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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3. “再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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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中国仍有1.63亿（按城关镇以上的城市统计）农民工、0.5亿下岗工人、1.64亿“乡镇企业”职工、2.58亿农业就业人员，以及0.30亿乡村“个体户”（其中不少人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和0.37亿乡村“私营企业”职工，全国就业人员总数为7.67亿。【1】这充分表明，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以中下层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仍然需要回到“人民政治”这一王道政治中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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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集体生活，享有法律之下的自由与平等，是人民的本质特征。这种对集体生活的认同感、归属感，是一种自然的情感需要，是一种非常核心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重建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基层，也就是重建自由人的联合体，团结、凝聚和整合人民，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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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间，经济自由主义获得了持续扩张的动力，催生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全球化现象，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也身处其中，深受其害。人民在分化，认同危机在加深，原来的控制与整合机制面临极大挑战。人民从团结走向分裂，分化成了有产者与无产者，富人与穷人，市民与农民，精英与大众，旧精英与新精英，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与农二代，高级知识分子与“黑暗森林里的小人物”等等不同群体。如何将分化成不同群体的人民重新整合成一个共同体——一个命运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再次成为时代的首要命题。这取决于我们根据什么标准定义人民，取决于我们还能否看清楚谁是人民，取决于我们能否充分运用优势传统资源并开创有活力、可持续的新制度资源。概言之，这一切最终都更取决于我们还有没有能力让政治正当性回归“人民政治”、“再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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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治”首先关注不同政治场域的人民类型学，分类成为识别的前提。在人民的多样需求中，如何区分必需、享受与奢侈？在人民的各种利益中，如何区分整体与部分、长远与当下？在人民的意志中，如何区分多数与少数？在人民的统治中，如何区分“多数人的暴政”与“多数的暴政”，进而，如何识别“要命的多数”、“可以绑架多数的少数”？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如何将分散、孤立、分化、隔离的人合为人民，关系到能否阻止那些一点点磨蚀人民政治正当性的力量集结、利益重组和结构变形。这些问题都是在文明冲突背景下，追求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百年战略愿景，所不得不审问、慎思、明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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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又都与人民何以成为人民的人民性直接相关，这是“人民政治学”的核心命题。在告别革命、拒绝崇高的时代，在人民性一点点消退的时代，那个在革命时代诞生并创造历史的人民到底是谁？人民还有没有必要和可能重生？这些问号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都变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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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世界，如何整合人民，如何控制人民，都是关于“政治的”知识，一个正当的政体必须同时兼顾这两个方面。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一切政治最大的难题和困境就在于要让治人者有治理的能力，其次才是让治理者能够承担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对治理者有控制机制。【2】中国文明的实质是政治文明，而中国的政治文明是早熟的。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不过是重走中国春秋大一统的道路。从春秋战国到清朝大一统，从分裂走向整合，从分散走向统一，在共同体意义上将一盘散沙变成了一个团结有力量的共同体，人民成为一个整体，这个“一”创造出来，把“民本政治”设定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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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把现代条件下的这个“一”称为“主权在民”，把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寄托在被统治者（人民的一种变体）的同意上。他把有责任、有能力、有条件缔结社会契约的人，界定为自由的公民。【3】如果人们处于被奴役、被压制状态，就先要通过解放实现自由，变成自由公民，变成人民，这样的人民诞生之后，才能由他们组织普选，制定宪法，然后重新组织政府。在列宁那里，人民性的最直接体现被界定为人民的政治权力，即苏俄时期各种各样的人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该享有直接罢免官员的政治权力。【4】这也就是说，卢梭、列宁这些民主革命的先知，他们所理解的人民性都是政治上获得解放之后拥有并直接行使主权的人民，这也正是中国革命者所直接继承并希冀变成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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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而非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2年的清帝逊位，才是中国传统文明解体的开始，把中国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彻底斩断，以新生之名彻底摧毁。随后，尽管“共和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却再次回到了过去，再次把恢复大一统、重新把中国人整合为一体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最大来源。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这次的自我恢复、自我重整不再拥有自信，也无法从容选择，一波波西潮汹涌而至。思想家严复主张汲取卢梭的思想营养，通过重建政治社会，缔结神圣契约，赋予人民各种权力，重塑国家，让旧文明焕发新生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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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变成了一部“专制史”，中国社会几千年始终愚昧落后，中国人也就成为地地道道的野蛮人，接下来就好办了，只有思想的解放才有可能除旧布新，必须反思传统、打碎传统、突破传统，必须学习西方、接受西方、融入西方、变成西方，必须换血才能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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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他在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已经发生了转变：“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含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合为政务方针”【6】。