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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2 户籍制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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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人世界”的交易、产权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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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别被冠以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1]。这里，不是要讨论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优劣，而是通过对方法论的探讨，进而观察“鲁宾孙世界”的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的起源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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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微观基础”[2]。这里仍假设：第一，人是自利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的行为的根本动机，但利益不仅仅是物质的，也包括声誉等非物质的方面；第二，人是理性的，即“个人对物品（和劳务）宁多毋少”[3]，但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人对环境的计算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理性”又是有界的[4]。此外，稀缺也是“经济人”的一个隐含假设，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稀缺资源的利用[5]。而且，稀缺也包括人生命的有限性，即诺思意义上的时间[6]；还包括绝对的和相对的稀缺，相对的稀缺还包括“资源的数量是相对于技术状况而言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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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假设，评判者往往求助于马克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但马克思也曾在多个维度探讨过人的本质[9]，如“人是人的最高本质”[10]、“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1]等。马克思强调“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12]，“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3]。实际上，“经济人”假说仅为制度分析提供了统一的基础和标准[14]，如张五常所言，“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私是人的本质，是真理，是不可更改的，但从经济科学的角度看，这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私作为一个辩证的基础假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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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制度经济学虽然强调“制度是人类所创造的，并由人类而改进，我们的理论必须从个人开始”[16]，但一般又认为交易、交易费用、产权等只发生在“多人社会”中，制度也总是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人类的种种行为和关系都可以在“交易”这个一般化概念下进行讨论，如从语言、习惯等作为交易积淀的“非正式制度”到宪法等“正式制度”。康芒斯把“交易”看作是与“生产”相对应的概念，“生产”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活动与“交易”活动共同构成了人类全部的经济活动。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不以实际物质为对象，而以财产权利为对象，是人与人之间对自然物的权利的让与和取得关系，“是所有权的转移”，不同的具体交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经济研究上的较大单位——“运行的机构”或制度，“制度”不过是无数次交易活动的结果[17]。德姆塞茨认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其他人交换货品，那么一般来说每个人的结果将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18]。在泰勒看来，由于经济双方行为主体的一切交易活动在本质上都可以认为是一种权利束的相互交换，所以“交换，如果发生的话，存在于所有权的转移和双方对各自所持权利的共同承认”[19]。菲吕博腾和配杰威齐也强调“产权是因存在稀缺物品和其特定用途而引起的人们之间的关系”[20]。张五常总结认为交易费用定义为“那些在鲁宾孙·克鲁索（一人世界的）经济中不能想象的一切成本，在一人世界里，没有产权，也没有交易，没有任何形式的经济组织”[21]。林毅夫进一步指出，“鲁宾孙世界不需要制度”，因为他“不和其他人发生关联”[22]。