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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五、意识形态与干部队伍的政治标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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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建设事关一个政党工作的全局，而绝不仅仅限于宣传部门。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部门，不是宣传部，而是组织部。因为观念性的事物只有通过具体的载体才能得到显示，意识形态只有落实到干部的言行举止上，才能被人民群众感知到。如果干部队伍的所作所为长期与意识形态表述是两张皮，即便意识形态本身获得了逻辑严密、形式优美的表述，也不可能建立起权威。知行不可分离，意识形态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干部队伍提供实践的政治标准。而这种关联性落实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就要求意识形态本身不仅仅是提供一个遥远的愿景，而必须具有当下的可实践性，并通过干部的言行，展示当下与未来愿景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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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从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引导退化为了“底线管理”，宣传部门的主要工作是“严防死守”几条底线，而在积极主动的传播上难有作为；组织部门对干部的政治考察，也往往局限于在若干重大事件中的站队和表态。然而，没有进攻的能力，防守是困难的，底线会被一再突破，降得越来越低。其直接效果就是干部队伍思想上的混杂。而执政党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也就大大削弱了。这种削弱当然在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彩，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大的主流价值观，本土邪教思想与具有国际背景的极端主义思想也开始流传，为反社会行为提供了思想土壤。而对这样的极端主义思想，全社会都产生了某种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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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意识形态离不开党的经典体系建设。权威性的重要基础就是历史延续性和历史统一性。从人类历史经验来看，要保持和加强一个历久弥新的组织的历史延续性和历史统一性，通常需要确立这一组织成员共同阅读的经典篇目，通过对这些经典的阅读与解释，不断生成可扩展的共同的言述形式与历史经验。这些经典就是党的“经书”，围绕这些经典形成党的“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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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实证、实践三者的有机统一，应当成为以经典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中既有可实证的部分，也有不可实证的部分，一旦投入实践，不管其是否具有可证伪性，都具有相应的实践效果。可实证的命题可能在实践中被证明存在错误，但不可实证的部分则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主要是能否建立话语表达形式与受众经验之间涵摄关系的问题，如果实践发生变化，受众的经验发生变化，表达形式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但无论是解释还是实证，都要以政党集体的、反复的实践为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解释与实证要么失去客观性，沦为任意妄为之举；要么失去开放性，从而陷入僵化的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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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共同“经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结晶，毛泽东的著作因而成为中共党员阅读最多的经典文本。由于改革开放破除“教条主义”的需要，中共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理论的“可实证性”，而对理论本身的历史延续性和历史统一性的关注有所降低。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教条主义对于创新的干扰。但如果对经典与新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加解释，不回答干部群众提出的“我们身在何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意识形态与干部的实践之间“两张皮”的问题就会日益突出，干部的政治标准也会趋于模糊，历史虚无主义和机会主义就会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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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不等于守旧。人类历史上凡是成功的经典体系，都是成功解决了保持历史延续性/统一性和与时俱进之间的张力问题的体系。只要稍微学习儒家经学的历史就能知道，经典解释的改变总是和实践中的创新紧密关联在一起。而对实证性的强调又是以“科学”为旗帜的现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如果保持解释、实证、实践三者的有机统一，“尊经”和政治创新就能够做到两不相害乃至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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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首先需要有“经”，需要就经典文献基本篇目进行编选。目前党校和马院系统的教学中存在编选经典的传统，但还没有成为面向全体党员乃至全社会的实践。我们不妨问一个问题：如果要分别编选一个5万字、10万字、20万字的面向普通党员的经典读本，能够选哪些篇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党内进行反复的讨论。我们的初步提议是将基本篇目分为党内不同时期的经典文献、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文献、世界历史上的经典文献三类，其遴选需贯彻同一解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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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中共界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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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首先是一个阶级性政党，从建党以来，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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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共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承担着维护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和统一性的使命。因此，中共对中华文明的复兴有自觉担当，继承和弘扬“民族/国家”的传统历史和文化。在中共自身历史上所形成的经典文献中，这两个维度存在着相互嵌入的关系，在编选的时候需要一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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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建党之前中国历史上所留下的经典文献，则需要从维护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和统一性出发，进行细致的筛选。