而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正是共产党实现了孙中山的这一政治理想，将人民恢复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恢复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恢复为历史文化共同体。任何人都不仅活在当下，也活在传统中，轻言告别革命太过草率，反倒应该继承优良的革命遗产，当下的政治承诺更不能背弃历史文化传统的先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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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性的另一面，是民主性的一面，即反官僚主义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声张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权利的一面，在中国革命时代就生根发芽，也为人民共和国所承继。1956年4月19日、5月17日，周恩来做了两次讲话【7】，讨论中国当时非常流行、全国巡演的一部传统戏剧，叫《十五贯》，说这部戏救活了一个地方剧种，复活了昆曲，因为这部戏有丰富的人民性。《十五贯》的结局是大团圆，沉冤得以昭雪，但整个过程跌宕起伏、曲折生动，真实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因此充满了“丰富的人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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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把这种“丰富的人民性”的实质内涵，界定为强烈的反官僚主义，这是革命时代和人民共和国前30年人民政治观的逻辑产物。在两次讲话中，周恩来总理把人民性理解为反抗精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不是为反抗而反抗，而是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追求平等，向往好的政治、好的社会、好的未来，这种追求与向往被内化为革命理想，也因此成为革命时代与常规政治时期政治文明的正当性源泉。1958年毛泽东在审阅《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的两段文字【8】，同样也把反抗意识、平等理念、引导教化的可能性，和一种更为现代的、科学主义的民主追求结合在一起，其实质仍然在强调对官僚主义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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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代实现了人的解放，把劳苦大众从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压迫中解放出来，塑造出了人民这个集体人格。但是，常规政治时期的国家治理，必须处理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官僚主义，其处理方式与人民主权的现代政治原则高度一致，而不是相反。恢复并丰富人民性需要多种不同的渠道，可以从古今中外的政治得失中获得宝贵的经验教训。至关重要的是，如果自然的衰变之势不可遏制，我们如何“回到开端”，如何在政党理论、政治伦理和治理实践中返本开新，回归“人民政治”，“再造人民”，这些方面也都指向了如何在新的条件下恢复“文明自觉”、重建“理论自信”这一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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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通过革命或者建国第一次创造出来之后，并未就此大功完成，如果人民再次面临一盘散沙的分化危境，如果政治的正当性因此受到损伤，就需要第二次创生，也即“再造人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益。“群众路线”的脊梁是依靠人民，依靠人民的参与，依靠最基层的“先进分子”也即“新乡贤”。如果只有个人、没有人民，只“以人为本”而不“以民为本”，基层群众只是被全方位地“覆盖”而不能全方位地“参与”，也就无法回归“人民政治”，无法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无法“再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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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把基层人民组织起来，落实基层民主，让劳动人民过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集体生活，得以制度化地直接参与基层治理，直接参与管理农村、管理社区、管理工厂，并通过文化建设重建伦理生活，通过节日庆典、公共聚会等传统形式和社区微信群、电邮、短信、手机报等新信息技术形式组织基层的共同体生活，才能恢复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把基层社会重建为劳动人民的共同体。如果基层人民不能有效参与、直接管理基层公共事务，不能在影响自身生活质量和长远福祉的基层事务上当家作主，所有美好的政治理念都难免走样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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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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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35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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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62～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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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3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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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蔡美彪等：《中国通史（十二）》，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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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上书，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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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192～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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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毛泽东：《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1958年8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398～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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