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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2. 单位退出，市场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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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单位社会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经济、社会、政治高度一体化，出现了政治动员过度、个人自由被抑制、社会活力不足等不正常现象。尤其是，在生产力快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之际，单位体制虽然提供了充分就业，但掩盖了潜藏的失业——劳动者的劳动参与并不充分，过于平均主义的取向甚至会降低对劳动者的激励，从而使得社会保障与福利也在低水平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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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之后，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人民的经济活力，带动了社会急剧转型。在“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导向下，国家逐渐收缩，社会自由迅速增加，以单位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社会趋于流动化、差异化、陌生化，“单位”逐渐弱化，“社会”日渐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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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地瓦解了人民公社，农民生产经营回归以家庭为单位，农民的自由大大增强，但农村社区开始进入艰难而漫长的重构过程。城市中，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重现带动了就业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转移。沿海城市的开放，市场的扩大，以及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发展，带动了就业的空间转移。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是一辈子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工作生活，人口的流动冲击了相对彼此封闭的蜂窝状的单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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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多元化带来了社会阶层多元化，社会分化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积累而不断加大。新兴的企业主、管理层、文化精英、白领取代了传统的工农，成为社会优势阶层。阶层之间利益与思想的分化和冲突趋于明显。流动与分化甚至造就了居住和生活空间的分隔与冲突，熟人社会越来越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社会信任快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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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急速转型带来的影响和挑战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国家。急速转型的巨型社会如何重新团结和组织起来？这已成为大国善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流动与分化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然后果。只要在合理范围之内，市场机制的确在宏观层面实现了更加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在微观层面提高了激励，提高了单位劳动生产率。但是，流动与分化给社会团结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改革的前20年里，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劳动者的社会保护机制有天壤之别，享受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高度不均等。在私营部门就业，劳动者得到的工资几乎就是所有，谈不上福利与保障。企业蜕变成纯粹的劳动场所，不再承担基本的社会保护功能，更不会提供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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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也在急剧下降。面对市场化转型，国家一方面需要调整职能，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另一方面需要提高汲取能力，摆脱财政约束。“小政府、大社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广泛倡导，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承担起原来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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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不再办社会，国家消极地退出。然而，国家退出后，“大社会”并没有自动形成，而是被大市场取而代之，后勤社会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风起云涌。利益和利润成为资源的指挥棒，流动到了可以获利的每一个社会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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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的，更不会自动顾及公平、均等和团结。当社会领域也开始按照市场规律运行时，教育、医疗、住房开始被老百姓戏称为“新三座大山”。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机会公平也在失去。到本世纪初，社会保护缺乏和公共服务不足成为影响民生的突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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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下，政府的确在收缩和放权，但释出的权力更多地跑到了充满竞争的市场之中，“大社会”变成了“市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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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3. 社会治理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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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后，一个失误是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国家主动向市场的分权，而从一开始向社会的分权就相对消极和被动。单位体制收缩，国家退出，而新的社会再组织机制尚未形成。当“市场”、“竞争”、“私有产权”、“利益”、“自利”等观念迅速占据人们头脑之后，相对应的“社会”、“合作”、“公共品”、“公益”、“利他”等观念却被人们所遗忘。此时，家庭受到冲击，基层社区呈现涣散状态，社会组织体系的建立起步艰难，社会如何重新黏结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党和政府组织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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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口转移过程能形象地说明这种挑战的严峻性。在上世纪90年代末大刀阔斧展开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三年脱困”改革中，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就业。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04年与1995年相比，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 908万，下降37.8%；城镇集体单位在岗职工减少2 698万，下降76%；二者合计减少6 606万，下降47.5%。在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与攻坚脱困目标相继完成后的2001年，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职工在城镇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37%；2006年降到25%以下；2012年降到20%。而在改革之初，这一比重几乎接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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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比重的快速下降对社会治理变迁具有关键意义。如果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可视为所谓“体制内”单位，那么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户和自由职业就是所谓“体制外”单位。“体制内”单位不仅仅是就业场所，在这些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相对健全，共青团、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基层组织也能延伸其中。“体制内”单位既提供经济参与机会和社会保护，同时也延伸和分担了政党和国家的政治教育和社会控制功能。相对而言，“体制外”单位只是纯粹的就业场所，党和人民团体的延伸覆盖远不及“体制内”单位，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大大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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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多数人都在“体制内”就业时，分散的个人借助单位体系以及单位化居住空间关联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党和国家的政治教育、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都可以借助单位的触角延伸到其中的每个人。当大多数人都在“体制外”就业时，借助于就业单位的政治教育、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就不再那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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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党面临的挑战非常明显。虽然党员人数保持持续增长，但党的基层组织开始出现涣散状态，更难以延伸进入私营部门。此时，人民团体同样面临成员流失、基层组织收缩的痛苦局面，难以发挥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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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来临之时，党下决心在私营部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人民团体基层组织建设。但这种努力只带来了统计数据上昙花一现式的繁荣，当一阵努力过后，基层组织数量经历了短暂的快速回升，又快速地重回收缩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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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会为例，从1993年开始基层工会数量一直下降，1999年达到最低点。2000年11月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会议”，决心扭转这一局面。到2002年底，基层工会数量的确比2000年翻了一番，由85.6万个增加到了171.2万个，然而到2003年底又回落到了90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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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也有同样经历，2002年底基层组织数从1999年的254.9万个增加到了272万个，但2003年又回落到255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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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革命到建国，共产党一直是我国社会组织化的中枢系统。党的组织建设对于社会治理具有根本性意义。当党及作为外围组织的人民团体遇到组织体系难以延伸到体制外的巨大挑战时，说明我国社会治理也面临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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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组织延伸方法遇到了障碍，必须找到新的途径将离散化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法还不能与中枢系统发生脱节，否则会出现国家与社会的解纽，使这个巨型社会重新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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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重建社会”不仅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更加成为决策者议程上优先级越来越高的议题。回顾从“和谐社会”到“社会治理”在党的核心文件中提出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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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体制内城镇就业人口比重降到30%。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党亟待加强的一项执政能力。2007年，党将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并列，国家建设体系由“三位一体”扩展为“四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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