这样，制度经济学总是在迈进“一人世界”前就止步了，没有把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始终，没有在方法论上坚持“理论假设的一致性”以及“内部逻辑的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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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研究已注意到“一人世界”的交易、交易费用问题或为问题的讨论留下了空间。对于交易，科斯的理解已有一般化的趋势[24]；威廉姆森则给出了一个晦涩的解释，即“当一项物品或劳务在技术上可分的结合部发生转移时，交易就发生了，活动的一个阶段终止后，另一个阶段就开始了”[25]；米塞斯把交易定义为“一种用更满意的事态替代不满意事态的企图”，而且提出了“与别人无关的行为是自我交易”问题[26]。对于交易费用（成本），贝克尔提出了一人经济中发生的协调成本问题，如学习各种不同知识所费的时间[27]；汪丁丁则指出，张五常的交易费用定义“只能说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说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只有因“过高的交易费用，人们才会生存在‘与世隔绝’中”，而即使“他放弃与其他人合作所能够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尽管小于合作的交易费用，仍然是一种机会成本，是一人经济的交易费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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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也看到“在鲁宾孙的一人世界中，有免费物品，也有经济物品。在争取较多的某种经济物品时，鲁宾孙是要付出代价的。想多吃一尾鱼，他就得减少休息；为了多获一些木材取暖，减少苹果的种植就是代价；今年要多吃一点麦，明年就得少吃一点。是的，在荒岛上，鲁宾孙也要面对供不应求的现实，有经济物品的存在，要付代价，所以像我们那样，他也要在选择中作其取舍”，而且“某些讯息费用还是存在的。例如鲁宾孙可能要花时间走到高山上，远眺环境，希望多知一点明天的天气”，但他坚持“讯息费用（information cost）不一定是交易费用”。在张五常看来，“在鲁宾孙的荒岛上，在那一人世界中，竞争是不存在的”，虽然“那荒岛上可能有其他的野兽，与鲁宾孙竞争、抢食，但那里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但又强调“经济学上的‘竞争’（competition）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鲁宾孙的世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因此在“没有竞争的一人世界中，经济学着实肤浅”[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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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认为张五常的交易费用“定义抓住了交易费用概念的核心部分，那就是：交易费用发生的前提是人们的利益分歧，这是交易费用之所以发生的必要条件”[30]。但按诺思对新古典理论“时间无关紧要”的批评，对“鲁宾孙的世界”恐怕也是被“塑造了一片无冲突的、静态的天地”[31]。因为“鲁宾孙的世界”被假设成资源无限、人的能力无限也不存在不确定性，或者在资源、人的能力和不确定性都存在的情况下，“理性”的人选择的是“宁少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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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鲁宾孙的世界”，简单地，考虑到要维持生命、保证安全（如防止野兽的攻击）等需要，按照理性经济人的设定，鲁宾孙总是希望获得更多、吃得更好，但在资源稀缺和人的能力有限的条件下，资源（物质世界）状况必然对鲁宾孙的利益产生影响。那么，鲁宾孙虽然希望“今天”能够获得更多、吃得更好，但为了“明天”（主要是生命和时间），恐怕不得不把自己的欲望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忍受一定程度的饥饿，其底线是至少能够维持鲁宾孙的生命到他下一次获取食物；他虽然不愿付出更多，但为了“明天”却不得不花更多的气力建盖一所“坚固的房子”，而不是随便拿一片“大树叶”藏身避雨。这样，如果把时间和稀缺性放进鲁宾孙的世界，那么“今天的鲁宾孙”和“明天的鲁宾孙”实际就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利益分歧，或者理解为“今天的鲁宾孙”和“明天的鲁宾孙”成了“两个不同的主体”。所以，利益分歧或不一致不一定非要在“多人社会”中，如果考虑到时间和稀缺性的条件，利益分歧也可能存在于鲁宾孙的一人世界里，至少“今天的鲁宾孙”与“明天的鲁宾孙”之间也可能产生利益分歧。这样看来，一人世界的经济学也并不肤浅。马克思虽然批评了“大大小小的鲁宾孙一类故事所造成的……假象”[32]，但早就注意到鲁宾孙的“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33]。实际上，不仅要对自己的人力资源，鲁宾孙还要对自己的资源消耗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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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易及其成本看，康芒斯的“交易”是人与人之间对自然物“所有权的转移”，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鲁宾孙”和“明天的鲁宾孙”之间对自然物“所有权的转移”，或许这正是米塞斯“自我交易”应该表达的情况。那些“今天的鲁宾孙”为“明天的鲁宾孙”减少了的收益或增加了付出，就成为“今天的鲁宾孙”向“明天的鲁宾孙”支付的成本，也就是“一人世界”的交易成本。汪丁丁虽然看到了鲁宾孙的机会成本和“利益分歧”的重要，但忽略了“今天的鲁宾孙”和“明天的鲁宾孙”之间的利益分歧。