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02220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2.4 人类早期集团对人的控制制度
1703202221
1703202222
人类最初社会常被描绘成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共同决策、共同行动、共同劳动、共享收获被描述为这时的社会特征。事实上，这仅仅是人类早期集团内部的部分情况。由于面临与其他物种包括与其他人类集团的竞争，集团内部单个生产或独享收获都有“害人终害己”的危险，收益（食物）共享是集团及其成员存在的基本保证，公有形式的产权也就成为每一个集团成员的需要。集团成员之间共享收获，相互占有劳动，地位大致平等。但由于自然差异，决策、劳动只可能是具有决策、劳动能力的人的事情，至少儿童是难以参与的，老弱病残等也会个别、偶然地脱离直接生产，但他们仍要参与食物的分配。集团生存的制约使个体行动部分转化为义务。而老弱病残等个别、偶然脱离直接生产的个体参与食物分配，则可以被看作是集团及其成员对这些个体的某种补偿或对未来自己处于这些情况的投资。
1703202223
1703202224
另外，无论是狩猎还是采集，事实上都存在由于能力、技术、智力、资源和机遇等客观的原因在集团成员之间造成的贡献大小不一，甚至还可能存在“比如原始人一起出去狩猎，面对一只猛犸象，其他人都冲锋陷阵，有一个人躲在后面，但分享食物的时候他却出现了”等“搭便车”的情况[94]。“搭便车”存在的原因在于集团中的个体是“经济人”，用奥尔森的话说就是“尽管集团的全体成员对获得这一集团利益有着共同的兴趣，但他们对承担为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而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兴趣。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一般总能得到提供的利益”[95]。但“一个自私者的生存适应性……还取决于他与其他自私者的交往”[96]。在资源稀缺和与自然、其他物种竞争的前提下，集团中的个体仍难以突破“返回一人经济”的基本边界。鲍尔斯和金迪斯的计算机仿真也证实：一个完全自私的人类集团，由于无法建立稳定的合作秩序，最终会趋于灭亡[97]。这就保证了“返回一人经济”的基本边界一定程度的稳定。
1703202225
1703202226
奥尔森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98]。这一结论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只是部分正确。事实上，“搭便车”是所有集团（不论大小）都要面对的问题，只是小集团因为人数少，遵从合作即“发现违反规则和条令的行为，规定契约的签订，及其制定与颁布处罚（或奖励）措施”的成本低；而大集团人数多，遵从合作成本高，甚至遵从合作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在对个人的最大化行为缺乏某种制约的情况下，任何规则的执行都将使政治或经济制度无法存在”[99]。所以，是大集团而不是“小集团中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才使“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奥尔森已经发现“即使在最小的集团里，集体物品的提供一般也不会达到最优水平”，因为“一个个体成员这样只能获得他为获取更多的集体物品而支出的费用所带来的部分利益，他在达到对集团整体来说是最优数量之前就会停止购买集体物品。另外，一个集团成员从他人那里免费得到的集体物品会进一步降低他自己支付成本来提供那一物品的动力”[100]。
1703202227
1703202228
总的来看，“返回一人经济”的基本边界即“害人终害己”的威胁和较小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类集团的搭便车，集团的公有产权的实施成本也非常低。而对“搭便车”考察、识别的高成本，也使这时的人们还难以在生产上（特别是狩猎）区分“你的”、“我的”和“他的”。但收益（食物）在集团内部的共享不等于不需要计量，因此在集团内部实际也存在你、我及“你的”、“我的”的区别，至少需要在食物分配时计算人数以便分享。
1703202229
1703202230
常常被忽略的是整个社会中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时集团的行动已经不再仅仅取决于本集团成员的行动，还要取决于其他相关集团的行动。当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可以是合作或者是竞争的关系。在资源稀缺和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人类最初的社会“并不是自由、平等与和谐的真正乐园”[101]。人们不仅需要面对自然和其他物种的竞争，也可能面对其他人类集团的竞争。如果这时的人们还不能有“你的”“我的”“他的”之类的观念，那么这时肯定有“你们的”“我们的”“他们的”观念。诺思也说过“史前人类把劳动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进行谋生，自然资源不论是狩猎的动物还是采集的植物，开始都是作为公有财产而被占有的。这种类型的产权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自由使用这些资源”，但“无限制地使用一种资源会导致其无效率。当对资源的需求增加时，这种无效率会导致资源的枯竭。如果是再生资源，这种枯竭的形式就是使生物的存量减少到维持获取量所需的水平以下”[102]，而如果禁止一些潜在的进入者利用这些资源，收入的所有来源就不会枯竭[103]。夏勇也看到“‘公有制’是用来描述氏族社会内部的经济关系的术语，并不包括氏族或部落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原始社会，个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不享有所有权和占有权，但是，每一个氏族或部落却对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享有所有权和占有权”[104]。
1703202231
1703202232
帕尔曼的研究指出，即使到了狩猎—采集阶段，原始集体的规模仍不可能很大。理想人数一般为15～50人，虽然干旱和寒冷地区从事狩猎的人口密度较低，热带丛林中从事采集的人口密度较高，但平均25人是最佳生存模式[105]。对当代采集狩猎部落的调查也表明，无论在什么地区、气候类型和资源状况下，这些部落的人口总是在25人左右[106]。贝廷杰的计算也指出：在狩猎—采集时期，土地的承载能力为每平方公里可供养0.01～0.05人，并只能维持30%～70%的资源消耗[107]。如果一个区域每平方公里资源只能养活0.05人，那么25人的群体需要半径为16公里，面积为500平方公里的活动区。一些现代的原始部落为了维持生存，不仅杀婴而且还用独木舟将外来者送到海上淹死[108]。因此，增加人口和扩大狩猎采集范围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不仅是不经济的甚至会危及集团的生存。因而不是诺思所说的“人口的增加对于团体来说是无成本的”，“团体没有理由限制人口增长”；也不能“应根据公有产权的框架来考察狩猎部门”，因为由于集体规模和活动范围的限制，狩猎时代集团与集团之间的产权关系，实际已具备了一定排他性产权或准排他性产权的性质。诺思自己也注意到集团之间“边界是由其他群落限定的”[109]。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集团之间产生了区分“你们”“我们”的需要和识别各自成员的制度。与产权的排他性相适应，也就需要有一种区分不同集团成员的“身份识别”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不仅在于血缘关系，更是对集团规模和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
