说，需求不迫切。但是，天鹏、云标和我都没有推广能力，在这方面他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他有传播能力，有传播团队，又有行业内影响。再有一点，我很清楚到村子里推广议事规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担心天鹏一个人孤掌难鸣，老石是乡亲都知道的人，有影响，乡亲们都知道云标的很多资源是他拉来的，拉上他一起出现，是可以给天鹏“扎场子”的。他能够明确加入，并参与培训和推广，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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