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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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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治国之道系于基层，基层安则国安，基层乱则国乱。同样，政党的生命力寓于群众路线，亲和群众、从基层做起、拥有严密基层组织、决策服务于群众，则政党强而王；反之，排斥群众、走精英路线、基层组织涣散、决策脱离群众，则政党弱而亡。孔子说礼失求诸野，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毛泽东说依靠群众，都是主张眼光向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识别并尽力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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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基层社会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原本需要有组织、有公共权威，但基层治理却遭遇了组织弱化、选举失灵和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不彰三大困境。因此，为了实现基层善治，需要对症下药，通过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组织，把基层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纠正以选举为万灵丹的理论迷思，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并实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落实基层直接民主。回归“人民政治”，“再造人民”，重新把基层建设成为劳动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既是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也是伦理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从而提升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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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善治之道，要在“政者有其为”，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真正“回归民本”，“依靠人民”，“驯服资本”，最大程度地争取实现“农者有其地、来者有其尊、劳者有其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优者有其荣、力者有其乐、外者有其归”【1】，把正在被揉碎、打散的人民重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整合起来。只有“再造人民”，才可能“无敌于天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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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252～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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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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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卷四 激活人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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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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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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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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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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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中的理想大同社会也是一个良治的社会。“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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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社会治理能调动人民主体性，提高参与效能感，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和谐。社会治理变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而展开，而如今正在加速驶入需要做出判断和选择的十字路口：社会治理由谁主导？谁参与？谁受益？是要与西方接轨建立公民社会，还是走中国的路建立人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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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我国改革发展的历史实践中重新审视社会治理变迁的动力与过程，找到形成良好社会治理的思想资源、历史传统和现实基础，而不是停留在对由西方经验出发建构的理想模式的片面想象之中。我们主张，良好的社会治理之道需要尊重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进一步激发人民社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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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一、从“单位”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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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改革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变迁过程是一个从“单位”到“社会”的过程，即单位体制逐渐被打破后，一个越来越多元、越来越流动的社会需要以新形式重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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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1. 重新认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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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后”往前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单位”都是一段难以磨灭的生活体验。生活在城市，单位是工作场所、生活空间、成长记忆、朋友圈和保护伞。生活在农村，人民公社扮演了类似单位的角色。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蜂窝状的单位化社会之中。这是一个流动性低、非常平等的社会，是一个成员归属感很强的熟人社会，是一个由单位承担社会保护与社会控制功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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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人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在组织新政权、建构新社会的过程中，如何打破官僚和资本借助政治权力统治人民是新中国政治设计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而如何突破封建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对人民日常生活的束缚与控制，从而发挥人民主体性，实现人民自治，是新中国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在社会重构过程中，单位化社会既是适应计划经济建设的产物，同时也是打破传统社会、建构新社会的有效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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