1703202233
1703202234
大致是“当一个群体把某一地区的动植物消耗完后，他们就得迁移”[110]，迁移流动也是当时调整资源禀赋的主要方式，但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毕竟是稀缺的，集团与集团直接争夺资源就不可避免，占有良好资源禀赋的集团也就意味着可以支撑较大规模的集团并能在资源争夺中取得优势。奥尔森认为集团“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但在稀缺和竞争条件下，集团中哪怕是任何一个个体从外部占有的资源的扩大，也是集团资源总量的扩大。因为此时扩大的资源在集团内部是共享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帕累托改进”。在向集团外部争取资源的意义上，“不去增进其成员利益的组织往往会消亡”[111]。为争夺生存资源，“人们采取一切可能用的手段来取得他们所想要的东西”[112]，他们可能互相争斗甚至互相杀戮。也许“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丛林”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集团与集团之间这种“近乎野蛮状态”[113]一定程度却是史实。霍布斯的说法就是“也许会有人认为这种时代和这种战争状态从未存在过，我也相信决不会整个世界普遍出现这种状况，但有许多地方的人现在却是这样生活的”[114]。此外，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在不同集团之间也可能存在各种形式的流动。当然这里的条件分别来自加入方和接收方的需要以及包括资源甚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可能。
1703202235
1703202236
总之，由于集团之间身份识别和集团内部资源分配的需要，人类早期集团实际上存在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制度，或者说，身份识别和收入（食物）分配的需求是后世的户籍制度产生的直接源头。遗憾的是，在户籍制度起源研究中，只有梁方仲注意到“人口调查的起源，最初只是计算人数”[115]，但他也未注意集团之间身份识别的问题。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集团之间存在差异，集团成员之间也存在自然的分工，但这时的制度则是由集团及集团成员之间相互执行的。
1703202237
1703202238
1703202239
1703202240
1703202242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2.5 小结
1703202243
1703202244
本章从“一人世界”出发，讨论了制度、合作的起源，对人的控制的根源以及人类早期集团对人的控制制度。
1703202245
1703202246
第一，“一人世界”的交易、产权和制度。
1703202247
1703202248
制度经济学一般认为“一人世界”没有交易、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实际是放弃了理性经济人和稀缺等理论假设，放弃了内部逻辑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实际上，只要我们坚持理性经济人和稀缺的基本假设，“今天”的鲁宾孙和“明天”的鲁宾孙之间就会产生利益分歧、交易、交易费用、产权（权利）和制度，理性经济人和制度研究可以推进到“一人世界”。
1703202249
1703202250
第二，多人世界中的竞争与合作。
1703202251
1703202252
在稀缺、竞争条件下，不致“返回一人经济”是最基本的合作剩余。因此，在不改变人性的假设或博弈规则的前提下，人类也可以跳出“霍布斯状态”。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代替了“今天”的鲁宾孙和“明天”的鲁宾孙之间的关系，利益分歧、交易、交易费用、产权（权利）的意义发生了转换。
1703202253
1703202254
第三，对人的控制的根源。
1703202255
1703202256
由于制度的“非中性”、人的差异和偏好，即使是双方完全平等的合作或交易也会产生不平等的结果。占据优势的一方有着进一步控制弱势方及其资源的激励，优势的一方将进一步扩大优势和资源的实际占有。因此，这种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需求，实际上是包括后世的户籍制度在内的所有控制产生的根源。但控制的底线仍然是不致“返回一人经济”。
1703202257
1703202258
第四，人类早期集团对人的控制制度。
1703202259
1703202260
人类早期集团成员之间存在自然差异甚至“搭便车”的情况，集团之间也存在竞争。在稀缺、竞争条件以及技术和人口规模的限制下，由于集团之间身份识别和集团内部资源分配的需要，人类早期集团实际存在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制度，这是后世的户籍制度产生的直接源头。但是，这时的制度是非正式的，也是由集团成员或集团之间相互执行的。
1703202261
1703202262
[1] 对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讨论可参阅：林岗、刘元春：《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丁以升、张玉堂：《法律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视角的解读与反思》，《法学研究》，2003.6；刘骥：《找到微观基础》，《开放时代》，2009.1。
1703202263
1703202264
[2] 刘骥：《找到微观基础》，《开放时代》，2009.1。
1703202265
1703202266
[3] D.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4。
1703202267
1703202268
[4] H.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6。
[
上一页 ]
[ :1.70320221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