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12906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一、基层变局
1703212907
1703212908
数千年来，中国基层社会的兴衰沉浮，与中层、高层的治乱得失高度同步。从三代之封建到秦朝开创之郡县，再到治官与治民并举的“寓封建于郡县”，及至清末民初外敌强力挤压下的进退失据，中国大一统格局脆若游丝。中国向何处去，何以救国，成为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思考的首要问题。复古论主张恢复百世不易之道：“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1】，开新论主张“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因此“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2】。国门破碎，山河变色，中华大地不再有悠游从容之余地，“开新”轻而易举取代“复古”，器物、观念、制度相继登场。这也引发了中国基层的第一重变局，从大治转为大乱。
1703212909
1703212910
80年前，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在基层治理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国民党变成了彻底的复古论者，把地方自治建立在“地方自治员”和“保甲长”上，只看到官僚，看不到群众，失去了基层，最终偏安孤岛。相反，共产党历经长征磨砺，从吴起镇起步，扎根延安，把群众的同意作为力量源泉，开创了“延安体系”， 在政教、政法、货币、财税、土地、婚姻、家庭、社会等领域，除旧布新，构想并实践了指向“天下为公”的各种制度，走出了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道路”，为中国文明开出了新形态。【3】这是中国基层的第二重变局，从大乱恢复大治。
1703212911
1703212912
35年以来，国际国内双重因素共同推动着中国基层走向第三重巨变。“贫富两极分化”再次全球化，资本的力量在冷战结束后如脱缰的野马般大肆扩张，两极分化从第一、第二世界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蔓延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冷战后的转型国家，从区域问题变成了世界问题。
1703212913
1703212914
基层社会出现大分化，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国家治理的三个层次都发生着新变化。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的大规模流动，堪称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巨变。人员、信息、知识、财富、资源，浩浩荡荡跨越乡村、城镇、县市、省区乃至国境等等不同边界，文化、权力、法律、资本在城乡之间游弋，撕扯着时空概念、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农村、社区、工厂前所未有地敞开大门，农民、市民、工人史无前例地发生着角色混杂。
1703212915
1703212916
中国正从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变成市民为主的城市社会，从稳定的熟人社会变成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主干家庭减少（由一对夫妻与父母和未婚子女聚居生活的家庭），核心家庭（由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增多，弹性工作、短期岗位大幅增加。城市生活令人向往，成为体面生活的不二选择，各种力量刺激、鼓动、诱导、驱使着农民主动或被动进城，引发了市民对城市贫民窟的忧虑。无法进城的农民则推动了农村生活的都市化，向城市看齐的拆平房建楼房、地面硬化、全面电气化，让乡村增添了洋气，减少了地气。没有人不愿意走出农村，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头黄牛半亩田的生活，过上城里人的舒适生活，乡愁几成遥远的梦想。农民人在农村，但思想观念却早已城市化，农村的政法文教已相对滞后。
1703212917
1703212918
基层社会问题更复杂了，基层治理面临更大的挑战。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坐二望一，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第八十位左右，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有几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和落户城镇，还有2亿多贫困线以下人口，7 400多万低保人口，8 500多万残疾人，每年新增1 000多万人需要就业。【4】
1703212919
1703212920
作为持续30年的大变局的结果，基层从“团结”走向“松散”，政治生活的重心不断上移，基层的地位日趋低落，基层社会正在从“延安体系”下“团结的基层”转变成市场体系下“松散的基层”。商品交换的逻辑越出经济领域，蚕食着政治、文化和伦理领域，催生了经济领域的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政治领域的去政治化，基层的去组织化、基层自治不足、基层民主失序、基层群众失语症，以及基层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群体事件频发、劳资关系紧张等等乱象，“以人民为上帝”的“民本政治”走了下坡路。因此，如何避免中国的拉美化、菲律宾化，如何让13亿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何在物质富足的同时实现精神幸福，如何既温饱肠胃又温暖人心，再次成为新时期基层治理的难题。
1703212921
1703212922
【1】桓宽：《盐铁论·刑德第五十五》。
1703212923
1703212924
【2】商鞅：《商君书·更法第一》。
1703212925
1703212926
【3】参见刘海波：《延安体系浅论》，载《国企》，2013（12）。
1703212927
1703212928
【4】参见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2014年4月1日），新华网比利时布鲁日4月1日电。
1703212929
1703212930
1703212931
1703212932
1703212934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二、基层失序之险
1703212935
1703212936
基层恶治与善治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组织化程度、直接民主水平和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目前，中国的基层治理状况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距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尚远，但也远非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不过，思考问题不妨防患于未然，先做最坏打算，再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的局面。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的主要危机首先源于“组织的弱化”，其次源于“失序的民主”。基层自治的实质在于直接民主，但直接民主简化成了直接选举，把选举当成万金油，似乎所有问题都可以一选了之。二者又都与第三点，即“人民主体性的衰减”息息相关。
1703212937
1703212938
1703212939
1703212940
1703212942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1. 组织的弱化
1703212943
1703212944
多年来，国家权力触角上收，大步撤出基层，高层、中层关闭了原本畅通的基层上升通道，上传下达的双轨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单轨，基层治理越来越依靠官僚化的行政命令，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严重涣散，甚至出现“表面有政府、实际无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组织的弱化成为基层“最要命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703212945
1703212946
首先，基层党组织官僚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彰，党内民主生活会沦为摆设。与中层、高层相比，基层干部离老百姓最近，最懂老百姓，处理基层事务最有经验也最权威，更懂得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治理，也有明确的是非善恶情感和标准。但在一切向“大户”倾斜和集中，“为大户服务、为大户排忧、为大户解难、为大户开道”的农村政策主导下，基层干部与普通群众的距离在拉大、隔膜在加深，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成了截留政府资金的“吸血中介”和“龙头老大”，丧失了团结基层、凝聚基层、代表群众的资格和能力。
1703212947
1703212948
其次，基层群众组织名不副实。党和群众原本各有组织，党通过群众组织联系群众，协商共治，孵化自治。但多年来，基层只剩下党的组织，党没有能力孵化群众自我组织，现有的群众组织也变成了对上负责的官僚化组织，变成了“半级政府”，越来越脱离群众，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正常呼声得不到倾听，正当利益得不到维护。
1703212949
1703212950
再次，基层干部队伍后继乏人。目前的基层治理仍然依赖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政治遗产，组织网络中的生产队、生产小组、居委会等架构在关键时刻虽能运转自如，但干部队伍老化，农村的新干部主要来自返乡农民、退伍军人；在城市化洪流面前，在后税费时代基层财力不济的局面下，愿意扎根基层的干部不多了。
1703212951
1703212952
最后，基层干部与群众关系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山区，家家户户挂毛主席像，但也常常同时悬挂代表宗教的财神像、观音像和代表传统文化的“天地君亲师”，这说明共产党教化人心、安顿心灵的功能尚在，但已弱化了不少。吃过苦、翻身做主人、发自内心拥护共产党的革命一代，即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许多新一代农民和农村干部改革开放之初就在城市社会中摸爬滚打，受够了委屈，见惯了歧视，比城市人还现实。
1703212953
1703212954
[
上一页 ]
[ :1.70321290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