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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二、基层失序之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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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恶治与善治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组织化程度、直接民主水平和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目前，中国的基层治理状况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距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尚远，但也远非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不过，思考问题不妨防患于未然，先做最坏打算，再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的局面。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的主要危机首先源于“组织的弱化”，其次源于“失序的民主”。基层自治的实质在于直接民主，但直接民主简化成了直接选举，把选举当成万金油，似乎所有问题都可以一选了之。二者又都与第三点，即“人民主体性的衰减”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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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1. 组织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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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国家权力触角上收，大步撤出基层，高层、中层关闭了原本畅通的基层上升通道，上传下达的双轨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单轨，基层治理越来越依靠官僚化的行政命令，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严重涣散，甚至出现“表面有政府、实际无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组织的弱化成为基层“最要命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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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层党组织官僚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彰，党内民主生活会沦为摆设。与中层、高层相比，基层干部离老百姓最近，最懂老百姓，处理基层事务最有经验也最权威，更懂得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治理，也有明确的是非善恶情感和标准。但在一切向“大户”倾斜和集中，“为大户服务、为大户排忧、为大户解难、为大户开道”的农村政策主导下，基层干部与普通群众的距离在拉大、隔膜在加深，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成了截留政府资金的“吸血中介”和“龙头老大”，丧失了团结基层、凝聚基层、代表群众的资格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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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基层群众组织名不副实。党和群众原本各有组织，党通过群众组织联系群众，协商共治，孵化自治。但多年来，基层只剩下党的组织，党没有能力孵化群众自我组织，现有的群众组织也变成了对上负责的官僚化组织，变成了“半级政府”，越来越脱离群众，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正常呼声得不到倾听，正当利益得不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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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基层干部队伍后继乏人。目前的基层治理仍然依赖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政治遗产，组织网络中的生产队、生产小组、居委会等架构在关键时刻虽能运转自如，但干部队伍老化，农村的新干部主要来自返乡农民、退伍军人；在城市化洪流面前，在后税费时代基层财力不济的局面下，愿意扎根基层的干部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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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基层干部与群众关系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山区，家家户户挂毛主席像，但也常常同时悬挂代表宗教的财神像、观音像和代表传统文化的“天地君亲师”，这说明共产党教化人心、安顿心灵的功能尚在，但已弱化了不少。吃过苦、翻身做主人、发自内心拥护共产党的革命一代，即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许多新一代农民和农村干部改革开放之初就在城市社会中摸爬滚打，受够了委屈，见惯了歧视，比城市人还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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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2. 失序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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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自治简化为直选。选举是基层民主政治的核心之一，直接选举是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但绝非全部。基层原本最有条件推行直接民主，即所有重大事务交由基层群众大会议决，实践中却把群众自治简化成直接选举，一切由选举的自治组织决定，“选时有民主，选完没民主”【1】，又回到了精英统治。因此，有必要探索把选举、决策、管理、监督与基层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孵化器功能有机结合的有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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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基层选举失灵。就单次规模而论，中国基层选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直接选举，但无组织、无秩序现象愈加突出，贿选成风，用钱买票、恐吓威胁现象屡见不鲜，强人、能人把持选举，全盘操控基层事务，导致基层自治变了味，从有序走向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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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基层社会无序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空心化，农村和城郊新社区的黑社会化、豪强化，邪教迷信重获生机，利益分歧大的地方群体性事件高发，恶性刑事犯罪和恐怖行为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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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382～38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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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3. 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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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层的贫富分化在拉大。内城社区与城郊社区，城郊农村与农村腹地，大户、能人、强人、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贫富分化在拉大，贫富之间在衣食住行、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过度区隔。不少基层农村和城市社区不是共产党在治理，而是资本在治理。城市化的农民就业不稳定，创业也缺乏金融支持，农村社会结构加速崩解，家庭瓦解、社会紊乱、伦理倒退和人心失序现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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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干部与群众的利益分化程度在加大。革命时代，党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程度都很高。多年以来，党群关系发生变化，党和人民的利益关系往往只能寄托于长期利益一致，而短期利益的分歧越来越大，严重削弱了基层干部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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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基层生活的共同性在降低。治理技术的革新加剧了基层治理的空心化，基层只在经济、财税意义上重要，在伦理、文化、政治上无足轻重，人民看不到共同体的存在，即便有较强的主体意识，也无从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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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次，人民难以发挥主体作用。“人民的主体性”主要通过参与影响自身利益、生活质量和长远福祉的基层公共事务得到体现，参与感赋予人民效能感和个人尊严，制度化的参与可以持续增强人民的体制自信和体制自觉。但在基层官僚化背景下，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基层事务的空间不大，渠道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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