从产权（权利）方面看，菲吕博腾和配杰威齐的“产权是因存在稀缺物品和其特定用途而引起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鲁宾孙”和“明天的鲁宾孙”之间的产权关系，这种最初的产权实际可以理解为“人力产权”[34]。夏勇认为最初始也是最简单的权利和义务含义是“应该获得”和“应该提供”，即某人认为或者被认为应该从他人、从社会那里获得或向他人、向社会提供某种行为或不作为[35]。但在鲁宾孙的世界里，却是“明天的鲁宾孙”从“今天的鲁宾孙”那里获得；“今天的鲁宾孙”为“明天的鲁宾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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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按康芒斯的理解，鲁宾孙进行捕猎或建盖一所“房子”的活动，一定是人对自然（物质世界）的活动，体现人与自然的一种技术关系。但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我们甚至可以把“鲁宾孙的世界”（至少是与可以被鲁宾孙迅速消耗掉的动物和植物）看作是交易活动“主体”的另一方。所以，康芒斯人与自然之间只存在“生产费用”不存在“交易费用”的理解，至少在鲁宾孙的世界里可能存在交叉。这时，我们看到，除了自然的和自身能力的制约外，鲁宾孙已经不再受到其他任何的制约了。这里我们似乎也已看到了斯密“看不见的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36]。这时，我们已经回到了“理性经济人”假设本身，回到了“鲁宾孙的世界”。同样，与其说“权利本质上依赖于权力”[37]，不如说权利本质上依赖于制约。鲁宾孙这时的权利是自身能力（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函数。人的权利不是“人们的权利要求和权利积累逐步增长的结果”[38]，而是人的资源及其资源能力提高的结果。按照马克思的方式，这时的一切“社会”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鲁宾孙作为人的权利的就是一人世界的生产方式。人与自然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39]。另外，如果说这是一种因自然资源限制而产生的权利，这倒是一种“自然权利”产生的解释[40]。也许从这个时候开始，动物和植物的“权利”就应该而且已经得到了确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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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鲁宾孙世界也就可能产生制度。鲁宾孙虽然希望“今天”能获得更多、吃得更好，但为了“明天”，却不得不把自己的欲望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进而恐怕就会“制定”出类似对幼兽和怀胎母兽捕杀等“禁忌”[42]；他虽然不愿付出更多，但不得不花更多的气力建盖一所“房子”，而不是随便拿一片“大树叶”藏身，进而恐怕还会“制定”出类似今天的建筑物抗风暴或抗地震等级的“标准”，而且在一定的试错过程中，鲁宾孙还会不断修改这些“禁忌”和“标准”，包括制造出防止野兽而不是“小偷”的“装了锁”的“大门”[43]。因此，只要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有效，只要在时间有限和资源稀缺的条件下，鲁宾孙的世界就一定会有利益分歧，一定会存在交易、权利，甚至就一定会演化出制度。实际上，今天我们的大多数制度直接考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许多制度实际上是通过直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反映人与人（包括今天的人与明天的人）之间的关系，如环境保护以及建筑物抗风暴或抗地震等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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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我们仍然把诺思的“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的“个体意识”等都看作是“非正式的制度”[44]，如果我们不否认鲁宾孙一定有他的“个人意识”或者“经济人”内含的“理性”，那么，一人世界里的鲁宾孙就已经包含了“非正式的制度”的内容。那些鲁宾孙的“禁忌”和“标准”，就是在一人世界里以个人观念、思想习惯、个体意识表现出来的非正式的“制度”。因此，交易、权利，甚至制度都应该也可能进一步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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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2.2 多人世界中的竞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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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世界”只是第一步，我们仍然需要回到更接近真实的世界。先看有两个“鲁宾孙·克鲁索”的世界，再看多人世界和作为集团的多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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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假设这个世界里的两个鲁宾孙是无差别的，他们具有完全相同的智力、体力、消耗资源量及获取资源的能力，还假设这个世界的资源仍然稀缺但能够维持两个鲁宾孙的世界。那么，无论他们之间是否产生联系，无论他们之间是合作还是竞争，甲鲁宾孙采取什么行动，乙鲁宾孙也将采取同样的行动。这样，两个鲁宾孙享有和承担完全相同的权利和义务，相互实施完全对等的制约，包括占有对方部分人力资源和劳动成果。这时，两个鲁宾孙的世界实际上和“一人世界”的鲁宾孙并没有区别。