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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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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4.3 隋到唐前期：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最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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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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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隋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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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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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废北周六官制，确立了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及吏、礼、兵、都官、度支、工六部，后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但总体上还是“朝之众务，总归于台阁，尚书省事无不总”，尚书左仆射“论者以为真宰相”。皇帝伯叔昆弟皇子为亲王，无封土，封食由朝廷供给。见于“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杨坚“存要去闲，并小为大”，改齐周以来州、郡、县三级为州（炀帝时又改郡）、县两级，节约了成本，减少了代理人的层级和藩镇挑战统治者的可能。承袭北魏三长制，畿内设“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后又“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570]，完善了基层控制体系，提高了基层代理人出现代理风险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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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杨坚“不欲权分，罢州郡之辟，废乡里之举，内外一命”[571]，废除了州郡自辟佐吏和九品中正制，在南北朝后期寒门入仕的基础上，创立了科举制，从地方豪强和士族手中夺回选拔人才的权力，缓和政治矛盾。但刚开始的科举制仍残留着大量选举制的痕迹，特别是隋朝的短暂，使科举制在社会管理的专业化等方面的效益还未及发挥，显示了制度收益的延时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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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士族门阀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杨坚出身关中望族、西魏和北周的藩镇世家，本人又是周宣帝、静帝的外戚，对杨坚“有佐命之功”的也主要是士族大姓。门第观念也继续发挥着社会影响，杨坚、杨素分别以虏姓士族首望元孝矩和汉族大姓的崔儦“重其门地，娶其女为”子妻[572]。隋末农民战乱中，一些士族因内部斗争和农民战争遭受打击；一些则由于李密、窦建德、李渊等的笼络而得以延续。董景珍起义时认为自己“素寒贱，不为众所服”，而推荐“罗川令萧铣，梁室之后，宽仁大度，请奉之以从众望”[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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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的教训，两次将齐周法律修订为《开皇律》，“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裂之法。其流徙之罪皆减从轻”，还允许“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但凡在八议（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之科的皇亲国戚、勋臣及七品以上官员犯罪可“例减一等”；九品以上官员犯罪可铜赎罪[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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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土地、户籍和赋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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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定民众，获得收入，杨坚承北周推行了均田制和租调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开皇十年，隋完成统一，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且战死士兵的土地不收回。十二年，针对“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的问题，又“发使四出，均天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但王族和官吏“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永业田可世袭和买卖；“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575]。而且作为官员俸禄的一部分的“职分田”和作官署的办公支出的“公廨田”（出贷经商，弥补官府支出和官禄的公廨本钱）虽与北魏“更代相付”即离职后交传后任的要求一样，但会促使在职官员扩大对土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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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之外，在边境地区也有军民屯田，文帝时，“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炀帝时，“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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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调包括“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赋役年龄“男女三岁已下为黄，十岁已下为小，十七已下为中，十八已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开皇三年，“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疋为二丈”，调减至北魏以来的一半；赋役年龄从北魏十五岁、北齐和北周的十八岁改为二十一岁，进一步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同时，“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使朝廷收入几乎完全仰赖于租、庸、调。简明的赋税制度减少了征收和监督成本，也为“输籍定样”提供了条件。开皇十年，“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577]，为后世徭役的庸化打下了基础，但还只是对老年的“怜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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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壮丁诈老诈小逃避赋役的“疲敝”及世家大族荫庇大量“浮客”，使国家编户和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推行了按户籍登记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的“大索貌阅”、强制分家的“析籍”和依家产定额以统一格式登记税额的“输籍定样”。地方官也积极括户，如乞伏慧在曹州括户“得户数万”，在齐州“得隐户数千”[578]。但由于妇人、奴婢半授田出赋，隐丁问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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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以二十二成丁”，进一步放宽了赋役年龄，并“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也停止对他们的授田。同时，又“开相纠之科”，“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地方“亡失户口”官吏要“竟坐免官”[579]等规定，“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减轻之征”，大量依附民“悉自归于编户”[580]。炀帝大业二年人口达到八百九十多万户，较开皇九年增加四百余万户[581]，个体家庭经济重新取代了庄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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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授田与赋役主要以人丁为本，“大索貌阅”、“相纠之科”和“计账”需注明“进丁”和“新附口”数，葛剑雄认为应更重视“丁”，但“给禄制”即“官人禄力”，“役力理出所部”，并“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582]，“势必使地方官员对增户的关心超过对口的关心”[583]，且还有按户等征收的义仓粮，“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升”[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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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制度规定的徭役较北周减少三分之一，但文帝、炀帝先后大修长城、开运河、修驰道、筑宫苑、伐高丽，滥征徭役兵役，使民众“皆惧罪亡命”，“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疆场之所倾败，劳敝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加上大业七年漂没山东、河南四十余郡的大洪水，对社会经济和人口造成极大破坏，“百姓困穷，财力具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585]，在最低的生存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出现了全国性的大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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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筑长城、修驰道等有军事战略的需要，建东都、开运河等客观上适应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长江下游的趋势。但在传统农业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巨大的非生产民力投入必然导致农业的停滞。而且公共工程收益长期性与投入一次性的矛盾，完全超出了社会承载力，使得隋还未得到收益就已支撑不起巨大的成本，更何况许多工程仅是为了满足帝王的游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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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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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唐前期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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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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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沿袭三省六部制，六部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三省长官兼为相，但尚书省长官权集决策和执行，地位最高。高宗武后时，设“北门学士”，“以分宰相之权”。中宗时，本为皇帝幕僚的“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加衔。开元后，事务繁杂，“宰相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586]；又设翰林学士院，“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587]；因事设置的巡察、转运、盐铁、租庸等使差不断扩大，以致“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虞水不管山川，金仓不司钱谷”[588]；宦官势力扩大，“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监军则权过节度”[589]，“宦官之盛自此始”[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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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为州、县两级，太宗初袭隋中枢驻外道行台，设以监察性质的道[591]。少数民族地区设都护府及所属羁縻州，保留各族原有统治机构，派官参治或监临[592]。县下为乡里，贞观时乡“置长一人，佐二人”，后只设耆老，里设正。城内分坊、郊外为村，均设正，其下“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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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高祖时仿隋制设置军府和各道府兵。太宗时，中央设十六卫直属皇帝，各地改设折冲府，以卫统府。出征时皇帝任命将领，兵部将诏令与符契一并下发折冲府或州郡发兵。睿宗时，沿边各地设节度使。节度使从掌兵权开始，逐步控制了政权、财权。为拉拢部下，“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不断向朝廷求官要禄，“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594]，边防经费由开元初每年两百万贯，增加到一千四五百万贯；北方八个节度使中，范阳等三镇节度使为安禄山，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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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隋末弊政，强调“用法务在宽简”[595]。唐初，“采定《开皇律》行之”，但“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要求“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执法之官，缘此舞弄。宜更刊定，务使易知”[596]；“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597]，“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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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士族仍强大，李唐“创业君臣，俱是贵族”[599]。为笼络士族，一度“依周、齐旧制”[600]，维持了九品中正制。但为打破世族豪门和地方官员垄断选举权，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601]，“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602]，并迅速把科举定为“岁举之常选”[603]。除“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外[604]，几乎“任何人只要埋头读书，就有资格应考”[605]。针对一些“新官之辈”，“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太宗定“天下嫁女受财”数，甚至令“凡七姓十一家”高名大姓“不得自为婚姻”，“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606]，还以“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修《氏族志》[607]，形成“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的新谱系。武则天时，修改《氏族志》，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608]。中宗复辟再修《氏族志》，玄宗时修成，“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609]，士族阀第逐步和官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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