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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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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卷中，我们提出国家自主性在全球化时代获得了更为显著的意义。凭借较高的国家自主性，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发现政策缺陷之后自我纠错的能力也较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驾驭资本，同时也能调节社会自发的反向保护运动。离开这样一个政治制度，我们很难设想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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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同时指出，自主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先进性和代表性。要在自主性基础上实现先进性和代表性，执政党加强自身的建设是关键。党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精英俱乐部，在成员结构上仍要保持以工农为主；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一线党员声音获得畅通的表达渠道；要严格限制“一家两制”，减少特殊利益对决策与政策执行的干扰。同时，坚持党的政治性，还需要加强党的经典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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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还强调，要建设“看得见”的授权制度与问责制度，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竞争性选举并不是提升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唯一出路。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出发，公民评议具有很大的适用空间，而且可以与执政党的群众路线实现较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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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料，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威权主义”标签还将持续，但这一标签也将日益无法把握中国的现实。中国已经被西方带有偏见的人士骂了许多年了，也不在乎被多骂几年。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在保持“办大事”能力的同时，增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回应性，办好日常生活中身边的“小事”，在这方面，还有许多改革与探索的空间。但我们相信，如果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抱有基本的自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推进改革，及时纠正探索中的错误，中国的政治探索完全能够从“山重水复”走到“柳暗花明”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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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对1992年的邓小平而言，30年之后仍比较遥远；但对今日的我们来说，这个时间点已经近在咫尺。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1月15日发表总书记就职演说时提出，中华民族应当“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在我们看来，这两个讲话之间存在紧密的意义关联：一旦中国拥有“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它将为人类政治智慧的宝库作出新的贡献，也必将产生惊人的国际辐射力。火光在前，路在脚下，让我们怀抱希望和信心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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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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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卷三 组织起来，再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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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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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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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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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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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三十而立，每30年可以视为一个大周期，我们暂且称前30年为革命时代，后35年为改革时代，未来30年将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化的新时代。革命时代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改革时代探索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则在于继往开来、承前启后，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各方面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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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具有双重含义，既是国家治理意义上一整套成体系的、最为基础的国家基本制度，旨在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建构一个好政府，实现善治；也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是无关紧要的修饰，而是充分必要的限定，是“大仁政”与“小仁政”相结合的现代王道，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承天命为人民谋福祉的道义正当性之源。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撑下成熟、定型，将决定未来10年的中国能否为未来30年、50年乃至70年的中国之长治久安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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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落实在三个层次：高层、中层与基层。高层指中央领导层，是统领者、领航者；中层指中间官僚层，是代理者、执行者；基层指与人民群众直接打交道的最底层，是基础，是稳定器。总体国情是具体民情的聚合，基层无大事又无小事。说“基层无大事”，是因为从上面看事事关乎全局、整体、长远，到了下面一切又必须分解为局部、部分和短期具体事务。说“基层无小事”，是因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政法文教都要放到基层落实，“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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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一、基层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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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中国基层社会的兴衰沉浮，与中层、高层的治乱得失高度同步。从三代之封建到秦朝开创之郡县，再到治官与治民并举的“寓封建于郡县”，及至清末民初外敌强力挤压下的进退失据，中国大一统格局脆若游丝。中国向何处去，何以救国，成为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思考的首要问题。复古论主张恢复百世不易之道：“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1】，开新论主张“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因此“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2】。国门破碎，山河变色，中华大地不再有悠游从容之余地，“开新”轻而易举取代“复古”，器物、观念、制度相继登场。这也引发了中国基层的第一重变局，从大治转为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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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在基层治理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国民党变成了彻底的复古论者，把地方自治建立在“地方自治员”和“保甲长”上，只看到官僚，看不到群众，失去了基层，最终偏安孤岛。相反，共产党历经长征磨砺，从吴起镇起步，扎根延安，把群众的同意作为力量源泉，开创了“延安体系”， 在政教、政法、货币、财税、土地、婚姻、家庭、社会等领域，除旧布新，构想并实践了指向“天下为公”的各种制度，走出了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道路”，为中国文明开出了新形态。【3】这是中国基层的第二重变局，从大乱恢复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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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以来，国际国内双重因素共同推动着中国基层走向第三重巨变。“贫富两极分化”再次全球化，资本的力量在冷战结束后如脱缰的野马般大肆扩张，两极分化从第一、第二世界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蔓延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冷战后的转型国家，从区域问题变成了世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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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出现大分化，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国家治理的三个层次都发生着新变化。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的大规模流动，堪称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巨变。人员、信息、知识、财富、资源，浩浩荡荡跨越乡村、城镇、县市、省区乃至国境等等不同边界，文化、权力、法律、资本在城乡之间游弋，撕扯着时空概念、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农村、社区、工厂前所未有地敞开大门，农民、市民、工人史无前例地发生着角色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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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从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变成市民为主的城市社会，从稳定的熟人社会变成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主干家庭减少（由一对夫妻与父母和未婚子女聚居生活的家庭），核心家庭（由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增多，弹性工作、短期岗位大幅增加。城市生活令人向往，成为体面生活的不二选择，各种力量刺激、鼓动、诱导、驱使着农民主动或被动进城，引发了市民对城市贫民窟的忧虑。无法进城的农民则推动了农村生活的都市化，向城市看齐的拆平房建楼房、地面硬化、全面电气化，让乡村增添了洋气，减少了地气。没有人不愿意走出农村，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头黄牛半亩田的生活，过上城里人的舒适生活，乡愁几成遥远的梦想。农民人在农村，但思想观念却早已城市化，农村的政法文教已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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