如果他们之间不产生联系，而是把这个世界一分为二，则他们将各自回到“一人世界”。当然，这里的成本（包括划分并看守界线的成本）就等于汪丁丁意义上回到多人世界的机会成本，这里的制度也包括鲁宾孙“一人世界”的制度以及划分、遵守并看护界线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人世界”不存在交易、交易费用、产权，那么在这样的“多人社会”中也不存在，除了汪丁丁意义上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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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讲，“为了生存，人们只有两个选择：（1）与世隔绝，（2）互相尊重产权。于是人们选择（1）这个事实就说明选择（2）的成本高于选择（l）的成本。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过高的交易费用，人们才会生存在‘与世隔绝’中。所以张五常给出的交易费用定义也陷入了窘境。‘鲁宾孙·克鲁索’要么是由于没有选择而进入一人经济，要么是选择待在一人经济里”[45]。离开一人世界的鲁宾孙就与他人发生了联系，“竞争”与“合作（非竞争）”是联系的两个类型[46]。合作可以是非组织型合作也可以是组织型合作[47]。组织型合作常称为集团[48]。集团还可进一步区分为“没有组织的集团”和“组织”（有组织的集团）[49]。诺思列举了组织的各种形式，归纳了组织的基本特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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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合作起源上还存在着争论。博弈论通过“囚徒困境”[51]，试图说明两个经济人的博弈必然陷入不合作的纳什均衡[52]。对于这个与作为人类合作常态的悖论，一些研究者通过把单次囚徒困境看成重复博弈的一个子博弈，通过无限重复博弈达到“无名氏定理”所期望的合作，如阿克斯罗德主持设计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试验[53]。一些研究者通过对人性的假设或博弈规则的调整，如使经济人成为带有同情心的经济人[54]，如桑塔费研究院的“强互惠”[55]或“利他惩罚”[56]的行为，来解决经济人最大化行为与社会合作结果的不一致[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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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对于合作起源的思考，实际还有一个隐含假设，即经济活动是永续性的。但鲁宾孙世界的经济将随着鲁宾孙生命的终结而消亡，这也是许多经济分析难以回到“一人世界”的内心忧虑。实际上，在资源稀缺和与自然、其他物种竞争的前提下，放弃合作回到一人经济无异于自取灭亡，它本身违背人作为生物存在的目的，诺思称为“在严格的社会生物学模型中，生存能力的最大化是行动者的动机”[58]。这个成本是绝大多数个体无法承受或者无法用收益-成本来计算的，这就是最初的“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59]。而“度量费用非常高的东西将是一种共有财产和资源”[60]，这实际就为合作提供了空间。从权利的角度讲，这时的人们不是没有“你的”还是“我的”等意识[61]，而是由于生产力或“知识和技术存量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62]，把资源看成是“我们的”即公有产权比看成“我的”即私有产权更符合“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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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讲，“产权必须是排他性的权利”，“而且必须是能行使的”[63]。产权的行使依赖产权主体的产权能力，但如果个体的产权能力仍不足以行使产权，产权主体则可能转向集团，把个人自身能力（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函数调整为自身能力（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合作者权利的权利函数，把个人的排他性的权利调整为集团的排他性的权利，通过集团的技术、资源基数和人口的生产函数来实现个人的产权。除了回到“一人世界”的机会成本外，权利主体还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利。对于生存还是毁灭来讲，让渡部分权利符合权利主体的收益-成本计算。而权利主体彼此让渡出来的这一部分权利或支付的成本也形成了集团的“合作剩余”[64]。因此合作剩余是基本的“一致同意（无异议）”或“合意一致”[65]，只有“接受这一决定的成本低于由退出所带来的成本”[66]，才能够成为林毅夫达成合作的“前提条件”[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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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合作的产生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科尔曼“每个人都控制着能使对方获利的资源，这样他们就必须从事与对方发生关系的活动”，更不是“用自己控制的与自身无益或益处不大的资源与他人交换”[68]。此时的“囚徒困境”博弈不是对一般的收益成本的选择，而是对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此外不存在任何第三条道路。或者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第三方博弈，即资源稀缺包括与自然、其他物种竞争。因此，这里把它称为“元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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