在这里，筛选者必将遇到博大精深的包括儒家经学体系在内的中华传统经典，很容易为其所折服。然而，我们阅读古书并非为了消极地守成，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反过来，只有在明确未来的方向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应从古代经典中汲取哪些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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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共产党的使命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世界历史维度，中共更是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写在天安门城楼上。学习世界历史上的经典文献，是共产党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从当下的执政实践来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国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拥有了自身的利益，相应地，中共也需要在世界各地获得行使某种领导权的承认。而中国又是一个“跨体系社会”，其内部的许多宗教或文化与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存在紧密的互动，因而对中共而言，学习许多世界历史经典文献，对于治理中国是直接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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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一类文献的解释，都需要实现解释性、实证性、实践性的统一。但党内不同时期的经典文献是三类文献的核心，只有在这一类文献上实现三性统一，才可能实现对其他两类文献的统摄。至于文献解释工作的领导权，当然掌握在党的最新指导思想的提出者、确立者的手里，其提出的解释原则需要经过中央最高领导机关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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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体系的建设要与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同时推进。从实质上说，对经典的阅读与解释是不断确认和捍卫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政治共识，这在实质上就起到为干部设立明确的政治标准的作用。政治共识清晰，政治标准明确，“开展党内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才能获得坚实的政治基础，以政治纪律约束党员干部才不至于成为空话。这样组织才能真正做到帮扶落后分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等到有了贪污腐败和“通奸”情节之后才由纪委和司法部门拿下。在党员干部发生贪污腐败/“通奸”之前，敢于光明正大地以政治原因来处理问题党员，能够治病救人而不剥夺其政治生命，恰恰体现一个政党的政治活力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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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体系的建设与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同时推进，经典体系的解释者也得以直接接触干部在实践中的困惑，及时对经典体系作出更新。一些重要的实践案例和典范，也能够充实到经典体系中去，不再以离散的状态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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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点可以体现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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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各级党组织的日常学习活动。党的组织生活会在许多单位已经废弛。但一旦有比较完整的经典体系，经典学习和讨论就可以成为组织生活会的重要内容——党支部首先要成为读书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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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典体系建设，可以为公务员考试和干部培训提供基础性内容。当下的公务员考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智力测试，干部培训则内容庞杂而缺乏体系性。而如果具有完整的经典体系，这两项活动都可以得到充实和提高。经典体系本来就是为治国理政而备，落实到公务员考试和干部培训中去，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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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干部的选拔任用也得以具有更为客观的政治标准。这可以有几个方面的表现：（1） 干部对经典体系的认同与熟悉程度本身就构成政治标准的一个方面；（2） 经典与实践互相发明的能力，是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3） 经典体系所阐发的实质政治标准，更为干部自身提供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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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经典体系的建设可以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课程结合起来。这既扩大了党的经典体系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通过教育学生，为培养未来的干部提供了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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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典体系的建设绝不能单靠党校系统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系统。这两个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世界通行的主流学科体系之外，很难在主流学科内获得话语权威。而主流学科通常不以执政党为研究对象，因而无法为执政党的领导生产必要的知识。经典体系建设只有走出党校和马院，与更为主流的学科体系相结合，才能获得活力和权威。【2】因此，应当探索出必要的机制，将经典体系的建设和整个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建设结合起来，和高校人文社科的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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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部分的论述得益于与肖自强先生的讨论。解释、实证、实践三统一的原则，以及建设三个层次的经典体系的思路，均由肖自强先生首先提出，可参见肖自强：《一党执政体制的政治科学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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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强世功：《从“知识/权力”的角度看政治学的重建》，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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